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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务，从此，他被冠以“汉奸”、“傀儡”之类的称呼。
但在20年代，汪精卫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试图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并因此而受到监禁，革命发生后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身上就笼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在三个竞争者中，他是唯一一个陪孙博士北上的人。在孙中山弥留之际，由汪精卫负责起草了他的政治遗嘱，该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5年2月20日被抄录下来。由于汪精卫后来背叛祖国，有些国民党人又试图对这份遗嘱提出疑问，但这份遗嘱只不过表达了孙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要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一愿望，它并没提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怀疑汪精卫伪造了这份文件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年纪大的人比年轻人更受尊敬。汪精卫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三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支持与俄国人进行合作。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廖仲恺则是一个更富有献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国民党人怀疑他是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尽管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证据），他曾受孙中山的派遣，到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会谈。
第三个竞争者胡汉民是一个保守派。他对俄国人抱有很深的疑虑。胡汉民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因为他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汪精卫也偶尔干过这工作。比起另外两个竞争者来，胡汉民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孙中山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当时的竞争局面就是这样的。但蒋介石这匹黑马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当时还发生了两起流血事件，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外国人得罪了中国人时，国民党总是能从中获益。这一次俄国人也成了受益者，因为这一次他们没有与帝国主义列强同流合污。
英国人把这两次发生的事称为“事件”，而中国人则称之为“渗案”，这牵涉到谁是受害者的问题。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说是中国历史学家所称的“五卅惨案”），英国军官指挥各国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很多人。鲍罗廷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说：“我们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这是别人送上门来的礼物”。
第二件是“沙基惨案”（或者说“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要停泊在广州英国租界旁边的法国炮舰向正在就“五卅惨案”举行示威的群众开炮，英国人则用机枪进行扫射，造成了很多入的伤亡。而大约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蒋介石刚刚从云南和广西军阀手中夺回了广州，粉碎了这两个地方的军阀企图利用孙中山的逝世而夺权的计划。
当时的广州明显地笼罩着一种对外国人既恨又怕的气氛，其中又混杂着一些胜利的喜悦情绪，因为这时国民党正要进行重新改组，它所控制的地盘也有所扩大。国民党的大元帅府也改称为“同民政府”，这样听起来就显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于国民党的军队现在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国民党选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和一个八人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上了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大多数人看来，汪精卫这时明显地被推上了孙中山的继承人的位置。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后的北伐计划，该计划要求把国民革命军分为七个军，并建立兵工厂和重工业。根据这个计划，广东政府每年四千万银元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将被用于军事预算。
尽管汪精卫偏向左派，但他同时也为国民党右派所接受。
正因为他是左右两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竞争中压倒了胡汉民和廖仲恺而夺得主席的宝座，尽管他比他们两人都年轻，胡汉民为左派所憎恶，而廖仲恺则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过，这两人也都当选国民政府的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清王朝被推翻后，谋杀和背叛在中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被人暗杀，毫无疑问，暗杀是右派分子策划的。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杀的策划者之一，此事令胡汉民十分难堪。
鲍罗廷认为胡汉民与此事也有牵连，由于胡毅生已经逃跑，因此，鲍罗廷要求惩罚胡汉民，但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不相信这一指控。蒋介石还将胡汉民藏在自己的家里。不久后，胡汉民被有意派到苏联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他的一种奇怪的惩罚。由于此事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右派在党内的地位，一批右派离开广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炉灶。
此事使得汪精卫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蒋介石则紧随其后。但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军事部长许崇智当时是蒋介石的上级，尽管他不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他的存在对蒋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为一个障碍，在廖仲恺被暗杀后，国民党成立了一个处理军政事务的特别委员会，许、汪、蒋三人是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三巨头”。
接下来的是进一步的勾心斗角。人们后来发现，许崇智与被击败的客家人陈炯明将军保持着秘密接触，而且，他手下的军官也与廖仲恺一案有牵连。
9月20日，蒋介石率领他手下的黄埔军校学员突然解除了许崇智部队的武装，而这些部队后来被并入蒋介石的第一军。
第二天，许崇智被解除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被剥夺了对粤军的指挥权。他还被从广州驱逐到上海。现在，竞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对手只剩下蒋、汪两人了。
被击败但尚未完蛋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从1925年初就一直在制造麻烦，现在他又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觉得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的五个军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东征。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向广州发去了报捷的电报：
“今天，我们长驱600里已抵达惠州。普通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的涌来争睹我军的风采，并给我军送吃送喝。”惠州是陈炯明叛军的总部，该城被攻下后，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从此以后，他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在蒋介石写给当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蒋抱怨各师团中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他还抱怨军官们的粗野行为（最不象话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班长将臭袜子塞入一个士兵的嘴里）。他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开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关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标语就只不过是一些空话，”遗憾的是，那位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总理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
在战场上取胜的蒋介石现在又面对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战。那些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枢前开了个会议。他们一共只有十个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表一个口气很大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将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全面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总部由广州迁到上海等，当时正在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后，愤怒地谴责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这使他仍然维持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这时，另一个叫“孙文学会”的右派组织也开始在广州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尽管有这些分裂活动存在，蒋介石此时仍觉得可以积极筹划北伐，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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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第七章 北伐
