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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十分丑陋。索尼娅总是在家里煮好饭送来给她吃。典狱长只准她看有限的几本书，这件事令她十分懊恼。但是她没有任何自怜。
谈话快要结束时她说：“1976年我在德里见到克里希那吉时，他问我有没有认清一件事。即使我行为正当，也得面对后果，因为他们一定会毁掉我。”
一点以前我们回到房间午餐，除了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之外，还有玛丽？津巴乐斯特。克里希那吉那天充当主人。看到他彬彬有礼地扮演着主人的角色，令人感到十分温暖。他全神贯注地听她说话，很体贴地注意上菜的情况。他和大家讨论国家大事，也谈到人类面临的问题。
午餐时，玛丽？津巴乐斯特问英迪拉：“牢里是什么情况？”
英迪拉很快地回答她：“不太舒服。”接着她说他们给了她一张木板床，但是上面没有垫子。她用被子遮住窗户，以免阳光进来。她在牢里接到两封未具名的电报，其中的一封写着：节俭度日。另外一封则建议她没事就数一数窗户上的栏杆。她真的照做了。
M。S。舒芭拉克斯密是演唱南印度卡纳蒂克乐曲的著名歌者，这位女士不但嗓音美妙而且仪表庄重。当天晚上她要在瓦桑？威哈尔为克里希那吉献唱。克里希那吉邀请英迪拉前来欣赏。她说当天晚上有好几个会要开，但是她会想办法脱身的。
前来听演唱会的人相当多。克里希那吉坐在前两排之后的地板上，靠墙的位置摆了许多椅子。英迪拉进来时，舒芭拉克斯密正在演唱，于是英迪拉悄悄坐在靠门口的椅子上。看到她，我立刻站起来坐到她旁边的椅子上。我可以感觉到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在盯着她看。克里希那吉虽然注意到她的出现，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一个小时之后，她站起来悄悄走出大门，我跟着她走出来，却发现克里希那吉已经在外头等候。他看到她离开座位，于是很快地走出玄关，和她说再见。他热情地握住她的手说：“再见了，夫人。请保重。我们会再碰面的。”
1979年反对派带给英迪拉和她家人的骚扰已经变得无效。紧急状态之后，印度人民曾经反叛过她，但是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英迪拉蒙羞。对他们而言，她仍然是英勇无比的尼赫鲁的女儿。有一天傍晚她告诉我她是打不倒的。童年的艰困生活，帮助她发展了求生的本领。她能够忍受任何困境和损失，而且能过最简朴的生活。这种求生的本领使她能立刻排除不必要的情绪，直接面对危机；这种本领也使她有能力感受印度人的情绪变化。作为一名聪明而有洞见的政治家，她一看到人民党分裂，便立刻采取行动。她到全国各地举行小型和大型的演讲。过去的三年里，她遭受过严重的迫害、孤立和人们的背叛，她必须运用所有的知觉来保护自己和儿子。这些打击把她训练得极为警醒。1977年底克里希那吉返回印度，大选的日期已经宣布。她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上说明她无法和他见面，因为她必须到处旅行。
选举的结果传来时，我正在前往德里的飞机上：她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第二天早晨我去见她。威灵顿街十二号已经围满了拒马，附近有一群人在那里骚动。她拥抱着我，泪水涔涔而下。虽然她知道自己再度得势，但一时还承受不起胜利的震撼。
我前往孟买，第二天克里希那吉也随后抵达。我们谈到英迪拉和她的未来。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显得非常严肃而沉默，我们一起安静地坐着。他告诉我英迪拉在未来的一年将面临巨大的痛苦，我应该尽可能留在德里。他说：“你和我这个局外人这么接近，同时又是总理的密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巧合。你要十分警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意外。你必须深入觉察自己的每一个思想和行动。”虽然我无法回答他什么，但是他的话已经深入我心中。他一定感觉英迪拉被某个黑暗的东西笼罩，但是他并没有加以说明。
