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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据笔者1984年10月23日访问郭宗瑨（郭沫若的侄子）谈话记录。
③黄高彬、唐明中：《新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沫水》1982年第4期。
另一首为七律《铁佛披金色相黄》，在短跋中亦有“书付琼华”的字样。①这次沫若没有在家久留，为了及早返回重庆，三月十日就告别了父亲，首途乐山，在城里小住两日，以拜会亲朋和地方官府。先去行政专员公署，专员不在，秘书坐在那里懒洋洋地摆出一副似搭理非搭理的架势。沫若暗自高兴，“行客拜坐客”本系例行繁文缛节，他就是希望“坐客”不在才好，可以省掉许多事。于是留下了一张名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郭沫若
四川乐山
①原件均藏乐山文管所。
本意无非表示他已来过，哪知秘书接过名片一看，象触了电似的，一下子从长足竹椅上弹了起来，点头哈腰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奴声奴气地说：“啊！厅长！专员是有事才出去的，不知几时回来。厅长住在哪里，请告诉我，回来我向他说，好去拜望。”沫若淡淡地回了一句：“还没有住定。”便转身走了。
沫若真正想拜见的是自己的业师、原乐山高等小学堂的帅平均先生。跨进县立中学教员院帅先生的寝室，沫若亲切地叫了一声“先生”，随即趋步向前欲跪拜，帅先生赶快扶住，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让他在身旁坐下。面对三十年不见的老师，沫若热情祝颂他健康长寿，先生则频频称贺学生的成就。当话题转到经学上来之后，帅先生列举了自己读过的沫若所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极为赞许；沫若半躬着身子，恭敬地表示：“我在经学方面，所以能够有那样一点成就，完全是得自先生的教诲和赐予。”先生听后乐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样慈祥，笑得是那样甜蜜。
从帅先生处出来，沫若信步重访乌尤寺。登上乌尤山绝顶的尔雅台，临江远眺，感事怀人，不由得勾起对老友朱德的思念之情，遂成七律一首：
依旧危台压紫云，青衣江上水殷殷。
归来我独怀三楚，叱咤谁当冠九军？
龙战玄黄弥野血，鸡鸣风雨际天闻。
会师鸭绿期何日，翘首嵩高苦忆君。①
①《汐集·登尔雅台怀人》
听说郭沫若荣归故里，乐山各界人士均欲集会欢迎，并纷纷请他演讲。最大的一次会是在嘉州公园中山堂前的广场上举行的，沫若妙趣横生地从追溯往事谈到抗日斗争形势，说：“父老兄弟姐妹们，朋友们，同学们！沫若今天和大家见面讲演的地方，是我幼年被学校‘斥退’的地方，”他用手指着中山堂前的一根柱子，“也许，这根柱头就是挂我‘斥退’牌的柱头，……”群众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道理，并引导大家展望家乡前景：“铜河百万匹马力的水力，到时候必定供发电之用，铜河流域的天然森林，也必将化为一望无际的烟囱……”场内鸦雀无声，场外还不断有人群往里涌。为了容纳更多的听众，会议主持人征得沫若应允，临时将会场移到了乐山最大的广场——月咡塘。
三月十二日，沫若仍乘水上飞机返抵重庆。不到四足月，父亲病逝的噩耗飞来，便偕立群怀抱刚生下三个月的汉英，于七月十一日星夜回家奔丧。由于沫若的声名和业绩，“内则上而国府主席，党军领袖，下而小学儿童，厮役士卒，外则如敌国日本反战同盟之代表，……莫不表示深切之哀悼”①。唁电、唁函如雪片，挽联、奠幛挂满郭家厅堂，是对死者的悼念，也是对生者的赞誉。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合送的挽联为：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①《家祭文》，见《德音录》。
《新华日报》送的长联，更集中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
北伐扫军阀残余，抗战驱法西寇盗，令郎训政赞戎机，动员千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
眉山为灵气所寄，铜河有秀色可餐，大德耆年参化育，享受八十六寒暑，国祥人瑞，群仰高风。①
①以上挽联均见《德音录》。
正在苏联治病的周恩来，也送来了挽联。诸多联语传佳话，抗日救国心连心，这次治丧活动，无意间倒促进了家乡人民抗日救亡热情的高涨，这是沫若求之不得的。
旧社会里治丧不易守丧更难。七月中下旬之交，铜河洪水猛涨，沙湾全镇均被浸淹，街中公路浑如大河，波浪翻涌水声汩汩，郭家全宅泡于水中。沫若与五哥通宵未眠，一再为父亲的灵榇垫砖加高，以防水袭。八月间又遇敌机轰炸乐山，殃及沙湾，本来就很繁忙的丧事，又增添了许多麻烦。
由于父亲要到十一月间才能安葬，沫若对三厅的工作放心不下，便于九月初单独奔赴重庆。临行前元弟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地叮嘱他早日回来，沫若默默顿首，两人以诗惜别，但愿他们这一对“少时忧戚最相关”的弟兄，能“各倾余力学双班”②。
②见《汐集·别季弟》。
立群和汉英则暂留乡间，母子两人受到了张琼华的多方照顾：她不但主动将自己长期居住的当年结婚用房让给他们住，而且还在饮食方面给予特殊优待。按旧风习，治丧期间不许食荤腥，可是正在哺乳的立群，这怎么能行？张琼华便托人买了活鸡鲜鱼从后院拿进来，另砌一土灶亲自为她烧煮。诙谐的张琼华，偶尔也同于立群开点小玩笑。有一次，她指着立群对侄儿说：“你八爸给我带回来了一个媳妇。”①似乎只有在她的怀抱之中显得最乖，为此她高兴地说：“只有我还能够抱抱他。”
①据笔者1984年10月23日访问郭宗瑨谈话记录。
十月中旬沫若重又回到沙湾。在家守丧期间，获读长兄橙坞负笈日本时所作诗文，今由大嫂装订成册，嘱为题识。沫若捧读再四，往事历历在目，不幸自北平与大哥分别，竟未能再谋一面，自己之有今日全是出于他的栽培，不意毫未报答就从此永别了。思今感昔，不知涕之何从，率成一律，恨不能重得先兄斧政：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重瀛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轶述阡。
手把遗篇思近事，一回雒诵一潸然。
葬罢父亲，十二月初，沫若偕立群和汉英离别家人启程返渝，张琼华把他们送到了嘉州城。飞机起飞了，天上的人在俯看凌云山麓的苏子楼，感叹“风景尚无大殊，而余年则将届知命矣”，地上的人则在凝视飞机远逝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
三十五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进犯边区，开始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厅也跟着受到了更多的挤压、阻挠、刁难和破坏。蒋介石越来越感到三厅是扎在他内脏里的一根钉子，但又不好明目张胆地拔除，于是唆使贺衷寒、张厉生等人严加监督和控制。他们乘周恩来和郭沫若暂时离开重庆之际，胁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阳翰笙和冯乃超觉得事态严重，在赶忙写信向沫若汇报的同时，又立即派人去乐山向沫若面陈一切，请他火速返渝，
