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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母亲一样，斯维特兰娜有着俄罗斯女人的敏感、善良，她热爱音乐、文学，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为她日后成熟理性反省人生有极大帮助。成年以后，这位有着丰富人性的俄罗斯女儿越来越睁开眼睛，认清了社会的悲惨现实，灵魂与情感离开残暴的父亲渐行渐远，直至彻底决裂。她三十七岁那年，在有两次失败婚姻的情形下，认识并嫁给了一位衰病的印度共产党员辛格。辛格出身王公贵族，具有典型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气质，并为她带来了甘地“非暴力”、“坚持真理”、“不与人恶”的印度智慧，以及来自苏联以外世界各地的自由精神之气息。这是一个和她父亲完全异质的共产党员：凶狠与善良、暴戾与宽厚、虚荣与朴实、权力的力量与灵魂的力量。也许是对比太强烈了，斯维特兰娜被温和略带忧郁气质的辛格深深吸引。就是这个辛格告诉她，世界其他地方正发生的一些事件，是法西斯的重演。此时斯大林去世已十年，斯维特兰娜的身份却并未有多大改变。而对他们的结合，苏共当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极力阻拦，直到三年后辛格死去，也未正式批准斯维特兰娜和辛格的婚姻。她的心灵又一次遭到制度粗暴的蹂躏。后来她在《仅仅一年》中写道：“我们真没想到，居然和国家干上了。‘青铜骑士’重重地抡起铁拳，朝着那个安安静静带角质眼镜的人冲过去。在沉重的铁蹄下我们是无处逃生的。”
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具有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的不幸，亲人们的死亡，使斯维特兰娜不无柔弱的心创深痛巨。她从自身血泪斑斑处，认识到了事情的本质缘由。待辛格死后，她借送骨灰回印度之机，叛离苏联，完成了对人性、自由生活的追寻回归，难道不是情理之中的事么！
生活与现实，人性的逻辑，比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论或主义更能照亮人的眼睛，打开通向真实的道路。当一种理论或主义的实践致使千百万人遭受痛苦和灾难，它有什么理由要人依然供奉它如神明？人是万物的尺度，生命的尊严、良知和道德的价值至高无上，世间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戕害无辜生灵更为罪恶卑鄙的呢！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说：“是心灵领悟了上帝而不是理性。”斯维特兰娜饱经辛酸，中年以后皈依了俄罗斯东正教，内心起了更大变化。宗教中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戒杀”的律令，还有对仁慈、谦恭、平等爱人的教义，使她找到真理、灵魂存在的力量。她在书中写道：
小时候人家教我的好与坏现在交换了位置。别人教导我要把他们当成伟大人物的人在我眼前垮了。恶势力的权威已不复存在——无论他打的是什么最崇高理想的旗号。变成好人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善良真诚的人们，而不是靠镇压和战功起家的铁胆英雄。政治生活里的谎言和虚伪使人不能忍受。一切秘密、地下活动和偷偷摸摸的念头都极可憎。对人、动物，对任何生命形式所采取的暴力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
对于我，从精神囚禁中获得解脱过程和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个过程顽强不懈进行着。真理滴水穿石，透过了花岗岩。我不仅逐步对父亲的独断专行有所认识，而且也对他亲手建立的、戕害了千百万无辜牺牲者的血腥恐怖制度看得更清楚了。我也渐渐明白，不管那些同谋犯如何煞费心机，他们也不能逃脱罪责。这时，那座建筑在谎言基础上的大厦，一下从上到下散了架。
野蛮也许可以打败文明，暴戾也能残害无辜，专制可以置异端于死地。然在谎言和暴力肆虐的同时，天地间有一清明之气，我们仍然确信还有一种高于一切的力量，那就是对诚实、仁爱和真理的信仰。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消长进退中艰难前进的。冥冥中，上帝找到一个女人为他的代言人，斯维特兰娜的这两本书便是人性战胜暴力的宣言书。拒绝谎言，说出真相，为历史留下一份特殊的证词，她竭尽所能了。
认真极处是执着
？ 林子明
1944年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回忆：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明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滥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1〕。
学者金雁在东欧作访问研究期间，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波兰老人。她是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全家人都死在集中营。1992年圣诞节，金雁赶去华沙探望这位孤独的老人。老人十分高兴，穿上圣诞节刚买的新衣给她看，请她吃圣诞节的食品。最后老人搬出一个二尺见方的硬纸箱，里面有一大堆物品：小巧玲珑的圣诞树、老人穿的暖拖鞋、老太太穿的柔质大半身羊毛衫、火腿肠、巧克力、饼干、圣诞卡、圣诞饰物……圣诞节所需的吃、穿、用一切都有了。
“是谁想得这么周到？”金雁好奇地问。“德国人。”老人递给她一封德国政府寄来的用德、波两种文字写的慰问信。原来德国政府（统一前为西德政府）战后除了对纳粹受害者作出经济赔偿外，每年还“根据专立的档案，按性别、年龄和居住国的民俗，给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在圣诞节前寄去一封慰问信和一箱老人圣诞用品”〔2〕。这项政策已经坚持近半个世纪了。德国政府还良心债，一还就是五十年。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