我从2月初开始固定地前往德里。我没有在任何政府单位任职，直到9月底。6月我到克什米尔的总督L。K。贾的家中做客，我接到一通电话，才得知桑贾伊因飞机失事而受了重伤。我立刻搭机前往德里。在飞机上我遇到卡伦？辛格博士，他告诉我从德里有消息传来，桑贾伊已经过世。克里希那吉发了一封电报，由我交给英迪拉。
我写信给克里希那吉详述这个不幸的事件，他立刻从格施塔德写给我一封回信：“这件事对她是个可怕的打击，我希望她能复原。”我建议他写封信给她，和她谈一谈如何面对死亡。他回答：“我刚才在公开聚会中才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写信和她讨论如何面对死亡是不妥的。我想和她面对面地聊一聊。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
英迪拉强忍住眼泪，抬头挺胸地面对桑贾伊的死亡所带来的打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的身体开始透露她心中的剧痛。早年她嘴角的坚毅和眼神的温情，时常令人感觉不太协调，现在她那份强悍的感觉已经消失。她甚至无心梳理头发，步履也变得沉重了。
她开始接到各式各样的电报和信件，里面夹着拉吉夫？甘地将遭受灾难和危险的命相图。有的命相家甚至声称几个月前就预知桑贾伊的死亡日期。很明显，这些新出炉的命相图都是用来打击她的士气的。我建议她把这些信件扔出窗外，她显得有点犹豫不决。她很沉痛地说：“死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已经超过六十岁了，而且也活够了。但是桑贾伊还那么年轻。”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拉吉夫脸上的表情十分阴沉，索尼娅泪流满面，桑贾伊的年轻寡妇曼尼卡缺席。英迪拉起身告诉我们，当天晚上她还有四个小时的工作要完成，她垂头丧气地走向大门，看起来苍老而筋疲力尽。
1980年11月初，克里希那吉从布洛克伍德公园返回马德拉斯。他将前往斯里兰卡的科伦坡举行四次公开演讲。11月的第四个礼拜，克里希那吉来到瑞希山谷。美国和英国基金会的成员也在山谷会合，准备一起参加马德拉斯的会议。12月我接到英迪拉？甘地的电文，她和拉吉夫、索尼娅以及他们的小孩拉胡尔与普丽扬卡，准备一起来瑞希山谷看望克里希那吉。克里希那吉不知道总理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山谷看望他。他和我谈到他对她的那份特殊的感觉。他们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那时她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不久就面临丧子之痛。
总理特别交代这是一次私人访问，她不希望内阁阁员和其他的国会代表挤满了校园。另外她还告诉保安人员不要在校园出现，因为她知道克里希那吉对枪支和制服一向有些敏感。这个区域的行政长官和警察局的官员们都感到不知所措。警察必须负责保护她，但是又不能露面。这件事后来变成了一场游戏，每个警察都在找寻适合藏身的树丛。一名相当肥胖的警员，竟然躲在一棵苗条的尤加利的背后。校园里总共藏匿了将近五百名安全人员。
英迪拉的座机降落在校园外几英里远的一处临时跑道上。我钻进她的车里，我们一同开往瑞希山谷的大门。门口站满了村民、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他们都拿着花环迎接她。她跨出车外，和他们一一交谈。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30章 她非常脆弱（3）
我带她去见克里希那吉，克正站在老宾馆门口的阶梯上迎接她。他们交谈了几分钟之后，克里希那吉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开车带她环绕校园。我们带她参观学校的建筑物、农场、稻田以及乡村小学。她很留意地观察四周的树木、碧绿的稻田和工人们的家。我在儿童宿舍前停了下来，她进去和孩子们说话。她没有作什么评论，但是我知道她很感动。最后我们到达会议大楼，她和拉吉夫在大楼前种下了几棵榕树的树苗。
