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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水手》全诗625行，分为7段，由老水手叙述他在海上的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老水手与船员们驶船航海，骤起的风暴把他们的船吹向南极，一只飞落的信天翁为他们带来幸运，冰消冻解，老水手却射杀了信天翁，灾难从此降临。船驶入太平洋无风地带停滞不前，船员们备受炎热饥渴的折磨。他们把死去的信天翁挂在老水手的脖子上，惩罚他的杀鸟之过。驶来的骷髅船上的“死亡”与“死中之生”掷骰，“死亡”赢得全部水手，只剩下老水手在死去的同伴诅咒眼光中煎熬7天7夜。老水手怀着本能的怜爱向海中的水蛇祝福，信天翁从他脖上突然坠入海中，风雨降临。在他睡去之时，死去的船员们精灵附身，驾船回国，醒来后老水手向林中隐士忏悔，从此逢人便叙说他的故事以诫世人：“谁最爱世上万物，／谁的祷告最灵。／因为仁慈的上帝，／爱他创造的万物和人类。”这首诗的魅力不在于博爱得救的主题，而来自贯穿作品的奇特瑰丽的想象。华兹华斯曾在1798年写过一首叙事诗《彼得·贝尔》，写自私凶暴的陶工在驴对主人的爱的感化下洗心革面，被称为“华兹华斯的老水手之歌”。但其中缺少诗意，成为雪莱等人戏谑讥嘲的对象。柯勒律治的这首诗却以神奇的力量，摄住了读者。诗人没航过海，却驰骋想象描写出大海上神奇诡谲的图景：既有和风细雨，又有风暴狂澜，从天寒冰坚的南极到炽热灼人的北太平洋，女妖、精灵出没，而他又能以细腻的笔触写得栩栩如生，平凡的细节和富于诗意的想象交织，显示了他在《文学传记》中宣传的原则，即以自然、逼真的形象和环境的描写，表现超自然的、神圣的、浪漫的内容，使读者在阅读时“自动摒弃其不信任感”，感到真实可信。诗中充满抒情性的诗段，诗人采用隔行押韵的歌谣体，富有音乐性。
《克里斯特贝尔》是未完成的叙事诗。男爵的女儿克里斯特贝尔月夜跪在城堡外橡树前，为远方作战的情人祈祷，却意外发现一位落难美妇，遂把她领回城堡。在就寝时克里斯特贝尔才惊骇地发现美妇是女首蛇身的妖魔，但她已被妖魔施了魔法，无法向父亲说明真相。次日，妖魔冒充男爵故友的女儿，受到男爵的款待。故事到此中断。诗的背景放在中世纪，诗人以出色的诗行，成功地创造出与“歌特式”小说相似的神秘恐怖气氛。只闻猫头鹰凄叫的沉沉黑夜里突然传来的痛苦的呻吟声，进城堡时狗的躁动，将熄炉火的突然燃烧等，都成为将到来的恐怖场面的凶兆。
《忽必烈汗》是3首诗中最短的，柯勒律治年青时为治病痛服用鸦片，以后渐渐成瘾。据他自述，一次他在读关于忽必烈汗建造宫殿的记述时感到不适，吞服鸦片后睡下，梦中得诗二三百行，醒后他立即记下，但被客人们打断，只记了54行。《忽必烈汗》中，没有超自然的人物、事件，但异域神游同样令人着迷。在遥远的东方，忽必烈下令在上都建造宫殿，那里有清澈河流，深不可测的洞穴，花草并茂的花园，古老幽深的森林，巨壑下，泉水汹涌，石块飞舞。断片最后部分，突然转向手拨琴弦的非洲阿比西亚少女，听着这美妙的音乐，诗人如饮琼浆玉液般陶醉痴迷。这篇梦境之作，再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想象力。
柯勒律治其他优秀诗篇还有 《霜夜》。这首诗以简捷的对话式语言，讲述诗人在霜夜的心理活动。他忆起童年，默想他孩子的未来。《沮丧》初稿采用写给萨拉·哈金生的书信形式，诗人曾陷于对她无望的爱情。诗人描写了自己沮丧的心情，追忆过去，他聆听风声驰骋想象，内心情感起伏不平。
《致威廉·华兹华斯》和《菩提树我的监牢》分别写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和兰姆，都是被露内心感情的佳作。《青年与老年》悲叹青春的消逝，暮年的来临。这些诗表现诗人晚年生活遭遇和抑郁寡欢心情。
柯勒律治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文学传记》记述自己的文学生涯，更主要是发挥文学，哲学思想。通过对他自己和华兹华斯诗的评论，阐述他的美好思想，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现代文学批评以及“新批评派”有很大影响。柯勒律治同时还是浪漫主义“莎评”的开创者之一。
无论作为诗人还是评论家，柯勒律治在西方都素有盛名。他的诗以生动的想象、美妙的韵律，赢得“纯粹的诗”的赞誉。