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公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响隔壁房间人办公”。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气缸杂质长期徘徊在五千毫克。格里希上任后的第一个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把几个气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气缸中一抓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机厂的气缸杂质由五千毫克降到了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职（因种种原因）后，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记了自己已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
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比德国人更认真？
只有日本人！
让我们暂时抑制一下对日本人的愤恨，看看这个民族是不是值得全世界学习。
说日本人做事认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这不稀奇。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时做保洁示范，他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从中舀了一杯水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那才稀奇。
说日本人观看体育比赛，几万人离场，地上不留一根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这已为世人所熟知。其实这不算什么。首都师大政法教授房宁在日本曾亲历一次堵车，那情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空出一条无人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下行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挪，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3〕
说日本战后几十年，夜里十一时许多办公楼的灯仍然亮着，上班族在无偿加班，这只是小事一桩。比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印尼、东南亚一带深山老林竟还藏着不投降的日本兵（二战结束已快三十年了），那才令人震惊。
日本人分派，不论是左派、右派、中派、极左派、极右派，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是不走江湖。“日本没有走江湖这个词！”〔4〕
2002年4月11日，一个五十四岁的日本男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自焚。三十多年前，他是共产主义的纯真信仰者，那时他崇拜毛泽东。“毛1962年向日本劳动人民发表了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5〕那时他与他的同志们跟警察搏斗，高呼“毛主席万岁！”三十多年过去了，生活在富裕中的他感到信念与现实不符，为理想的破灭而悲伤，就自杀了。据统计，自日本的左翼运动陷入低潮以后，左翼分子自杀的事件每年都要发生几起。
极左派赤军尽管罪行累累，在信念上他们却也是单纯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赤军犹如头顶炸了一颗炸弹，他们所崇拜的毛主席“仅在一年前，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人民呼吁誓死进行反美斗争，并对当前革命形势作了严峻的分析：是革命制止战争，还是战争引起革命。但是现在毛本人却与他呼吁打倒的对象——美帝国主义的总头目尼克松秘密接触……百思不得其解”〔6〕。最后他们找出“结论”：该为尼克松访华感到惊慌的不应该是革命人民，而应该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和各国反动派。这说明“美国在印支军事上的节节败北，国内美元流失，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7〕。不如此解释，赤军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
赤军骨干坂口宏在狱中咏颂《长征》、《井冈山》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975年重信房子领导赤军武装占领了吉隆坡的美国大使馆和瑞典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释放坂口等七人出境。日本政府答应了这个条件。然而当牢门打开后，“坂口认为出狱对不起死去的战友，拒绝离开日本。1993年他被最高法院判决死刑，1995年执行”〔8〕。
左翼分子执着，一般群众也不差。
他们中有十年如一日，在内蒙古沙漠义务植树两百万株的“中国沙漠日本绿化协力队”；有二十年救助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生之父”；有在中东长年冒着炮火拓宽苏伊士运河的工人；有连续十个小时仰头作业（修复金阁寺阁顶），中间不上一次厕所的工匠；有为了研制碗装面，两年里顿顿吃快速面，最后把胃口吃倒的食品研制人员；有连续八年义务为侵华日军受害者打官司，胜诉后瘫倒在法庭的律师；有耻于领救济金，宁愿双双饿死的不止一对老年夫妇……
