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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逐句直译外语，可以将外语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对于本国语的改造和完善，意义重大。翻译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本国语。本雅明这样批评德国的一些译家：“我们的翻译，甚至那些最好的翻译，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他们想将印度语、希腊语、英语译成德语，而不是将德语译成印度语、希腊语、英语。我们的翻译家对自己语言的惯用法，远远比对外语作品的精神怀有更大的敬畏。翻译家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只是偶然，而非听任其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强烈影响。”〔6〕同时，他肯定了德国另一些译家的伟大功绩。路德直译《圣经》，使德语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拓宽了德语的界域，为现代德语的生长打下了基础。荷尔德林直译希腊诗剧，给德语带来了优美的音调、节奏和韵味，使德语更具美的风致和曲折丰富的表现力。
鲁迅的翻译追求，在这一点上与本雅明完全一致。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他说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抱着这样的目的，鲁迅煞费苦心，提倡逐字逐句的直译，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对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是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
传统汉语句子短促，句式简单。一种语言，要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就须有繁复曲折的句式。“即便已经拥有大量区分明晰、表述精确的语法形式，为了使词语的结合完善起来，语言也还需要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动的追求，即谋求建立起更长，意思更曲折，更富有激情的句子构造”〔7〕。鲁迅翻译时没有把原文的长句拆散，“化为几句”，甚至“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他想把西文的长句结构移植到汉语中来，提高汉语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
鲁迅译文的质量如何，可以争议，但他想通过逐字逐句直译外文，引入外文的句式，带动汉语的改造，则是很有远见的。一种语言要从自身衰败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惟一的办法就是屈尊迎候其他语言的锤击、敲打、挤压、伸拉和拓展，让打结的地方变得舒展，让淤塞的地方变得通畅，让狭窄的地方变得宽阔，一句话，让语言变得更灵活，更自由，更有韧性，更有活力。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说：“在组织言语的方式上，在语言赋予句子的伸缩余地上，以及在这类界限所许可的表达的丰富多样性上，民族智力的差异更为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思维发展和思想联系的真实图景，语言若不具备组成言语所必需的丰富的手段和充分的自由，就难以使言语与思想真正结合起来。”〔8〕直译为一种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新鲜血液，为一种语言接受其他语言的打造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正是得益于直译，后来的现代汉语也拥有了自由、灵活的句式，能伸能缩，能收能放，句子长而不乱，如同蜿蜒的河流，河道清晰可辨，主流支流条理明畅。
鲁迅用汉语直译西语，比德国译家路德、荷尔德林用德语直译另一种西语要困难得多。翻译可以测量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距离。“通过翻译，远远比通过两部文字作品间表面的、难以界定的类似性，更能深入、透彻、清晰地揭示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9〕。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近，亲和性强，对抗性弱；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远，亲和性弱，对抗性强。鲁迅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路德、荷尔德林在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实行直译，成功地译出了优美的德语。鲁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汉语与西语距离最远，亲和性最弱，对抗性最强，要在汉语与西语之间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阻力重重：
