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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天皇的愤慨呵斥，近卫首相几乎无言以对，坂垣陆军大臣则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声。天皇终于不耐烦了，他扔给众臣一个大大问号，然后拂袖而去。宫内史官连忙记下天皇玉音，将这个最高指示载入史册。
天皇责问大臣：圣战何时休？
在随后进行的内阁会议上，大臣围绕天皇玉音进行深入领会和激烈争论，天皇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休战，更不是要失败，而是要尽快解决支那事变，也就是取得胜利。内阁会议检讨从前的战争政策，决心立即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决定放弃“第一次近卫声明”的主旨即“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确定在占领武汉即捞回失败面子之后重提“国民政府倘能抛弃原来之错误政策……则帝国亦不加以拒绝”。也就是愿意坐下来认真和谈。
这便是后来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
短短数月时间，日本政府一反常态出尔反尔，接连发表内容自相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的所谓“近卫首相声明”，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已经陷入难以承受之重的战争困境中。
日本情报部门根据大本营指示调整对华方针，采取分化瓦解国民政府的政策，重开与反蒋势力的秘密谈判大门。
７
心灰意冷的谈判代表高宗武准备搭乘法国客轮回国。
他本来可以直接经广州到武汉，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必须绕道越南西贡再换乘法航班机回国。这是因为对日谈判是个绝密行动，万万不可引起外界猜疑。
法国客轮停靠在维多利亚港口，乘客多为前来亚洲旅游的西方游客。当高宗武匆匆赶到码头，殷勤的服务生准备将客人皮箱送上船时，一个西服革履的日本人像影子一样出现在他的身边。彬彬有礼的日本人手持一束鲜花，那束花既不是祝福朋友平安的石竹玉兰，也不是被西方人视为友谊象征的郁金香，而是被当作某种礼遇的黄菊花。高宗武几乎惊呆了，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久未露面的日本间谍头子伊藤芳男。
伊藤笑吟吟地说：我特意赶来给高先生送行，但是本人私下认为，阁下应该乘坐的不是这条法国船，而是另外一条。不知道高先生意下如何？
他用手一指，那条“另外的船”就是停泊在同一港口的日本客轮“日之丸”号。
高宗武大喜过望。他本来灰心丧气无功而返，不料最后一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当然不是他的所谓诚意感动日本人，而是日本人的需要成就了他的使命。
高宗武成为抗战爆发之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国民政府外交特使，不过他代表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汪精卫集团。高特使秘密访日长达十七天，受到日本阁员亲自接见，并就汪精卫脱离国民党和重组南京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由此拉开一段大汉奸汪精卫出走以及投靠日本人的历史序幕。
第二十五章大撤退
１
我父亲一家直到七月末也没能撤出武汉。
大撤退伊始，由于船只车辆都被政府征用，裕华纱厂机器设备堆积如山，但是我爷爷张松樵回天乏术，眼看日本人逼近却难有作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船只和运输工具，我爷爷和他的家人还有他视同生命的工厂就等于统统判处死刑。
这时候他看到黄河决口的悲惨新闻。
我父亲说，六月中旬武汉各报纸纷纷报道了日机野蛮轰炸花园口大堤和黄河决口的重大事件，还配有若干记者发自郑州前线的照片。我爷爷一打开报纸就惊呆了，他连忙派人前往河南老家打探消息，过不多久那人回来报告说，火车只开到鄂、豫交界处就不走了，听说河南方向桥梁坍塌，豫中、豫东已成泛区，而铁道沿线所见都是逃难灾民，如此云云。另有消息说日本人亦为洪水所阻，已经退回徐州去了。日本人撤退的消息虽然令张松樵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那段时间老人家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常常独自站在江边发呆。
黄河改道的消息震惊全国，黄泛区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黄泛区的种种惨况，武汉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纷纷组织赈灾活动，呼吁救助无家可归的黄泛区同胞。不久就有成群结队的北方难民出现在武汉街头，他们沿街乞讨其状甚惨，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父亲说，有一天家门外来了一个陌生人，他拄着一根打狗棍，身披破麻袋片，分明是个衣衫褴褛形同枯槁的白胡子乞丐。但是张松樵快步迎出门去，他老人家当场双膝下跪，抱住老乞丐痛哭失声。
白胡子乞丐就是来自河南老家的我大爷。
张松樵在家中设下灵堂，带领全家人面北而跪，朝着那片黄水滔天的祖宗血脉之地重重磕下几个响头。后来我大爷随我父亲一家逃难去了重庆，距离他受苦受难的中原故乡越来越远，直到１９４０年去世，葬于重庆黄角垭，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令这位饱受苦难的河南老人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２
来自北方的战争压力一旦缓解，陷入瘫痪的政府职能迅速恢复运转，武汉街头的电灯重新亮起来，商店开门做生意，郊区的粮食蔬菜摆上市民的餐桌，警察上街巡逻，像流行病那样蔓延的恐慌和犯罪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一些已经转入地下的抗日救亡团体重新活跃在街头上，抗日集会和群众游行再度呈现轰轰烈烈之势，社会秩序不再混乱，人心得以稳定，不再那么谈“日”色变和惊慌失措。
