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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辈们通晓学问的方法很美好。一切都从文章着手倒很实际。我喜欢所谓的读书人。”
“嗯！这点与时下不同。我还有感到不满的地方。从前，即使是政治家，也要先从文章入手。因为文不只有助于教化世道人心，也是了解政治的最根本。诗经序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所以才发现文学的价值啊。总之，亦可谓经世文学……”
“有如此明确目的的文学也因应而生。广义地解释。魏文帝曰，盖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亦同于韩愈女婿李汉说的文者贯道之器。所以，从前的科举首重文章与诗赋啊。”
“啊！因此，要当个政治家，都要学习文章。真令人羡慕啊。相形之下，我等……”
“各有长短吧。不过，还是必须要了解文章。昔日，研究儒家经典，学策论或为官必备的文章，习诗赋、应科举，因不成功而耽于诗文三昧的大有人在。为官从政，远离优美文学者亦甚多。虽然现在已过时……”
单单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现代立场来看，祖父的言论明显地带有一些封建遗老的气息，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考虑到爷孙两人这番谈话的特殊社会背景，我们还能这样浅薄地给予指责吗？祖父还对作为孙子的耀勋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总觉得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小里小气，不解风流。一定要稍微培养一些浩然之气。……”很显然，祖父希望自己所追求的儒家文化风范，能够在心爱的孙子身上得到传承。而在那人妖颠倒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想培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又该会付出怎样的牺牲与代价！那种“浩然之气”在当时的社会里，又寄寓着怎样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耀勋年轻的时候，在求新求异思潮的影响下，甚至觉得“汉学像是久醃的酱菜”一样令人生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倒觉得满遗憾的”。如同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小时候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也许会犯下“反认他乡为故乡”的错误，可一旦认清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与来历，其复杂痛苦的情感则不仅仅是用“遗憾”所概括得了的。
在另一篇小说《风水》中，作者甚至通过主人公周长乾的视角，无限深情地怀念起“由留有八字须、辫发的祖父发号施令”的时代，而他记忆犹新的则是“做错事的父亲跪在祖父的面前，任凭情绪激动的祖父打骂”的情景。在他看来，那时“多数的家族重礼节，尊敬祖先”，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想起当前的时局，他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敬祖尊宗的想法到底到哪里去了？道德、礼教的颓废过于容易了……为了眼前的私利欲望，竟然敢牺牲祖先，想到时人的可悲，周长乾老人又被催出新的泪水，步履沉重地让孙子们牵着下山。”那么，“道德、礼教的颓废过于容易”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又是哪一类人为了眼前的一点点私利而“竟敢牺牲祖先”？甚至不惜改掉祖宗传下来的姓名乃至风俗习惯，而去认贼作父？只有深入把握吕赫若所处的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处境，才能准确地理解吕赫若这些文字背后的深意所在。
第六章 于夹缝中抗争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把台湾建成侵略中国及东南亚的稳固“后方”，殖民当局迫不及待地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疯狂地进行殖民同化。包括吕赫若在内的绝大多数台湾作家与台湾知识分子，顽强地顶住了殖民化与皇民化的压力，坚守住了自己的道德良知与人格底线。尽管迫于殖民当局的压力，吕赫若也不得不参与了一些与皇民化有关的活动，创作了几篇和皇民化发生了一定纠葛的小说作品。但如果我们充分了解当时他所处的特殊环境，就不能不感叹吕赫若的痛苦心志以及与殖民当局巧妙周旋的智慧。当然，他的作品自然也泄露了自己作为一名普通文人在殖民高压下无力扭转乾坤的痛苦心志；而在深层次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及道德理念上，吕赫若的小说作品都与日本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分野，呈现出的却是道地的中国文化的特色。
第一节 面对皇民化政治高压的“阳奉阴违”
所谓“皇民化”，就字面的意思来说，就是要把台湾人民变成“天皇的子民”，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台湾百姓脱胎换骨为“真正的日本人”，以达到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的目的。为了大力推行皇民化教育，殖民统治者把台湾各地的小学与公学校改称“国民学校”，并大力推行所谓“国语”运动，禁止用中文，强迫台湾百姓说日语，改日姓，穿和服，用日俗；他们还进一步把魔掌伸向了民间信仰与宗教这个维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后也最坚固的纽带，下令封闭中国式寺庙，并在各地修建日本神社；强制台湾百姓在自己家里供奉日本的神宫大麻，革除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节、婚丧习俗，甚至强迫台湾民众改换日本姓名，奖励所谓“国语家庭”。1941年4月19日，殖民当局又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对台湾人民进行彻底“洗脑”。