从译本看来，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两种语言在“直译”中紧张对峙，尖锐冲突。但鲁迅仍不想让外语迁就汉语，来换取冲突的和解，而是坚持让汉语尽最大的可能去适应外语复杂的句式，复杂的文法。明知很困难，明知阻力很大，还是要把“直译”贯彻到底，这便是“硬译”。鲁迅在“硬译”中显示出大胆的试验精神，不去试验，就无法知道一种语言适应另一种语言的“最大可能性”，就无法了解一种语言变形的“最高极限”。话说到这里，鲁迅“硬译”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也就敞开了。“硬译”是探索汉语适应外语的最大可能性，是求取汉语处理复杂事物、应对复杂文法能力的最大值，是试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是直译的一种艰难的展开方式。“硬译”真切地展示了汉语与西语相隔遥遥的距离，同时也展示了鲁迅试图跨越这种距离的努力和艰辛。梁实秋在《论鲁迅的“硬译”》中举了鲁迅译的一个例句：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大的教训。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汉语母体被撕裂的重创和剧痛，可以听到新生婴儿的号哭，可以看到新生婴儿沾着不洁净的血污，以及松弛的皮肤，轮廓还不够清晰的眉眼。“翻译注定要成为其自身语言成长的一部分，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注入语言的更新成分。翻译远远不是要成为两种无生命语言的无生命的综合体，而是与所有文学形式有关的东西，密切注视着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10〕。鲁迅在苦苦地试验着汉语的张力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上面所引的句子的确是过了“极限”了，但也只有大胆试验之后才知道。梁实秋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11〕就译文论译文，梁实秋的批评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过，从汉语改造和现代汉语建设的需要来看，鲁迅的“硬译”和他的追求未可厚非。胆子太小，生怕碰到“极限”，生怕越界，就无法打开一种语言变化的全部通道，无法抵达一种语言变化的“最大可能性”。宁可胆子放大，最后让语言潜在的“规律”来调节，来修正。“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日语的很多语汇和句法，也是在翻译中硬造出来的，最初也叫人看不习惯，后来慢慢地融入日语的语言肌理中，不会再给人以“异质”感。“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让他剩落在过去里”。先尽量输入新的语汇，新的文法，合适的就传下去，确实与汉语大不相合的表达方式，就让它自行淘汰。鲁迅并不固执，他了解语言有自身运行的潜在规律，不是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发达的教化也起不了作用。一种原初的语言，甚至可以控制以后的岁月从外部添加进来的东西，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予以改造”〔12〕。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也说了这方面的意思：“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13〕也有一些字眼和句法造出来了，在一定的时间里接受语言潜在规律的检阅和考验，不完全合适的，经过修正后就保留下来了。在佛经的翻译中，这种例子就有不少：
（1）梵语Kalpa，原来音译为“劫波”，后来去掉了音节“波”，成为“劫”。“劫”是汉语中的常用词，后来的人几乎想不到这是梵语的音译。
（2）梵语mārā，原来音译为“魔罗”，后来去掉了音节“罗”，成为“魔”，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鲁迅早年的文章《摩罗诗力说》，用了另一音译“摩罗”。
（3）梵语Dhyāna；原来音译为“禅那”，后来去掉音节“那”，成为“禅”，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
这说明，先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给汉语留下一些语言的“粗胚”，经后人的加工，服了中国的语言“水土”，就可以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梁实秋打上门来，主要不是因为翻译，而是另有用意。两人根本的分歧是在文艺观和社会观。梁实秋只认文艺中的“人性”，不认“阶级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弃如鄙土。有人告诉鲁迅，梁先生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把馆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清除出去，包括鲁迅翻译的几本论著。梁实秋挑鲁迅的“硬译”，总共举了三个例句，都来自两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即《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从例句的选择就能看出他的意图。鲁迅很敏感，一下就把对方看破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反驳时，鲁迅写的文章，标题很奇特，局外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怎么会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绑在一块呢？这篇写得很大气的长文，谈“文学的阶级性”的文字比重远远超过谈“硬译”。梁实秋读了鲁迅的反驳文，心里的秘密被说破了，惶惶然，又不想认账，写了《答鲁迅先生》自我辩解：好一个“鲁迅”，“我”梁实秋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只是批评一下“你”的“硬译”，“你”怎么三下两下就跳到“文学的阶级性”上，来攻打“我”呢？〔14〕梁实秋原本是想从斜里刺上一刀，鲁迅不吃这一套，偏要跳到“正面”去狙击。梁实秋还是嫩了一点，这回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因为鲁、梁的冲突主要不在翻译观，在“翻译”这个论题下探究两人的争论，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过多评说，只对相关的背景作一点交代。
