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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和其他主席团成员纷纷登台。开会时间还没到，台下那帮特殊打扮的家伙就已经大叫大嚷：“开会！开会！”主席台两边的一二十个歹徒立即蜂拥而上，去抢桌上的扩音器，为首的还掏出红布条主席团标志，分给他们一伙佩戴。其中一个自称“市农会代表”的刘野樵，竟冒充“总主席”宣布开会。台下的群众在怒声高呼：“不准捣乱会场！”李公朴等人上前干预，歹徒们根本不听，台下前几排的那些家伙居然乱喊“打！打！”于是一个个手持铁棒、石头跳上台去，扭着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就打。沫若赶紧站起来拦阻，想维护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李公朴，歹徒们便抓住他的胸口，打得他眼镜落地、额角红肿，人也被推倒在地上，胸口还被狠狠踢了一脚。这时候有人在喊：“是政协代表，打不得！打不得！”同时群众中也有人向在场的宪兵交涉：“这是代表，你们非保护不可！”这样，沫若就被两个宪兵和一群青年簇拥着离开了会场，而台上的歹徒们却宣布继续开会，由刘野樵在胡说八道……
沫若他们朝民权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遇见周恩来、邓发（190B—1946）等人，他们也是赶来参加庆祝会的。大家向他们诉说了刚才发生的情况，恩来愣住了，说：“唉，真是想不到！”他还在朝前走，沫若他们也调过头来跟着他走，忽然看见一股又一股人潮从会场上退下来。“不行，再去会场没用了。”邓发提醒了一句。他们在街口又遇见刚从较场口过来的邵力子，沫若也把刚才见到的一切陈述了一遍，然后说：“这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邵力子默默地没有说什么话。大家很愤慨，都表示：我们要抗议，这还成什么话！他们在至圣宫附近分了手，沫若由几位青年护送着回天官府寓所去了。①
①以上参阅《有组织暴徒借势逞凶捣乱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1946年2月11日《新华日报》；郭沫若：《较场口》，1947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力扬：《郭沫若先生访问记》，1946年《文联》第1卷第4期；王亚平：《较场口事件目睹记》。见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庆》。
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沫若带伤赴会，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他说：“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象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本身的侮辱。”记者们手中的照相机对着他不断“咔嚓、咔嚓”，闪光灯把他额头上隆起的乌青块照得发亮，他捂住胸口费力地接着说：“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他的话引起了人们深入思考。
较场口惨案激怒广大人民群众，重庆文化界百余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而中央社却对惨案作了歪曲报道，处处为歹徒们辩护。沫若接待《新华日报》记者时，获悉已有三十余名新闻工作者集会抗议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并针对中央社的歪曲报道发表了声明，他感到十分满意，连连赞许“这样做最好”，并强烈要求政府，对发动暴乱的分子必须严加惩处。
惨案发生以后，全国文协、经济周报、复旦大学等几十个机关、团体和学校寄来慰问信，登门看望者更是络绎不绝。鲜花不断地送来，没有那么多的花瓶来插。广柑收受了二十几篓之多。沫若和立群开玩笑说：“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收财，而我却发了‘挨打财’。”事实证明，人民的心是向着民主力量这方面的。他倚在藤椅上，抚摸着伤口在想：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做得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无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总觉得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无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正感谢你这样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①对于朋友们的慰问，他表示感谢，说：“自己只受了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实现民主才是重要的事情。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第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人们心中明白，铁棒、石头休想征服久经考验的民主斗士。
①《南京印象·一六慰问记者》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郭沫若与李公朴等人曾亲自出庭，被告刘野樵居然有恃无恐，反而诬告李公朴、郭沫若等人。于是两案并审，由重庆地方法院审理，庭长很快宣布：因政协综合小组与宪法协商小组已议决排解本案，故不再开庭审判。结果在国民党政府一手操纵下，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歹徒们全都逍遥法外。而且反动派还在继续指使歹徒和特务寻衅闹事，拼命打击革命民主势力。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营业部被特务砸得七零八落，接着刚刚创刊的民盟机关报《民主日报》也被捣毁，沫若还是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呢。他与留渝政协代表邀集政府代表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谈话，严词谴责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可耻行为。不是吗？签订五项协议的墨迹尚未干，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串演了这一出又一出丑剧：“漂亮的四项诺言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宣读。政协的五项决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手亲自参加过草拟。这些都吹掉了。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捱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他感到伤心，他感到愤怒，不到一个月，春天在这儿就已经消逝得无声无息，“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又来临了，山城重新成为“冰雪满地的岩田”。①