种完树之后，我们进入会议大厅。克里希那吉安静地走了进来，坐在英迪拉的身边。大厅里寂静无声。接着孩子们开始以完美的音调诵唱梵文诗句。诵唱结束之后，克里希那吉要求英迪拉为大家说几句话。她说首先发言的应该是克里希那吉，于是他坐上讲台和孩子们说了几句话。他说完话之后，她脱掉鞋子走上讲台，然后坐了下来，很简短地向大家致词。
她和克里希那吉一起走向那幢老宾馆。我和她的家人走在后面。克里希那吉的房间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大家就利用那个地方用茶点。瑞希孔达山丘被几棵大树遮住了，大树的枝干甚至伸进了这个空间。瑞希山谷的大厨师帕拉？麦斯瓦伦以做得萨斯饼闻名，英迪拉和家人吃得非常开心。克里希那吉发现她需要洗手，于是叫帕拉？麦斯瓦伦拿洗手盆来。学校里没有这种器皿，只好用汤盘代替。克里希那吉看了我一眼；英迪拉注意到这个眼神，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她要求和克里希那吉私下谈话。他领她进入自己的房间。这时拉杰斯？达拉尔带着孩子们健行，拉吉夫和索尼娅一起参观校园。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谈了很久，后来两个人去乡间散步。路旁的树丛里藏满了保安警察，他们穿过芒果园走向瑞希孔达。太阳正要下山，天空好像快烧化了。英迪拉轻而易举就能跟上克里希那吉的脚步。
那天傍晚在榕树下有一场音乐会，后来又举行了月光晚宴。英迪拉显得很放松，她说了许多故事，自在地加入大家的谈话。我很仔细地替她安排了面对瑞希孔达的房间。从房间望出去，尽是树木和长满了野花的草地。她注意到那些植物、山丘和屋子里的气氛，于是称赞此地的安静与祥和。第二天她与克里希那吉共进早餐。
她在瑞希山谷停留的十八个小时里，克里希那吉的慈悲一直环绕着她。我不知道她是否察觉到从他身上散发的那股治疗身心的永恒能量。《梨俱吠陀》提到，“能找到草药和植物的地方，就会发现治疗疾病及邪恶的医生。”
我陪她一同返回德里。她在飞机上睡得很沉，没有醒来过一次。这场睡眠似乎产生了疗效。
英迪拉从瑞希山谷带回了慈悲和平安。不久就证实了这点，因为她的感官又变得敏锐起来。她疲惫的脸孔再度显得年轻而易感。她的步伐加快了，肩膀也不再下垂。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31章 你对她的怀念只会造成她的执着（1）
让她去吧！
1981年的10月26日，克里希那吉搭乘德航返回德里；他生了一场病，因此身体很虚弱。阿希特陪在他身旁。印度总统尼兰？桑吉瓦？雷迪曾经是瑞希山谷的学生，他通过助手捎信给克里希那吉，邀请克里希那吉到他德里的家中做客。我们向总统解释克里希那吉的病情，于是他最后决定与克里希那吉共进午餐。
克里希那吉抵达的第二天就和我谈起英迪拉。他想知道她的内心世界，譬如她有没有宇宙观，她是否察觉人类面临的危机？我的回答是，我觉得她有宇宙观，也能完整地看到问题。克里希那吉问我，她能不能放弃国家主义。我说不可能，她不可能这么做，而仍旧充当印度的总理。接着他开始谈起各国的武器竞赛，人类面临的危机令他感到十分不安。同时他也预言了一些英迪拉的未来。印度的腐败和暴力愈演愈盛，他问道：“她能不能采取行动，加以控制？她的处境非常脆弱。”
我问他过去这些年为何那么关心英迪拉，他到底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表示这是一个还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显得很感兴趣。长久以来他一直把她放在心中，他觉得他能和她神交。这时突然有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英迪拉邀请克里希那吉一起饮茶，她站在玄关外等候他。他们谈了两个小时。谈话结束之后，她进入起居室，我和索尼娅及曼尼卡仍然在里面等待。她问我们几点钟了，我们告诉她已经七点三十分了，她笑着说她完全忘了时间，而且错过了一个会议。她带孩子进入克里希那吉的房间，把他们介绍给他。不久英迪拉便送我们到大门口，和我们道别。回程中克里希那吉显得非常沉默。后来他才告诉我，他觉得英迪拉的家气氛很紧张，里面的人压抑了许多情绪和恨意。他曾经问英迪拉是否有什么问题，她的回答是：“就像每一家一样，不过是些普通的争吵。”但是克里希那吉并不满意这个回答。他觉得她们家里的气氛很不对劲，而且充满暴力。
