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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它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地域、辽阔的强盛帝国，搞成了政治纷争不断，财政拮据，地方四分五裂，中央集权陵替的国家。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一件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事件会把唐朝历史截然分为前后两段，并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实际上，安史之乱后中国封建社会所发生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叛乱本身，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这一转变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安史之乱之前就显现出来。不过，叛乱发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作用。
1。 均田制的破坏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①均田制的破坏 ②地主庄田经济的发展
2。 府兵制的终结与军事格局的变化
府兵制也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
（吴枫、陈伯岩著《隋唐五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认为府兵制与均田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兵农合一的兵制，而是一种世兵制。）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自武周时开始废坏，到玄宗时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府兵制下，出兵役虽然可以免除本身的租调，但是兵甲衣粮自备，所以，服兵役也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均田制破坏使均田农民所占土地日益减少，或完全丧失了土地，就更无力负担沉重的兵役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想方设法逃避兵役，有的向未设军府的州县迁移，甚至自残手足以避征兵。这样一来，府兵的兵源就渐渐枯竭了。与此同时，由于边防线的延伸，唐朝不断向边境增兵，戍边的兵额日趋扩大，士兵服役的年限日益延长。边将们又肆意虐待戍边士兵，因此，人民视服兵役为畏途，谁也不愿当府兵，于是府兵制逐步废坏。天宝 11 载（ 749 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府兵制度。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募兵制发展起来。前面讲到，到了玄宗开元年间，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被募兵制代替了。
在府兵制下，无论是宿卫京师还是住守边关，士兵都是定期轮换的，他们的调防权由中央统一控制， 40％ 府兵宿卫在京城及其周围，战争爆发时，中央统一征调兵力，并临时委派高级指挥官，这样兵权在中央，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
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后，由于唐玄宗时与周边部族战事增加，天宝年间，西南两次败于南诏，东北败于契丹，高仙芝在西北失事，使得边防重镇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当时的精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之地。而且，为了加强日常训练，缘边地区将得专其兵，兵将之间形成了密切的隶属关系。掌握边镇武装力量的官员叫节度使，节度使势力在当时称为藩镇，或方镇。
唐睿宗景云二年（ 711 年），开始设置节度使，以后逐渐增加。天宝初年，唐朝共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与此同时，唐王朝中央和内地所控制的兵力只有 8 万人，而十镇边将及其他边地驻军达 49 万。中央和内地所控制的兵力仅及边镇的 1/6 。如安禄山领范阳、平卢两镇节度使，统兵 12 万，已超过中央禁军数，他又兼河东节度使，有兵力五万五千。这表明，先前府兵制下“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已被“内轻外重”所代替，唐王朝丧失了拥重兵，居关中以驭天下的军事优势。
不仅如此，庞大的军队及其家属的供养，需要有充足的军需供给，于是节度使兼管屯田、营田使，有了理财权，并负责支用朝廷下拨的军事物资，兼度支使，管理家属又兼管民政。节度使的权力融军事、财赋、民政于一身。“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很快成为强大的，中央难以制御的离心力量。而中央朝政的昏暗又为方镇起兵提供了良机。
3。 天宝年间的社会政治危机。
二、安史之乱
1。 经过 2。 影响
①经济方面： ②政治方面： ③军事方面：
三、唐朝后期的政治斗争