罗伯特·骚塞（1774—1843）在3位“湖畔派”诗人中，诗才最为逊色。他生于布利斯托一个布商的家庭，小学时便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 14岁进入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开始试写诗歌。法国革命爆发后，他醉心革命思潮、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思想。1792年，近毕业时因发表评击校方体罚的文章被开除，这使得他更向往革命。1793年他进牛津大学，写作歌颂法国革命的史诗《圣女贞德》。但随革命的发展，他由欢欣鼓舞为惶恐苦闷。与柯勒律治商定的建立“平等邦”计划化为泡影后，他去了葡萄牙。回国后，思想转为保守的改良主义者。1803年，他移居湖区，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频繁交往，创作诗歌。1809年起，他在保守派的《评论季刊》上发表了90多篇政论。1813年，他经诗人司各特等推荐，成为“桂冠诗人”，引起拜伦、雪莱等人的嘲讽。
长篇叙事诗是骚塞常用的诗体，主要有“《毁灭者萨拉巴》（1810）、《马道克》（1810）、《克哈玛的诅咒》（1810）、《罗特立克，最后的哥特人》 （1814）等。诗的背景在东方或古代，情节源自神话传说。《毁灭者萨拉巴》中，年轻的回教徒萨拉巴，深入海底宫殿，杀妖人为父报仇，情节离奇，富有浪漫主义激情。他的长诗《审判的幻影》（1826）颂扬刚死的国王乔治三世，为应制之作。诗的序文里对拜伦作了攻击，称拜伦作品是“恐怖和讥嘲、淫秽和渎神的大杂烩”，将富有反叛精神的诗人称为“恶魔派”的代表。这首诗引来拜伦同名讽刺诗的无情回击。
骚塞的短诗有一些佳作，《布伦宁战役》（1793）采用华兹华斯倡导的新诗体，以简单的对话谴责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难。《我在死者中》描写出与书斋中古籍为友的文人情趣。《贝克莱的老妪》、《童尼卡》以民歌形式表现对中世纪的美好幻想。骚塞的成就虽不如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但他的诗作也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色。
三、浪漫派诗人（下）
1、叛逆的“恶魔”拜伦
从拜伦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意境更高远，诗艺更纯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拜伦是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生平与他的创作同样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乔治·戈登·拜伦 （1788——1824）生于伦敦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绰号“疯杰克”，挥霍尽妻子的财产后死于国外，当时拜伦才3岁多。拜伦天生跛足，父母的不和和自身生理缺陷，在他的内心投下阴影。1798年，10岁的拜伦继承了伯祖父的爵士头衔和世袭领地，3年后进入了贵族的哈娄公学。他学习古典文学，阅读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著作，并热心骑马、游泳等体育锻炼。1805年，他进了剑桥大学，两年后他的第一部抒情诗集《悠闲的时光》问世，收集了他模仿格雷、莪相等诗人的少年习作，《爱丁堡评论》上有人撰文严厉抨击，拜伦写了双行押韵的讽刺诗《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予以回击，也攻击杂志赞美过的诗人，主要是潮讽“湖畔派”诗人，初次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1809年，诗人列欧陆旅行，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尔其，两年后他携着两卷诗稿归来，并于1812年出版，这便是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日记》的前两章，诗人由此一举成名。拜伦回国之时，正是英国工人卢梭运动高涨时期，已就贵族院席位的拜伦，在贵族院发表著名演说，同情工人，对政府的惩罚法案表示愤慨。他还在《晨报》上发表政治讽刺诗《议案起草人颂》 （1812），谴责社会的非正义现象。不久以后，诗人又发表第二次演说，深切同情英国压迫之下的爱尔兰人民。