11月2日，我们应邀到总统的寓所午餐。阿秋、那拉杨、南迪妮和我陪同克里希那吉。他穿着一件镶红边的多蒂和一件树皮色的手织蚕丝库尔塔，肩膀上披着一条安格瓦斯特拉姆。他高挑、笔挺、安详，眼神显得严肃、清澈而又慈悲。这名智者周身散发着无我的光华。总统桑吉瓦？雷迪以传统的大礼接待克里希那吉。范卡塔拉曼和克里希那吉相识多年，他打破沉默，开始谈话。几分钟以后，英迪拉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像一位精灵的小女孩，眼神闪闪发光。她立刻走过去和克里希那吉打招呼。
午餐时，英迪拉坚持要跟克里希那吉说法语。克里希那吉的法语说得相当标准，他用字遣词的练达，令英迪拉十分开心。她发现总统很感兴趣，一直倾过身来听他们说话，但是又听不懂，因此显得有点气馁。午餐后总统把克里希那吉送到门口，大家互相道别。那真是一个有趣而又令人怀念的插曲。
1981年12月初，克里希那吉从瓦拉纳西回到德里。那天是“顾特布宣礼台惨剧”发生的日子，有四十五名学童在暴乱中丧生。英迪拉从出事现场到我们的寓所用餐。看到那些残缺的尸体和伤痛欲绝的家属，她脸上的表情和眼神都十分阴沉。克里希那吉已经听到这个不幸的事件，因此在门口等候着她。她和他私下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出来晚餐时，她脸上的表情已经柔和多了，但是眼神里仍然隐藏着悲痛。
那天晚餐的话题，转向印度的各种神迹和超感现象。克里希那吉说了一件他在20年代初期遇到的事。他当时和弟弟尼亚住在瓦拉纳西，有一天一名很穷苦的人走进他们住的那幢大楼。他和他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要他们拿一张报纸给他。他要克里希那吉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报纸。克看着它愈变愈小，最后竟然无影无踪了。这名有法术的人没有跟他们要一毛钱就走了。
L。K。贾说他是在达尔彭加长大的。他们的家师是一位印度密宗的修行人。有一次他们家遭了小偷，他们的上师召见当时还是小男孩的L。K。，他在他的大拇指上滴了一滴眼药水。他要他全神贯注地盯着这滴眼药水。L。K。看着看着就出现了一个画面。一名男子把某样东西藏在稻草堆中。这名男子突然转过头来，L。K。很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孔。后来他把这张脸孔描述给上师听，而小偷就这样被抓到了，失窃的东西也在稻草堆里找到了。
英迪拉告诉我们一则发生在威灵顿街十二号的故事。那林？杜特？提瓦利（译注：当时的北方邦总督）有一回带了一名穿着多蒂和库尔塔的男子来见英迪拉，人们称他为巴尔提？巴巴或者水桶万事通。他要他们拿一个水桶给他，然后又指示英迪拉在纸上写下一个问题。她正在犹豫的时候，那林？杜特？提瓦利已经以印地语写下一个问题，然后又把那张纸放在水桶下。接着巴尔提？巴巴又要他们给他一张干净的纸和一些牛奶。他把这张纸放在水桶里，再把牛奶洒在水中。两分钟之后，他把纸从水中取出。那张纸的两面都浮现了用印地语写的字。那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妥当的答案。巴尔提？巴巴说他不需要练习静坐，就能展现这一特异功能。这是神的意旨，它很容易就会消失。他谦虚地表示刚才发生的事都不是他的法力造成的。
不久就轮到我讲故事了。我记得在希马特？尼瓦斯（我从前的寓所）曾发生过一件很奇怪的事，当时克里希那吉在我家做客。某天早晨，有两名穿僧袍的人前来敲我的门。年纪比较大的那一位手上拿着拐杖，另一位则相当年轻。那位年轻人说他们来自瑞希凯施，准备前往拉梅斯瓦拉姆朝圣。他们走在孟买的瑞奇路上，那名以透视眼闻名的上年纪的托钵僧，突然感觉附近住了一位非常伟大的神人。这位神人的光引领他来到我们的房子面前。他告诉我他想见一见住在这幢屋子里的圣雄。我知道克里希那吉很喜欢出家人，于是请他们进来和克里希那吉谈话。克里希那吉立刻从房里出来和他们坐在草席上。
克里希那吉握着那名年长的托钵僧的手，他们静静坐了一会儿，然后那名长者转向我说：“女儿，给我拿一杯水来。”我拿了一瓶水和一些杯子出来。他又要我去拿一个塔利（金属的器皿），然后他要我把水浇在他的手上，再让水流到那个器皿中。他示意我们尝一尝这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