“欧化文”
有人把受了西文影响，留下了西文印记的汉语称做“欧化文”。中国人的节操观念无处不在，语言似乎也有节操。“欧化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是“失贞”的汉语，被玷污的汉语，不干净的汉语，与“淫妇”、“汉奸”之类的称呼相当。
张之洞说：“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15〕钱基博厌憎“欧化文”，把鲁迅视为罪魁祸首，痛骂了一阵：“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16〕旧派人物的意见是强弩之末，鲁迅没有太当一回事。一些新一代的知识人，还有所谓的革命青年，态度异常褊狭，目光异常短浅，也视“欧化文”为眼中钉，大加漫骂、攻击，倒真叫他悚然心惊。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回来，照理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得比较开通，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欧化文”大张挞伐，而且很明确地把矛头指向鲁迅：“假如文法的简单是高级的进化的现象，中国文无疑是很进化的了。许多的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中文是如此之圆滑含浑。我不知道有那一个语言学家要改造中国文法使成为欧化……欧化文的起因，据我看，是和翻译有关系的，尤其是和‘硬译’那一种东西有关系。”〔17〕梁实秋批“欧化文”，用的就是“欧化文”，拿上面引的这个句子来说，“规律”前用了好几个“的”，堆叠了数个修饰语，在传统汉语中没有这样的句式和文法。汉语的“欧化”是既成的事实，单单西洋标点的使用，就已经是“欧化”，更何况还有甩不掉的无数来自西洋的新词新语和一些新句式。梁实秋自认为用纯汉语写作，想撇清，但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撇不清。
一种语言受其他语言影响，被其他语言所“化”，本是正常的现象，犯不着大惊小怪。“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人或说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18〕。各种语言在人们的交往中必然相互影响，居于文化中心的语言对其他语言的影响就更大。在东方语言史上，汉语对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的影响，印度语对周边各民族语言的影响，阿拉伯语对波斯语、土耳其语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在西方，有语言“霸王”之称的英语，原先也曾受其他语言影响，被其他语言所“化”。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是法语“点染了英语的面貌”。“英语从诺曼入侵者的法语，后来又从法兰西岛的宫廷法语借用了大量的词，吸收了某些具有派生价值的附加成分（如princess中的－ess，drunkard中的－ard，royalty中的－ty）；并且，和法语的接触推动着它朝‘分析型’的语言方向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语的语音格局”〔19〕。英语受外来语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吸取了“日耳曼语的深沉”，又吸收了“罗曼斯语的优雅”。“它一直在变化，向着各种语言开放，新词，新结构，新音调不断出现，变化到几乎丢掉所有的词尾变化，抛掉了原有的许多语法规则”〔20〕。看来，尽管梁实秋攻的是英美文学，对英语的历史并不了解，否则，不至于那么起劲地非难“欧化文”了。梁实秋可以谈谈吃，谈谈喝，谈谈玩，谈谈他的雅舍。一旦涉及较大的问题，他就不行了。他只能在浅水区蹬蹬腿，溅起一点美丽的水花，进不了思想文化纵深的水域，也永远看不明白在深处潜泳、探索的鲁迅。
上海那些革命青年攻击起“欧化文”来，就更无知，更粗鲁，更凶蛮，更可怕了。一位化名“文公直”的人在给鲁迅的公开信中，开首就说鲁迅提倡欧化文，是“汉奸”。信的中间说到要“大众语”，不要“欧化文”，还说“中国人应该说中国话”。信的末尾是连骂带吓的文字：
先生，现在是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来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是不敢领教的。〔21〕
文风是恶劣的，一个人说话，抬出“四万万四千九百万”中国人来，想以众凌寡。这是中国那些革命人的通病。鲁迅答复时态度非常克制，力求从正面讲道理。对青年人他一向宽容。他跟对方说，不要随意给人栽“汉奸”的罪名，也不要没有征求意见就充作多数人的代表来说话。中国文的欧化，不是要取消中国话，而是出于“必要”。“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是纯粹的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不论旧派文人，还是新一代的一些知识人和革命青年，都在有意无意地想像着汉语的“贞操”，想像着有一种未被外语玷污的汉语。时至今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