1813—1816年间，拜伦除了写政治抒情诗外，还创作了一组叙事诗：《异教徒》 （l813），《阿比多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6）和《巴里西纳》（1816），以东欧，西亚一带为背景，充满异国浪漫情调，被称为“东方叙事诗”。诗中都有一个富有叛逆精神的主人公，孤傲地与社会、与命运抗衡。他们有强烈的情感，顽强的意志，旺盛的精力，不凡的才能，不能忍受社会的专制和压抑，进行不妥协的反抗和绝望的报复。康拉德 （《海盗》）和塞利姆（《阿比多斯的新娘》）都是自由的海盗，与一切社会秩序、传统道德为敌。这些表情阴郁、经历坎坷又桀傲不驯的主人公身上有着拜伦本人的明显印迹，寄托了诗人的反叛豪情，人们主要根据哈洛尔德和“东方叙事诗”的主人公而构筑起“拜伦式英雄”的形象”在这时期，拜伦还写了抒情诗集《希伯莱歌曲》（1815）。诗集表面上处理圣经题材，实际上绝大部分与宗教无关，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抑郁心情。《塞那克利伯的毁灭》写了亚述暴君的恶行，而《过去的日子》追忆为自由而战而死的战士。其中亦有优秀的抒情诗，如《她行走在美中》。他还写了关于拿破仑的组诗，赞美他杰出的战略才能，又谴责他由国家的护卫者变为践踏邻国自由的暴君，表现了诗人对自由的信念。
在拜伦的诗歌越来越受人瞩目的时候，他的私生活也招致越来越多人的攻击。他的众多的风流韵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在《阿比多斯的新娘》里讲到的姐弟相爱的故事，更引起人们对拜伦与异母姐姐奥古丝塔之间关系的飞短流长。1816年初，由于道德观念的差异，拜伦那结婚才1年的妻子安娜贝拉忽然离去，并提出分居要求，为仇视他的叛逆精神的上层人士提供了攻击他的口实。一时间，报刊上攻击、诽谤性文章纷涌而至，上流社会对拜伦关上大门。拜伦于1816年4月，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祖国。
在瑞士，拜伦与同样流亡国外的诗人雪莱相遇，他们尽管性格不同，但相似的生活坎坷、相同的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对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同情，同样杰出的诗才，使他们一见如故，结为密友，在创作他思想上互相影响。这期间，拜伦写了长诗《锡隆囚徒》，这是他早期叙事诗中的杰作。描写10世纪瑞士爱国者庞尼瓦为家乡自由而战的故事。英雄被囚禁在地牢中，仍坚决不与暴君妥协。他不像是“东方叙事诗”中的主人公那般孤傲的个人英雄，而是反民族压迫的人民代表。短诗《普洛米修斯》与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洛米修斯》相应，表现诗人对这位敢与天庭抗礼的盗火者的崇敬，赞美他为人类自由忍受一切苦难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1816年10月，在雪莱夫妇已离开日内瓦回国后，拜伦也启程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居住到1823年去希腊。他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抗击奥地利占领者的活动，为他们提供贮藏军火的场所。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更成熟的时期。