沫若回到重庆的时候，三厅的形势正剑拔弩张：国民党顽固派见三厅人员不肯就范，便又使出一招，他们扬言有人告发三厅偷运共产党的宣传品，因而在一天深夜，贺衷寒亲自带领了二十名喽啰来三厅搜查堆栈，连准备包装上车准备第二天运往前线的书报，也都被一一打开检查，结果却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沫若获悉后暴跳如雷，严词斥责，并再一次提出辞职以示抗议。鉴于三厅的社会影响和郭沫若的声望，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十分棘手，既不便于公开撤掉这个机构，也不便于公然批准厅长挂冠离职，而且连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只好暂时收起。
第三厅在顽固派的不断威胁中挣扎着，郭沫若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着。“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①沫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一九四○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他借题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②
①题赠影片《塞上风云》摄制组，见沈基宁：《郭老与电影》，《大众电影》1979年第6期。
②见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①
①诗、信均见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①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
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①见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时至一九四○年九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终于采取更毒辣的一手，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另安排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同时，他亲自下了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于是他安插在三厅的亲信，立即在每个三厅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了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并在三厅本部金刚坡下三塘院子内召开动员大会，扬言“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而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在座的沫若再也听不下去，他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他的言行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的斗志，大家都表示与他共进退，也纷纷提出辞职书。会后，即在会场里摆开书画台，沫若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地振臂挥毫，连连题赠诸同志。其中有一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
大河前横流水今日
生气远出明月雪时①
①手迹见《东海》1979年第8期。
李可染等人盛赞这一联写得气势磅礴，堪与“易水寒”媲美。人们看着联语都在沉思：厅长语重心长砥励我辈，要在寒冬雪夜皎洁发光，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奔赴革命的长江大河。
“金刚矢誓，坚似金刚”。最后导致三厅进步人士集体总辞职，尽管新任厅长好话说尽，也无法“挽留”大家。为此，已经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字文伯，1890—1969）谈话，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这一下可急坏了张治中，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和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寿昌等人，安抚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沫若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嘛！”蒋介石有意避开话头，成竹在胸地说：“我与文白先生已经商量过，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你郭先生主持。”这个部门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属政治部，其宗旨据说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沫若等人不便于当面硬顶，便表示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他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以后，决定答应蒋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担子挑起来。①
①据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一九四○年十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仍分城乡两地办公，本部设在重庆市内通远门外天官府街七号，乡间地点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专任委员有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寿昌、洪深、翦伯赞、胡风等，兼任委员有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王昆仑等，原第三厅约有四五十人也大都被沫若请了回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为了造声势，以显示进步文化界的力量，沫若等人与恩来商量，并征得张治中同意，于十二月七日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以政治部名义举行了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那天有四百余人应邀出席，“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会上，张治中、孙科、沈钧儒等相继发表演说，“盛称笔杆之功”。沫若则接过话头，最后在致词中说：“抗战本身即为文化运动之发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战以来，精诚团结，以发挥其无比力量，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