从表面上看，日本政府处心积虑的皇民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颇见成效的。统计显示，1937年台湾人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八懂得日语，1941年就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十一。王育德：《台湾，苦闷的历史》，东京台湾青年社1984版，第148页。但是，这种极端的同化主义政策理所当然地会遭致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反感和抵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台湾民众和知识分子依然保存了来自祖国大陆的文化传统，普通百姓的民间信仰更是坚不可摧，殖民当局大力推行的日本神道信仰，只不过是“船过水无痕”而已。
一、奉命之作与“隐微的抗争”
1937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将台湾纳入战时体制后，台湾日军司令部曾发表谈话如此恫吓台湾人民：“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动，若一旦闻知，即与剪除。”转引自吕良弼、汪毅夫：《台湾文化概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页。可见恐怖与高压政策与疯狂地向台湾灌输“皇民化”思想，始终是融为一体的。为了配合战时体制的需要，在当时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要求和组织下，台日作家曾分别被派往农矿、兵工厂等单位参观采访。以吕赫若在当时台湾文坛的名气与地位，日本殖民政府当然不会放过他。1942年至1944年之间，吕赫若先后写出了《邻居》（1942）、《玉兰花》（1943）、《山川草木》、《清秋》、《百姓》（1944）、《风头水尾》（1945）等“响应时局”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吕赫若和他的这些作品在台湾文坛及大陆研究界都被视为一种禁忌。随着社会开放力度的拓展，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但是，笔者决不赞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台湾学者有意无意地夸大吕赫若与日本殖民政府的皇民化运动之间的疏离关系、夸大吕赫若作品中主动反抗因素的做法。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与愿望如何，都不应否认身为作家的吕赫若本身也是一个普通人，自然会有着作为普通人的缺点与弱点。他在特殊年代出于自我防卫的本能需要而做过一些错事，说过一些错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可能苛求先辈们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能高瞻远瞩，一眼看穿历史发展的方向，更不能因为先辈们的偶一失足、某一缺憾而彻底否定他们，当然，也没必要刻意为其讳饰，关键是要以事实为原则，以历史的同情的态度研究、评价我们的先辈。
仔细阅读吕赫若的那几篇看似与皇民化有瓜葛的作品，就会发现它们或者有意识地突显古老的具有乡土气息的民风民俗，昭示汉民族文化传承的本土信仰；或者选取那些远离政治的人性化题材，以文学形象特有的模糊性、含蓄性特征消解“皇民化”的政治高压。其中《清秋》应算是一篇介入“皇民化”较深的作品。小说描写主人公耀勋在医专学校毕业后，原本在东京的一所大医院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作为长房长孙，为了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在祖父和父亲的要求下回到家乡，计划在家乡的小镇上开一个儿童诊所。但是，他真正回到家乡以后才明白，事情远非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单单一张开业许可证就让他等了三个多月还没有得到明确的音讯。而且在家乡那个不到万人的小镇上，已经有了七个自行开业的诊所。而且，他要等到把自家出租的房子要回来后，才能将其改造成一所医疗诊所。而租借他家的房子开饮食店的黄明金一家，却是没有任何积蓄的贫穷人，如果不能租借他家的房子做经营饮食店这样的小本生意，立刻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之中，甚至吃饭都会成为问题。——这使得耀勋陷入到了一个艰难的道德困境中：他在自己的家乡开办诊所，原本是为了服务乡民，造福于家乡，但在实际情况中却对黄明金这样善良无助的普通人构成了威胁，更何况回乡后他目睹了乡下人观念的保守，日常事物的烦琐，使他不由怀疑起自己设想的“义举”有多少必要和合理性了。
正当耀勋心灰意冷而决定离开家乡、另觅出路的时候，时局与社会的剧烈动荡很快波及到了他家乡的那个小镇。黄明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决心报名参军去“南方”，把房子腾出，让耀勋开办诊所。另外，镇子上的另一名小儿科医生江有海，从自己的狭隘私利出发，原来一直在背后阻挠耀勋，但是，当他得知自己即将被殖民当局征召到战场上时，马上与耀勋尽释前嫌。他向耀勋解释说：“如果我被征召离开本庄，那就没有小儿科医生了。如此一来，会带给庄民极大的不安。”为了本村儿童的医疗卫生，江有海决心助耀勋一臂之力。如此看来，随着黄、江二人的奔赴“南方”，耀勋在家乡开诊所的障碍将被戏剧性地清除，结局可谓是“皆大欢喜”。但小说却笼罩着一层无法排遣的哀愁，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暧昧情绪。笔者以为，《清秋》应该说是吕赫若小说中在思想主题上最为暧昧的一篇作品了。而这种暧昧甚至矛盾的情绪，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时局密切相关。