政府部门组织的撤退工作也大有起色，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空车皮和车辆源源不断地驶入武汉，而从长江上游赶来支援的机器船和木船的队伍也络绎不绝。交通委员会每天都要发布交通公示，将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社会团体和民众纳入分期分批的撤退计划，组织他们分别向湖南、广西、四川和西北地区疏散。总之，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获得一个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从而避免重蹈南京陷落时那种争相逃命的悲剧覆辙。
抗战前夕的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发起一场旨在筹集抗战资金的“献机祝寿”运动，湖北省总共捐献飞机三架，其中一架为张松樵个人认捐（十万大洋）。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武汉各界隆重纪念抗战一周年“国耻日”，同时宣布发起为期三天声势浩大的“抗战献金运动”，这次捐款的主要用途是救济灾区。
据《新华日报》载：毛泽东等中共参议员宣布，将国民议会的当月薪水捐献出来救助黄水灾区。许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市民踊跃认捐，连乞丐和监狱里的犯人都掏出身上仅有的硬币，还有一群小学生主动绝食一天，把饭钱捐给灾区。
总之，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事迹比比皆是。
这时张松樵作出一个惊人决定，宣布要向黄水灾区捐献一笔巨款，这笔巨款的数目相当于救助一万个难民吃整整一年的粮食。
张松樵的决定遭到所有亲友反对。
当时裕华纱厂搬迁受挫前途未卜，远在重庆的新厂区还是一片空地百废待兴，而张松樵的个人资金状况也相当不妙：战争不仅破坏工厂生产，而且令他失去许多市场，固定资产大大缩水，流动资金捉襟见肘等等。此时人人都很清楚，工厂搬迁过程中每分钱都很重要，都应当花在刀刃上，何况流动资金等于工厂的血液，是工厂重建和恢复生产的根本保证。他们纷纷劝阻道，灾区那么大，受灾民众那么多，你就是把工厂全部捐出去也不过杯水车薪啊！何况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捐出那么一点聊表寸心就行了，何苦把自己填进战争的无底洞里去呢？
但是张松樵是个固执的老人，他早已过了那种心血来潮的年纪，一旦作出决定便很难改变。只有我奶奶柳韵贤理解她的丈夫，她清楚这个比她大三十二岁的男人永远都是河南老邓家的血脉传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比火焰还要炽烈的血液，这片热血炙烤着他的灵魂，令他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所以他必须以这种超乎寻常的方式报恩。于是我奶奶当着全家宣布一个决定：工厂是你的，我和孩子也是你的……我们跟你一道捐。
我奶奶再次变现了属于她个人名下的全部财产，包括房屋、嫁妆和私房钱，变卖金银首饰，从而使我爷爷捐款赈灾的心愿得以圆满实现。
３
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汉大本营下令集中一百多万部队，其中包括几乎所有中央军主力迎击来自长江下游的日军进攻。
中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武汉会战拉开序幕。
站在作战沙盘跟前的蒋介石目光灼灼信心百倍，他看到他的对手正在由一种主动进攻变为被动进攻，从两面夹击变为单路出击，说明日本人的战场优势遭到大大削弱，战争形势由此发生转折。他看见长江两岸的鄂、皖、赣诸省，从北向南分布着重重叠叠的大别山、霍山、九华山、庐山、幕阜山，百万中国大军构筑多重坚固防线，居高临下严阵以待，而敌人华中派遣军则只能被迫沿着崎岖狭窄的长江水道向上仰攻，这些地势险要的高山大川必将大大削弱敌人战斗力，令敌人先进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作用。这样就等于中国人替他们的对手选择了一个最为不利的作战方案，然后把被动进攻的沉重包袱扔给像蜗牛一样在山区爬行的日本人。
当时有苏联军事顾问询问蒋介石：日军只有四十万人，百万中国大军是否有可能战略性歼灭一部分日军？
蒋介石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回答说：您说得很对，日本人很快就会感到捉襟见肘，我们一定会用时间和空间来打败日本人。
记者问：国民政府是否准备放弃武汉？
蒋介石则以坚定的语气表示：你错了。我们一定要保卫大武汉。敌人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记者追问：您的意思是，国军要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
蒋：是的。我可以公开地告诉你，国民政府已经调集百万大军，此外还有二百万预备队，他们都部署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沿岸。任何来犯之敌一定会遭到迎头痛击，被无情消灭。
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第一届会议上信誓旦旦地保证：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他还宣布决不姑息任何背叛国家和人民的败类，任何人与敌人和谈都将被视作叛国通敌，都将以汉奸罪论处，云云。
其实上述舆论都是蒋介石公开施放的烟幕弹，作为军事领袖，他自然深谙“兵不厌诈”的谋略之道，这种高调决战的姿态都是做给日本人和党内政敌看的，换句话说就是恫吓他的敌人。事实上号称“百万大军”的中国军队并未全部参战，他们相继投入的许多番号都是用以迷惑敌人的手段，西方媒体信以为真，争相报道中国大军云集武汉，将与来犯日军进行战略大决战的重大新闻。而不明真相的国内舆论和民众也一派乐观，以为日本人必败，武汉从此高枕无忧。
在随后召开的大本营作战会议上，蒋介石严厉训斥了那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军队将领，把他们的脑袋比作“蠢驴脖子上的那个东西”。蒋介石总结说：去年“淞沪会战”打破日本人速战速决的神话，这是我军取得的第一个阶段性重大胜利。不久前结束的“徐州会战”，我军成功突围，致使日军捕捉我军主力的战略企图破产，特别是黄水泛滥打垮敌人华北派遣军，等于折断敌人最具威胁的一把尖刀，这是第二个阶段的重大胜利。现在我们必须争取第三个也是最关键性的胜利，就是成功实施战略大转移。因为民众撤退需要时间，转移工厂机器需要时间，后方建设也需要时间，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阻击日军，延缓他们的进攻步伐，争取宝贵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将取得第三个阶段乃至整个抗战的彻底胜利！