让我们再来看恶的一面。
在军国主义制度培养下，日本士兵丧失了人性，二战中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欠下累累血债；而当他们败亡时，日本士兵几无一人投降，或自杀或全部战死，亦可悲可悯。
塞班岛战役，得到强大海空军支持的十二万美军进攻孤军困守的三万日军。日军打到只剩下三千人，而后这三千人向美军发起了冲锋。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9〕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起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甚至有的赤手空拳，潮水似的涌向美军阵地”〔10〕。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日军最后冲锋的同时，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总共有一万多日本百姓死于自杀。塞班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国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日本士兵在洞穴内遭到的惨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们凄然绝望的敢死进攻，使得美国兵要牢记‘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来越困难”〔11〕。一些士兵泣不成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杀？”〔12〕
让我们去可怜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日军（不论其死如何“壮烈”）是很难的事，但其中神风突击队确实值得世人悲悯。“神风”全是十七八岁至二十多岁的大中学生，大多数未婚甚至未谈过恋爱。他们刚入伍就“樱花般飘落”，对各国人民还未及犯下罪过。
1993年，日本为死于“神风特攻”的一千多名学生兵飞行员举办了题为“学徒出阵五十年——苏醒的殉国学生的真情”的展览。一个前往参观的中国人久久停在一个叫植村真久的神风队员遗像前，心情很复杂：
这些年轻、聪慧的生命过早地消失了，像花蕾尚未绽放便在风雨中凋落。说他们是英雄，不如说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将东条英机的牌位与他们的牌位并列在一起，其实是对他们的嘲弄。〔13〕
植村真久是立教大学学生，战争末期入伍，昭和十九（1944）年十月作为“第一神风特别攻击队”从长崎飞往菲律宾，战死海上，年仅二十五岁。出击前夜，队友理解他的心情，用军用电话接通了他远在东京的家，使他能够通过话筒最后一次听到襁褓中的女儿素子的啼哭声。在致女儿的遗书中他写道：
素子这个名字是爸爸给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素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长大了，想念爸爸的时候，就到靖国神社来吧。你在心里默念爸爸，爸爸就会出现在你的心头……
二十年后，在植村的灵位前，长大成人的素子伴着《樱变奏曲》，为亡父跳起安魂舞……〔14〕
读着植村真久的遗书，看到他怀抱婴儿的照片，这位中国人“几欲泪下”。展览还感动了一位俄罗斯人。望着遗像上那一张张稚气的脸，一位来参观的俄罗斯女编辑凄然落泪。“当年是苏联红军扫荡了日本关东军，但来自苏联红军故乡的莫斯科某杂志社副主编卡列娜·德陶卡娜却被日本学生兵征服了。在《莫斯科女儿东京印象记》中卡列娜写道：‘青年学生面对死亡时的表情豪迈坦荡’；‘我理解了什么是大和魂。我又一次深刻认识到拥有那种表情神圣的青年人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民族。’”〔15〕
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担任中国战区（国民党战区）日军的受降工作。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对日军血腥暴行仍记忆犹新的中国军人，李默庵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切齿痛恨，另一方面伴随着受降过程，李默庵渐渐增添了感叹：
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
李默庵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颇有感受。透过日军交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16〕
日本民族的优秀品质来自何方？日本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称日本民族是中国田横五百士的后裔。
两千多年前，中国人也是一个执着、坚忍、忠贞的民族。其高风亮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诺千金事之多，几可称社会主旋律。说日本人是田横五百士的后裔这当然不可信，然而中国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母国却是千真万确的。
赵盾的门客程婴、公子杵臼舍命救护赵氏孤儿，前者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后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婴十几年忍辱偷生，直至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为赵家复仇之后，自尽而死。
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后，为了使太子丹无泄密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