第七章 北伐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状大。
如果说历史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曾在最混乱的变革中出现过的话，那么，北伐将是必要的。
蒋介石非常自信地认为，不管局势如何，他都能够领导新的革命军走向胜利。
然而，共产主义者，尤其是苏联人，却不象他那么乐观。
从理论上讲，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在蒋与他的军事目标之间，存在着五大军阀，其中三个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驻扎在很远的地方，曾被冯以翻云覆雨的手段打败。1926年初，他从湖北根据地卷土重来，并占领了河南。他控制的地区有湖南、四川和贵州，军队大约是25万。张作霖当时是北方军阀中最强大的一个。他控制着山东、满洲里、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估计他的军队大约是30万至50万。
孙传芳以20万军队控制着从上海至江西南昌的华东地区。
他横跨长江下游，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
另外两个是强大而又引人注目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赶走了吴佩孚以后，冯将自己的部队增至27．5万人左右。但是，由于他过分扩张，使自己的侧翼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阎当时似乎想跟张联盟。那时，冯控制的省份有山西、甘肃、绥远（现在的内蒙古）和察哈尔。因此，他有资格被看成是“西北军阀”（尽管人们无数次地称他为“东北军阀”）。
1926年1月1日，冯突然宣布他将退休，并动身去作长途旅行，最终目的地是莫斯科。在那里，他希望能为他那支号称是国民军或人民军的部队搞到给养。当他走了几个月之后，他的下属指挥官撤退了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的那部分部队，并将该部队拉到距北京50英里以内的长城南口。
阎和一般的军阀不同。一般的军阀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自私自利的。而阎则以“现代的”或“社会的”军阀而闻名于世。他开办学校，促进卫生事业，禁止鸦片，修建公路和桥梁，并且采用各种方案开垦土地，灌溉土地，提高耕作水平。
巴巴拉·塔奇曼写道：“他的旁边坐着在剑桥受过教育的中国秘书。他按照外国的风格宴请宾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银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折叠成玫瑰状，鸟状和宝塔状，饭后，由侍从拿着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灯笼，护卫着客人穿过撒满月色的花园。”
冯和阎都害怕遭到蒋介石的打击，他们表示参加国民革命。
军阀部队的数目总共不少于75万，与势力强大的军阀相比，1926年初，蒋的军队人数不超过8．5万人，编成6个师。
从理论上说，这是不够的。但是，要等到他的军队数量能敌得过他的对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蒋给了自己6个月时间。在制定计划与训练的过程中，有时候军事问题相对于政治问题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月1日至19日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基础。
宣布孙逸仙的在天之灵永远是该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有7位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蒋介石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上，蒋报告了他的军事计划——一个只有8．5万军队的计划。这支军队中，只有6万人配有枪支。另外，还有6千军校学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员起来。
1926年2月1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大概是从这时开始，蒋认为共产党正在暗中进行反对他的活动。会上，共产党对他的军事计划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鲍罗廷甚至支持这些计划。然而，会后鲍罗廷突然被召回。在他离任期间，由他人负责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大概在此时，广东出现了把蒋介石描绘成新军阀和攻击北伐的传单。蒋怀疑这是苏联人在幕后策划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待他们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不可与他们共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缩小目标，蒋介石决定辞去他最初选定而尚未就任的职务。他于2月8日宣布，他将不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二天，他拜访了汪精卫，提出辞去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务和广东警备司令的职务。汪不露声色地听着，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蒋介石感到，不久他将与现任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袖的这个真正的对手发生冲突。
对于是否北伐，蒋在心里仍是很矛盾的。汪精卫依然保持着沉默。最后蒋摊了牌，2月27日他对汪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辞呈，那就请俄国人离开。”汪还是没有反应。
3月8日蒋回到汪的办公室说：
“领导国民革命的实权不应落入俄国人之手；即使与第三国际进行联络也应划清某种界限。我们决不能丧失自己的决定权。”
以上的谈话情形是在事件发生大约30年后，蒋介石记录下来的。
整个事情的发展令人烦恼不安，蒋常常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他度过了稍微平静的一天，许多天以来第一次度过了一个心境宁静的晚上。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有人两次企图杀害蒋，均未成功。
为了当时和将来使用，他开始搜集在广东的那些潜在的对手和阴谋者的个人档案，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秘密机构，监视来自各方面的可疑人员。
对于蒋辞职的问题，汪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开始隐晦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趁着局势还好的时候离开广东，继续呆下去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虽然蒋当时的处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可能会遭暗杀。如果离开，他又要对擅离职守负责。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苏联人了解到他与汪精卫之间的交易，据此，他认为汪正在与苏联人勾结。
接着便是“3·20事件”（“中山舰事件”）。
蒋声称中山舰开到黄埔，“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他以广东警备司令的名义宣布了戒严令。
根据他的命令，25名共产党员被逮捕或受到严密监视，其中包括周恩来。1926年3月20日凌晨3点，在广东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年6月20日“沙面事件”后，为支持全面罢工而成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武装纠察队，这一次也被缴械。军队进驻总工会和中山舰，苏联顾问被软禁。
由于完全没有准备，蒋对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是毁灭性的。中共和俄国人都没有事先觉察。冯玉祥到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后，有人告诉他，在蒋早些时候访苏时，给人的印象是比俄国人所见到的其它中国人还要左，还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国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感到惊讶。冯写到：“他们无法想象出发生了什么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承认在这次间接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对紧张局势感到厌倦。
21日，蒋试图给他写信，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蒋在日记中写道：
“我既不想对朋友虚情假意，又不能够向他倾吐肺腑，所以，很难下笔。”22日，由汪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会上他以使蒋感到奇怪的热情认可了蒋的行动。
第二天，汪失踪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后来，汪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怀疑和厌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担政治责任了。”5月份，胡汉民从俄国回来不久，汪精卫便去了法国，他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蒋向他道歉并请他回国，但汪深感伤害、羞辱、不可谅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里。
这样一来，蒋成了国民党中占压倒优势的人物。在他的对手中，一个死了，另一个由于受到怀疑而飘泊海外，还有一个也将受到驱逐。
蒋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蒋对俄国人和中共的打击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蒋给他的学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希望，他写道：“孙先生认为，容纳共产党是我们的革命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