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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是候补老古董。接下来又去招呼西摩夫妇，这老夫妻俩原先好不精神，如今却落得愁眉苦脸，只会一个劲儿叨念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独生子埃弗里特是个直升机驾驶员，在越南打仗。
妈妈就站在爸爸的旁边，在那里招待巴雷特家各地企业派来的代表。这里边有一个还是纺织工会的干部呢。
这个人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叫杰米·弗朗西斯，在满堂宾客中就他一个是没有穿布鲁克斯或杰普雷名牌服装的。
“可借你来晚了一步，”杰米说。“我刚才还作了个发言，可惜你没有听到。你瞧──会员们还集体送了件礼物呢。”
他指了指董事会会议室里的那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台埃特那自动电子金钟，亮晶晶的数字显示出此刻的时间是6：15。
“你父亲真是一个好人。你有这么个好父亲应当感到自豪，”杰米又接着说。“我跟他在一张桌子上开会，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三十年可没有一年是好过的。”
我只是点了点头。杰米似乎一心只想把他表彰我父亲的那篇发言给我完完整整重新讲一遍。
“当初在五十年代，工厂老板都争先恐后往南跑，纷纷到南方去开厂。丢下了一大帮工人，弄得生活无着。”
这话倒不是他夸大其词。当初新英格兰一些工厂林立的城市，眼下都成了冷清清的荒城一个。
“可是你爸爸却让我们坐下一起商量，他说：‘我们决定坚持在原地。希望大家协力相助，一定要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
“请说下去，”我说，仿佛他还得我催催才会说下去似的。
“我们提出要更新机器设备。依我看当时也决没有哪一家银行会发了疯，肯给他提供这么一大笔资金……”
他歇了口气。
“结果巴雷特却说到做到，马上把钱拿了出来。投入了三百万块钱，算是保住了我们的饭碗。”
这件事爸爸可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起过。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从来没问。
“当然啦，要说压力，他今天受到的压力才真叫够呛哪，”杰米说。
“怎么？”
他对我瞅瞅，吐出两个字来：“香港。”
我点点头。
他又接着说了下去。“还有台湾。眼下南朝鲜也在干起来了。真他娘的要命哪。”
“是啊，弗朗西斯先生，”我接口说，“那种竞争是够凶的。”
实在我心里也清楚着呢。
“我这要不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恐怕粗话说得还要多些呢。他确是一个十足的好人，奥利弗。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他跟你们巴雷特家的有些人就是不一样。”
“是啊，”我说。
“其实，”杰米说，“他所以总是千方百计不肯亏待了我们，我看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猛然一抬眼，向对面的那头望去，只觉得爸爸所在的地方，站着的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我从来也没有发现，原来他的心灵是跟我有个相通之处的。
不过虽是一样都有这么一种感情，有一点他却跟我不一样，那就是他说得少，做的却要多得多。
到11月里，总算报了仇，出了气。
在橄榄球赛上一连几届被压得抑抑不得志，这一回哈佛可终于把耶鲁打了个屁滚尿流。结果是14比12。起决定作用的，一是老天帮忙，二是我们的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多亏老天帮忙，送来了大风，才使对方马西的传球绝技没能充分施展。也多亏我们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对方伊莱最后的一次冲击也到底给截住了。我们在军人体育场里看球的，个个笑逐颜开。
我们驱车去波士顿市区，一路上爸爸还赞不绝口：“赢得好！”
“何止是好──简直是妙不可言！”我说。
人渐入者境，一个最明确的迹象就是对一年一度的哈佛一耶鲁大赛谁胜谁负也开始当件大事了。
不过还是我那句话：我们赢了球，这才是最重要的。
爸爸把车就停在州府大街左近他办公大楼的停车处。
停好了车，就步行去饭馆，打算大嚼一顿龙虾，少不了还要说说那老一套的话。
他脚下还是劲头挺足的。因为他尽管已是这么大年纪，一个星期五次到查尔士河上去划船还是老规矩。他的身体可好着呢。
我们的谈话主要都是谈的橄榄球。爸爸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想也绝对不会问我──跟玛西的事到底怎么样了。至于其他的话题，只要是他认为不该提的，他也绝对不会提起。