尤其是小说中反复渲染几位主人公奔赴“南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日本战争体制下的“志愿兵制度”。当时日益扩大的对外侵略战争，已远非日本本土的人力资源所能负荷，为了扩张侵略的需要，殖民当局迫不及待地动员殖民地的人民与资源。日本政府推行的皇民化教育就是这“战时动员”的准备。1941年，当时的台湾总督与台湾军司令终于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将在台湾实施“陆军志愿兵制度”。——所谓“志愿兵制度”，是指出身殖民地的台湾人原本没有资格入伍参军，但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下，他们能够以志愿参加的方式到“南方”参战。在殖民当局的这一套话语系统中，允许殖民地人民去做侵略战争的炮灰，已是“皇恩浩荡”了。然而，在当时台湾畸形的社会思潮和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下，的确有一部分青年人自愿充当“志愿兵”。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社会上甚至曾一度流行“血书志愿”的做法。因此，仅仅把台湾青年参加志愿兵说成是被迫的，并不完全契合历史事实。——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血书志愿”为法西斯侵略者充当炮灰的做法，的确非常荒唐而愚蠢，但是，就一般的草根百姓而言，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具备超越特定时代与社会的真知灼见呢？联想起祖国大陆的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疯狂举动，不也同样愚蠢可笑吗？
相对于当时狂热的战争气氛，吕赫若在《清秋》中的艺术表现，其冷静和理性不能不让人叹服。首先，小说中提到的几名青年人应征去“南方”，都是别有苦衷的：黄明金与其说是响应殖民当局的号召，不如说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无奈选择；江有海则完全是被迫应征的，正如他自述所说：“国家已经对我下了密令。”也正因如此，他才要拜托耀勋一定要留在家乡，为家乡父老服务。吕正惠先生从江有海向耀勋的这段告别语中，读出了这样一层内涵：“‘到南方去’的历史处境，反而让原本略有矛盾的黄明金、江有海、耀勋之间产生一种‘彼此一体’的共同命运感，而使得耀勋毅然的决定自己去负担应尽的责任。”吕正惠：《“皇民化”与“决战”下的追索——吕赫若决战时期的小说》，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2页。应不无道理。
小说中着墨最多的还是耀勋的弟弟耀东的“应征”。自药学专门学校毕业后，耀东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大阪的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工作，正当他可以卯足了劲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药剂师”的时候，却被公司派到“南方”——日本殖民当局在马来半岛“开辟”的血与火的战场上。虽然作品一再表明，耀东是自愿报名去“南方”的，耀勋也为自己的弟弟辩护说“南方是现在男人憧憬的世界”，甚至还赞叹耀东“毅然决然投入时代的奔流中”、“站在新时代的前端”，但是，作品也同样真实地展现了一家人在得知耀东即将被征召去南方时悲痛与阴郁的心情：先是“自从接到弟弟的信以来，耀勋的心每天都是阴云密布，而且日益加重”。当耀勋不得不向家人说出弟弟的事情时，“原本热闹、充满谈笑声的晚餐，突然间一片宁静”，“父亲在惊吓之余，抬起脸时，不知不觉跌落饭碗”。正要去厨房的母亲则突然停住脚步，“说不出一句话”。——如果充分考虑到这篇小说创作的特定年代：1944，正是日本侵略战争全面溃败的前夜，日本法西斯当局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特殊时期，我们就不能不对作品所隐含的复杂曲折的情感给予充分注意了。其实，处在战争中的“南方”如何能“令人憧憬”！在那样一个惨烈而非人性的时代里，在社会的大变动面前，不要说个人的理想与事业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它们很快就被“时代的洪流”以及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所彻底吞没，即使是个人的生命安全又如何能有保证？
其次，作者选取主人公耀勋的旁观者视角，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用心所在：耀勋在战争狂热的时代风潮中，偏偏“逆潮流而动”，选择了回到家乡、服务乡民的人生道路。耀勋的这一人生选择，显然更符合吕赫若本人的思想实际，台湾学者陈万益正是从耀勋的人生抉择中看到：“他留下来当开业医，显示吕赫若当时思想的安顿是：回归自然，扎根乡土，回归东洋，承传家庭，贡献医学，服务人民。”陈万益：《萧条异代不同时——从〈清秋〉到〈冬夜〉》，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7页。按：引文中的“东洋”是指中国大陆。——引者不仅如此，耀勋那充满怀疑的冷静的眼光，不也隐含着作者对皇民化运动的深刻批判与质疑吗？这也就难怪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台湾学者指出吕赫若的《清秋》这部作品，其实是“伪装的皇民化讴歌”，并惊叹于这样的作品竟然能骗过殖民当局新闻检查官的眼睛，而得以正式发表了。叶石涛：《清秋——伪装的皇民化讴歌》，《小说笔记》，（台北）前卫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89页。吕正惠教授也特别强调指出：
作为战争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台湾作家，他其实没有面对“现实”。这并不是他不想面对，而是他无法说真话。……他似乎“奉命”处理了时局问题，但他有他自己的答案，并以隐微的方式在小说中表现出来。吕正惠：《“皇民化”与“决战”下的追索——吕赫若决战时期的小说》，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2—53页。
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迫于政治高压，吕赫若不得不公开标举一下自己的姿态，但是，对于殖民当局“紧跟时局”的皇民化要求，他至多采取一种“消极怠工”和“阳奉阴违”的回应策略。一句话，无论在多么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吕赫若都坚守住了自己的良知底线和民族气节，他与那些千方百计地取媚于殖民当局的“时髦青年”和“识时务”者们，是有天壤之别的。而吕赫若对文学艺术模糊性特征的巧妙利用，更赋予了作品以多重的文化心理内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乃至消解了皇民化的意识形态。
总之，“在日据时期、在严峻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