①《天地玄黄·新缪司九神礼赞》
经历了诸多事件的磨难，沫若的头脑更清醒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民主运动的前途有了更正确的估计。他绝不气馁，绝不悲观，而是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准备为和平民主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如同他在前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和文化界人士为慰问他，暨欢送鹿地亘夫妇回国举行的晚会上所说：“今后争取民主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在推波助澜，阻碍民主运动，正如有雾一样，因为雾是晴天的预兆，太阳一定会出来，雾是一定会散的。”他以较场口事件为例，表示要有牺牲精神，说非洲有一种蚂蚁，遇到了水沟，前面的伙伴便自告奋勇地填在沟里作桥梁，让后面的伙伴从他们身上过去。他愿意作这种桥梁，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度过劫难，去享受真正和平民主的生活！
四十五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步一步地践踏政协通过的五项协议，沫若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答应实施民主政治，不过是玩弄和平欺骗的花招，实际行动根本不兑现。以释放政治犯来说，蒋介石早就允诺并当众宣布过，但是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在“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方才得以出狱，前后关押竟达五年零两个月之久。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是一切都兑现了。”邓发在一旁“抗议”道：“不行，志固不可夺，帅又何可夺呢！”沫若当然记得，《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自己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而今叶挺从多年的囚禁生活中重又获得自由，看他壮志不移，依旧雄姿英发，沫若说改日一定要请他痛饮几杯，好好为他庆贺一番。
那天从红岩回到天官府，已经夜阑人静，可沫若一点也没有睡意。他把自己珍藏的三、四年前叶挺送的寿礼拿出来细细端详，那是叶挺在狱中亲手用香烟罐内的圆纸片制作的一枚“文虎章”，上面用钢笔写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记得他的夫人李秀文（1906—1946）送来时，她还用红丝线订上了佩绶，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不久李秀文又送来叶挺手书一通，说是要将寿联下联改为“功追高尔基”，同时信中还抄录了他的一首诗。现在，沫若又在电火光中反复读着这首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叶挺的诗就是他自己，通体燃烧着无限的愤激，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沫若觉得这才够味，这才是真正的诗。他敬仰叶挺有峻烈的正义感，因而对于横逆永不屈服；他钦羡叶挺有透辟的人生观，因而能超越一切的苦难。正因为具备这种精神，所以果真如“地下的火冲腾”，敢于“把活棺材烧掉”。他希望青年们都能读一读这首诗，都能从诗中体味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什么是革命者应有的品格。因此他写了介绍文字，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首用生命和血写成的诗。
两天后，沫若又想到数日前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小朋友来访的事。从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给郁飞的信中，可以猜测自己多年来所牵挂的达夫已经“凶多吉少”，在苏门答腊“失踪”后可能已被日本宪兵暗杀。唉！国家多灾多难，人民也多灾多难。多灾多难的朋友呵，刚迎接回来一个，却又送走一个，而且是永远不复返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和不幸，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象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都要发挥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可是现在又有谁会去管他呢？对挚友强烈的思念之情使沫若感到通体冰凉，夜不能寐。在无数次的幻觉中，达夫有时是象往常那样，无拘无束、热情洋溢地向他走来；有时又是血肉模糊、不断呻吟着向他招手，于是沫若用颤抖的笔写下了：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
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①