因此我就采取了主动。
我们走过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办公大楼时，我就开了口：“爸爸？”
“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我们银行的事。”
他对我瞟了一眼。脸上没有透露出一丝笑意。不过看得出他是调动了全身的力量才忍住了的。他毕竟是个运动员，不到终点线，这手里的桨是一直要划下去，不能有一点松劲的。
那可不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是我也始终没有告诉爸爸我是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才终于作出决定，准备……投身进去的。
因为，作出这个决定所花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平时决策很果断，可是这一次，从半年多前参加了爸爸的生日宴会回来以后，我却是天天在考虑，夜夜在考虑。
首先是，我已经不可能再爱纽约了。
要消除心灵的寂寞，在纽约是不行的。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得有个着落。得找个着落的地方。
问题恐怕还不仅在于我对自己的家庭已经改变了看法。恐怕应该说，我也实在太想回家了。
我以前一直想做这样的人，想做那样的人，为的就是想避而不见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我终究是奥利弗·巴雷特。后面再加上个“第四”。
三十七
1976年12月
我住在波士顿已经快五年了。跟父亲一起在银行办理业务，一直到他退休。说实在的，起初我也很怀念当律师办案子。不过我愈是干下去，就愈觉得我们这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银行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出力筹资兴办的公司企业，创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
我觉得这就很值得我引以自豪。
说到就业不就业，我们在福耳河城的工厂依然都是一片兴旺。说真的，要说厂里的工人有什么失意的话，那就是在运动场上他们却遭到挫折了。
每年夏天举办郊游活动的时候，总要比一次垒球，由工人队对总管理处队。自从我加盟总管理处队以后，工人队年年得胜的局面马上颠倒了过来。我的安打率达到了604（绝对不是吹牛，各位），四年里总共打出了七个本垒打。我想对方大概都在盼我快快到了年纪退休呢。
由我们提供资金帮助的企业不少，《华尔街日报》上不可能一一报道。比如有一家菲尔糕饼房，报道里就没有提。菲尔的糕饼房已经搬到劳德戴尔堡Ⅰ去了。克兰斯顿到了冬天难见阳光，冷得够受，菲尔的健康很受了些影响，到佛罗里达去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Ⅰ在佛罗里达州的东南部，是个有十多万人的城市。
他一个月总要给我来一次电话。我经常问起他的社交生活，我知道在他的圈子里合适的女士是不会少的。他总是以一句“日久自明”
把问题回避了过去，随即就把话头马上转到我的社交生活上。
我的社交生活倒也不算枯燥。我住在灯塔山Ⅰ，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晚近新出道的一些大学毕业生的聚居地，名闻遐迩。要结交些新朋友是不难的。我的新朋友也不都是工商界的。时常跟我在一起喝一勺杯的斯坦利·纽曼，就是个专门演奏爵士乐的钢琴家。又比如贾埃尼·巴尼亚，是一位崭露头角指日可待的画家。
Ⅰ波士顿的灯塔山是马萨诸塞州的州议会所在地。
我的那些老朋友自然也依然跟我时有过往。辛普森夫妇有了个小子，眼下格温又怀上了老二。他们到波士顿来看橄榄球大赛什么的，总是住在我家里。我的住处是相当宽敞的。
斯蒂夫告诉我，说乔安娜·斯坦因已经跟马丁·贾菲结了婚，我想这一定就是那位眼科医生兼双簧管手了。他们现下住在西海岸。
根据我在《时代》杂志上看到的一则小消息，宾宁代尔小姐近时已经再婚。对方是个叫普雷斯顿·埃尔德的（“现年三十七，在华盛顿执律师业”）。
我想这结婚的流行病最终也总会传染到我的身上。最近我就跟安妮·吉尔伯特经常有约会，她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眼下我还说不上这事到底有几分认真。
多承那些冰球迷们投我的票，我还当上了哈佛的校风督导员。我这就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可以到坎布里奇去，不是哈佛人而照旧堂而皇之以哈佛人自居了。比起当年来，时下的大学生看去似乎年轻多了，也多了一点邋遢相。可我有什么资格来说三道四？我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才不能不打上个领带的。