首先，拜伦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三四章（1816，1818），赋于诗篇新的思想深度。他又开始在诗剧方面取得新的成就。从 1817年到1824年，诗人写了7部“戏剧性的诗篇”。哲学诗剧《曼弗雷德》（1817）中的同名主人公仍然是一位“拜伦式”英雄，但他的悲观情绪和个人主义的反叛意志达到了最高的悲剧表现。曼弗雷德犯了无可救赎的神秘的大罪，来到阿尔卑斯山中，他向精灵和阿尔卑斯山的女巫求助，但得不到解脱，唯求速死。曼弗雷德与德国诗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有相似之处，有广博知识，能呼唤精灵，但曼弗雷德主要体现的是反叛的精神，他对人生和人类感到失望，否定一切宗教，否定一切传统道德观念，否定一切权威，怀疑知识的效用。诗剧笼罩了阴暗悲观的气氛，也表现拜伦一贯的毫不妥协的精神。《该隐》（1821）仿中古“神秘剧”，采用《圣经》题材，但改变了原来的含义。把
《创世纪》中杀人而受神惩罚的该隐写成叛逆者，指摘和嘲笑上帝，引起教会人士的激烈反对。亚当和夏娃向上帝祈祷感恩，他们的儿子该隐却缄默无语，他怀疑上帝，思索人类受苦与顺从的意义。正直坚强的神灵卢锡弗是反叛和追求自由的象征，他使该隐明白了上帝的真相，上帝的所做所为只是为了统治和奴役人类，亚当失去乐园是因为他忤逆了上帝的统治意志。该隐种地，以谷类为祭献，他的兄弟亚伯牧羊，以羔羊为祭礼。贪婪的上帝偏爱亚伯有“焦肉烟血气味”的祭礼，该隐一怒之下打死了亚伯，引起父母的诅咒，上帝派天使在他头上打上了标志永恒苦难的烙印。拜伦勇敢大胆地表达了弥尔顿在《失乐园》中隐约流露的怀疑情绪，否定了操纵人类命运的权威。该隐叛逆的精神与柔顺的亚伯的奴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虽然还带有曼弗雷德的孤独性质，但他积极行动，反抗现状，在他的形象上诗人寄寓了反抗暴政的现实政治意义。
《曼弗雷德》和《该隐》都是供人阅读而非上演的剧，但都相当富有戏剧性，剧中对话雄浑有力。五幕诗剧 《维纳》（1823）取材于德国一个关于争夺钱财的谋杀的故事，借鉴了古典主义戏剧艺术手法，上演成功，但在艺术上最弱。其余的诗剧都取材于历史，《撒丹纳巴勒斯》（1821）写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不愿滥用政权，沉溺于自我享乐，面对阴谋叛逆只得自焚，悲剧缺少深度。 《福斯卡里父子》（1821）和《马林诺·法里埃罗》（1821）都写14世纪威尼斯的政治人物的悲剧。他们面对元老院的强大力量，无法维护个人的利益，悲剧贯穿了拜伦追求自由，反对暴政的主题。拜伦在文学理论上倾向于古典主义诗论，他的《贺拉斯的提示》一诗沿袭古典大家的观点。在诗剧写作理论上，他力主向整饬的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学习。但在具体写作中，他既有古典主义的锤炼，又有浪漫主义的激情，特别是人物的台词，富有诗意和戏剧性。
拜伦讽刺性的成就更在诗剧之上。他以古典诗创作的《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虽然是他诗歌创作生涯开端时期所作，但讽刺才能毫不示弱。在意大利时期，他开始采用口语化的意大利八行诗体写作轻松的讽刺诗。《别波》 （1818）不像叙事诗和诗剧多着眼古代异域的事件，而是写当代生活轶事。一个远行数年才归来的威尼斯人发现他的妻子已另有新欢，浪漫故事中常见的决斗场面并没有出现，3个人回家里，喝着咖啡，当丈夫的讲着他的冒险经历，纠纷轻松地被化解，丈夫和第三者成了朋友。诗人夹叙夹议，亦庄亦谐。在描写威尼斯狂欢节热闹气氛和轻浮时尚时微妙地嘲笑英国上流社会的伪善和种种恶习，在幽默又有相当长度的插笔里对英国政府、军队、议会、宗教、税收等时有讽刺。诗人用八行诗体写了他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审判的幻景》 （1822）。桂冠诗人骚塞写的颂诗《审判的幻景》（1821）对昏庸的英国故君乔治三世极尽阿谀奉承，描写他在幻景中看到乔治三世从坟墓中出来，进入了天堂。拜伦的同名诗给予了讽刺的反写：乔治三世正要升天，魔鬼却来要求把他的灵魂打入地狱。骚塞朗诵他的长诗《审判的幻景》才几行，正在争论的魔鬼，天使们都受不了逃走了，让乔治三世乘混乱溜进了天堂。诗人谴责英王“他永远同自由和自由人作对／国家对私人，臣民对外敌，一视同仁，／他们只要喊一声‘自由！’／便发现乔治第三是第一个敌人”（第45节）。拜伦在诗的序言和诗里都指出了骚塞的变节行为：“他曾对弑国王的人加以歌颂，／又对无论什么国王都唱赞歌，／他更为共和制度写过文章辩护，／可又对它进行更激烈的指责”（第90节）。拜伦把戏谑和严肃结合一体，讽刺尖刻，但写得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