①见《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他只能以这几行文字寄托自己的哀思，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死者激励着生者，不能撒手不管“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沫若感到必须带动广大青年促进和平民主运动，一同来整治这个世界。三月十九日，他与沈钧儒等人参加重庆青年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在致词中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认清，今天人们大都不满意国民党，主要因为它已失去了革命初期的青年精神，而成了“老人党，老爷党”了；教育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千万不能象某些青年那样“腐化”、“恶化”，不是想做官就是当特务；殷切期望年轻一代学习过去真正为革命而牺牲的青年的精神，献身于今天的民主运动。为了鼓励广大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勤奋学习，他还亲笔为《青年学习》月刊题签刊名。重庆青年联谊会成立后，他又担任了该会辅导员，谆谆教导青年朋友们要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而要成为坚强的战士，那就不但自己能经受住生死的考验，而且也要能承受住战友们死亡的沉重打击。四月八日，叶挺夫妇以及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黑茶山不幸遇难。在追悼大会上，沫若宣读祭文：“生为民主，死为民主……”他的声音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祭文在他手中颤动着，他如泣如诉，群众也声泪俱下。
民主的战士们呵，崇高的榜样，
为着争取和平胜利飞往北方，
遇着了雨暴风狂，被迫下降。
这天大的损失呵怎样补偿？①
①《见蜩螗集·挽四八烈士歌》。
这万种辛酸的冲击，万种悲愤的煎熬，万种回忆的洄漩，折磨着沫若伤痕累累的心头，他生平从不曾遇到过这样沉重的悲伤。
沫若知道过度的悲伤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继承烈士们的遗志。他擦干眼泪，细细思量国家的前途：是走向民主团结，还是维持独裁分裂，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生死的歧途上。他依然无法定心做学问或搞创作，党组织需要他继续以无党无派人士的特殊身份，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在这样的时刻，他认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尤其要检点自己是否真正的既贤且达，不要藏在无党无派的幌子里干着助桀为虐的帮闲勾当。只要有利于民主团结，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与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共同发起和组织各项活动。三月，他与马寅初、沈钧儒等人出席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举行的茶会，表示鉴于当前经济危机严重，政治逆流肆行，颇为中国前途忧虑，说要和大家一起为中国和平民主而流血。四月，他与张澜、罗隆基等七十五人联名致电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希望该会本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重视由于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以及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进行内战所造成的中国的严重局势，并对中美谈判借款事宜可能引起的后果提出忠告。当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成立时，他也到会致词祝贺，勉励会员为民主运动作出贡献。
沫若时常感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以来的事态。继重庆较场口血案而起的，还有南通血案：三月十八日，江苏南通市民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多人受伤、被捕，甚至被绑架暗杀；还有北平血案：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的国大问题讲演会议，遭国民党特务破坏，陈瑾昆、江绍原教授被殴受伤；还有……在沫若看来，这些血案都是“较场口的翻版”。“人民在苦难中伸长颈子望了两三个月，所望到的是什么呢？顽固法西斯分子的愈演愈丑的闹剧，漫天的扯诳，遍地的灾荒”，沫若不能不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吼出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①
①《天地玄黄·〈联合三日刊〉发刊词》
在国家处于这样的非常时期，学术、文艺也要动员起来为促进和平民主运动而出力。作为学术界的泰斗、文坛上的巨子，沫若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在这方面所应负的使命。为了将致力于民主文化的学者自由结合起来，他与马寓初、侯外庐、邓初民等人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认为实现科学与民主这个“五四”以来的课题，今天依然是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成为社会或国家，这才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
自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四五年十月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沫若一直是理事，先后为文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无论在理论阐述抑或创作实践方面，他都力图紧紧跟上。现在在《文艺工作展望》一文中，他又说：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
在为全国文协所作的《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中，沫若更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指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强调“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