生活就是这样老是向我提出挑战。我总是一天从早直忙到晚。我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是的，我虽是巴雷特家的人，可是能尽到责任却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身体还很不错。每天傍晚总还要到查尔士河边去跑步。
如果能跑上五英里地，抬眼望去，对岸就是哈佛的灯光。我在那幸福的岁月里走过的地方，又都看见了。
回来的路上天色已黑，为了消磨时光，我总是一边跑，一边就回味过去。
我有时忍不住会问自己：要是詹尼今天还活着，我会怎么样呢？
我的回答是：
我一定也还活着。
译后记
《爱情故事》的内容写到1967年12月詹尼去世为止，这已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书是1970年问世的，三十三种文字翻译出版。两千多万册的印数，对作者当然是一种鼓舞，却也可能成为一种诱惑。因此到1977年，西格尔又出版了《奥利弗的故事》。主人公还是那个奥利弗，怀着丧妻之痛独居在纽约的奥利弗·巴雷特第四。
没有爱情，故事当然就不好看，吸引不了读者。作者在新作里又设计了一个新的爱情故事，这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深责的。女主角好办，全新的人物登场，可以由作者随他的意思去创造。可是奥利弗就麻烦了，他和詹尼的感情实在太深，心灵的创痛一时难以愈合，这就促使作者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调动一切手段，勉为其难地用爱情的主线把故事串联起来，连精神病专家医生都给请了出来。这件婚事成功不成功当然是给读者的一个悬念，然而更大的悬念却是，这老是功亏一篑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新的女主角玛西身上并没有詹尼那么多的“刺”，跟奥利弗又样样都合得来，而且处处那么迁就，可是奥利弗却就是听不得结婚二字，一听这两个字就心里发毛。事实证明：丢不开心里的詹尼，怕自己受骗上当，两人难得能在一起相处，谈心又总是谈不到点子上，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决定性的原因还是奥利弗在这个女强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用奥利弗自己的话说，是她逼着奥利弗要去“参加当今社会的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奥利弗在香港太平山山顶上对玛西一番决绝的话表白了他的做人之道：“我根本没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可是我可以不去同流合污。”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思想上的不合拍，决定了这件婚事势必要以失败告终。
然而细细探究起来，奥利弗出了学校、踏上社会的这几年来，他自身发生的变化也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他学生时代的叛逆性本来就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当上了律师，他自以为干得轰轰烈烈，接办的都是有关“民权”大事的案子，替好些“冤包子”伸雪了冤枉，讨回了公道，还到哈莱姆去尽义务帮黑人打官司，也参加了反对越战的示威运动，成了他父亲眼里的所谓“行动派”，但是他当年所要反对的一切的集中体现──他那位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却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转变竟是一百八十度的！岁月磨钝了少年的棱角也许是二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一批原来不满现实、只求尽量发泄的年轻人渐渐步入了中年，开始向往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就业问题也就成了他们目光关注的大问题。这时候奥利弗所看到的父亲，身上就完全没有了他们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因为他为那么多的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奥利弗看来他想必已经不算是“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中的一员了。最后奥利弗居然放着干得一帆风顺的律师不做，还心甘情愿去接了他老子的班。这，恐怕是很多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作者近年来创作颇丰，除前已提及的几部作品以外，又陆续出版了《医生》和《归依记》，而且篇幅是一部比一部大了。
舒心
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