蒋介石向空气中伸出一个巴掌来，他宣布说：五个月！这是我对你们唯一也是最后的要求……你们必须用决死的抗战精神，坚决从敌人手中夺回宝贵的五个月时间，那么我国民政府就守住了中国抗战的半壁江山！
根据蒋介石指示精神，会议确立会战原则如下：
第一，实施层层防御，将阻滞日军的时间从原先三个月延长至五个月，也就是说日军突破武汉防线的最后时限不得早于十月底。
第二，全面加快战略大转移的步伐。将原定计划十个月的撤退周期缩短到五个月。组织全国交通工具支援武汉，按照军工、民用、社群的顺序进行有序撤离。所有撤退工作必须在十月底之前完成。
第三，组织华中各省抗日武装，在敌后发动持续有效之袭击，破坏公路桥梁，烧毁仓库粮草，配合正规军实施武汉战役。等等。
蒋介石任命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为前敌指挥官，自己则坐镇武昌，亲自统领三军会战。
４
汪精卫得知高宗武赴日本成行的消息，不由得欣喜若狂。
高宗武给汪精卫的密信称，日本方面确有诚意结束战争，重新缔结中日提携的友好条约。对于汪精卫提出的和平条件，日本方面称凡不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都可通过谈判来实现。
高宗武信中还透露说，日方期待组建一个对日友好的新政府来取代蒋介石国民政府。只要汪精卫同意出任新政府首脑，日本方面将全力支持并维护与新政府的友好关系，实现大东亚共荣等等。
这就是说，“和谈派”的坚持不懈终于获得突破。日本人开战初期那种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战争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至少不再最后通牒和漫天要价。日本人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第一次明确回应并向汪精卫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说明他们需要“和谈派”，需要通过包括和谈在内的手段来解决争端。
日方态度的一百八十度转弯令汪精卫大有绝处逢生之感，经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紧张研究，他们共同起草一份《对日和平之原则》的文件，提出响应日本人和平谈判三大主张：第一，中日一旦和谈成功，汪精卫等人即脱离国民政府，并发表公开声明。第二，联合南方各省公开通电“拥汪反蒋”，重组一个真正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第三，日本方面为显示和平诚意，应尽快停止其军事行动，放弃主权要求，并且逐步实现从华中、华北撤军。
按照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如果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来实现和平，实现日本停火撤军，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国土，岂不是证明“和平救国”路线的英明正确？汪精卫岂不是成为拯救四万万中国民众于战争水火的大救星？而假日本人之手来取代蒋介石和帮助自己上台更是梦寐以求的心愿，否则这个号称“爱国者”的国民党副总裁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偏要去做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首脑呢？
经过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１９３８年秋天，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汪、日正式会谈”在上海秘密举行，因会址选在一处名为“重光堂”的日本会所，所以又称“重光堂会议”。出席会谈的汪方代表是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日方代表为陆军大本营情报军官影佐帧昭大佐、今井武夫大佐等人，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的秘密文件。该文件出笼标志国民政府内部两大阵营彻底决裂，作为“亲日派”代表人物的汪精卫终于迈出投靠日本人和卖国求荣的关键一步。
出逃之前的汪精卫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国民党副总裁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角色，他依然出席各种抗战集会，到处发表抗日演讲，大声疾呼抨击时政，抨击各种社会弊端。但是这个披着抗战外衣的大人物内心立场已经发生彻底转变，成为一头披着羊皮的狼。他指示手下不遗余力地刺探国家机密，大量收集情报，包括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等等，只待时机一到，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投降派就要彻底撕下伪装，暴露出认贼作父的庐山真面目来。
５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十月末，当第一支风尘仆仆的日军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出现在汉口郊区的马路上时，他们发现这座被称作“抗战心脏”的华中重镇空空荡荡，中国人把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统统搬走了，武汉已经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在天河机场外围，日军遭到火力阻击，指挥官举起望远镜，他发现机场跑道上竟然还停泊着一架未及起飞的飞机。
他判断这是一架临时发生故障的飞机。
日军指挥官喜出望外，下令向机场全力攻击，此时他的部队距离机场跑道只有不足两千米，如果他们运气好的话，完全可能赶在飞机修好之前占领跑道控制机场，然后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