1。 唐中央与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央与地方矛盾）
藩镇数目很多，《新唐书·方镇表》共列 42 个，其实远不止这些。藩镇中，势力最大危害最烈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今河北正定），占有今河北中部和南部诸州， 762 年开始，李宝臣任节度使，他“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魏博镇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占有今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地区的诸州。自 763 年，田承嗣任节度使时开始割据，他“重加税率，缮治兵甲……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卢龙镇治幽州（今北京），自 763 年李怀仙任节度使始割据，占有今河北中北部及辽宁西部诸州。他也是“贡赋不入于朝廷。”
以上三镇首领都是安禄山、史思明旧部，他们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自命官吏，自行法令，都不上缴赋税。节度使的职位也实行父死子继的世袭制，或由部下拥立，事后报中央追认，中央不能更改。如成德镇先后被两个家族统治，一个家族统治 38 年，另一个统治 86 年。刘姓在幽州相继统治 36 年。魏博则先后由田姓和何姓两家分别统治 49 年和 41 年。
以上三镇独立性最强，他们常常公开与中央对抗，被称为“叛镇”，因地域也被称为河朔型藩镇。包括：淄青、淮西、宣武、沧景、泽潞等镇。叛镇之外，其他方镇根据地理位置及其与中央的关系可分为三大类型：
一是中原防遏型藩镇。相当于今河南、山西、江苏等地，主要由汴宋、武宁、忠武等十镇。他们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牵制、扼制河朔型藩镇；二是保障运河运输线，实际上也就是保证唐中央政府的财源。
二是边疆御边型藩镇，主要是为了防遏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入侵而设置的，辖区涉及今两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的广大地区。
三是东地财源型藩镇。辖区涉及今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南、湖北等广大地区。这里是唐政府驻兵较少的财赋来源地。
以上三种类型的藩镇割据性较弱，大体上还服从中央的政令。但也不时发生叛乱，与中央对抗。另据王援朝研究，他认为藩镇的类型应划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唐史论》 5 ，三秦出版社， 1990 年）
当时，在藩镇中央之间，藩镇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唐中央为了巩固王朝统治，与藩镇之间展开过多次斗争，最突出的就是唐德宗在位时所谓的“四镇之乱”，“泾原兵变”以及唐宪宗时的“淮西之乱”。
割据局面之所以长据延续，其原因在于：
中央方面：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消灭方镇，只是设法自卫而已。
唐德宗在位后期，已经着手从财政、军事、行政各方面加强皇权。如扩建神策军，这支听命于皇帝的军队到德宗末年已达 20 万，其中一部分守卫京师，一部分派驻西北边境，因此，朝廷的军事权力在保卫京师及对外防务方面负起了责任。同时，唐德宗通过派遣宦官监军使，加强监军使的权限，加强了他本人与服从中央政令的方镇之间的联系。
经济方面：德宗朝开始实施两税法（后面讲），并使沿运河的各方镇听命于中央指挥，保证东南财源畅通。但是唐德宗的作为有利也有弊。他强化君权，全神贯注于朝政，不信任大臣，转而重用宦官，他使宦官第一次掌握了帝国的中央军队。经济上他接受地方长官的巨额“上贡”，使百姓受害。唐德宗加强皇权，增加收入的措施为唐宪宗实施削弱藩镇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可惜，宪宗在位 15 年过早地被宦官杀了。
在藩镇方面：
各方镇各有不同的特殊情况：
自立性最强的是河朔型叛镇，他们虽然有较大离心力，但是与其他方镇一样，都无意于争夺皇位，并不热衷于攻取长安，称孤道寡，而是满足于控制自己的地盘，或找机会扩大地盘，以便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他们担心中央组织兵力消灭他们，也担心邻近方镇，强大起来以后吞并自己，因此方镇之间较少联合。他们之间互相不信任，不互相支持，因此也难以取代中央。他们并不积极支持中央消灭其他方镇以免自己陷于独立地位，而是希望维持现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职任得到朝廷合法的承认，每个节度使都孜孜以求，想取得朝廷正式的任命，朝廷若不加任命，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
宪宗授予支郡刺史兵权以后，节度使的军事、财政权力都受到牵制。穆宗即位以后，藩镇部队长期不扩编并常常缺编，影响了其战斗力。正由于节度使的任命还受中央控制，唐朝后期，中央所任命的节度使一半是文臣，一半是曾担任过神策军头目的人，藩镇长官的地方色彩淡了。
在方镇内部，主要指长江以北的河朔型和中原型藩镇。节度使都建立了忠于自己的衙军（牙军），负责节度使的安全，这些亲卫军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
一是节度使厚资养活的“私人”士兵，名义上的养子即义子。他们是节度使的贴身保镖，待遇优崇，一旦笼络失当，他们也会起而逐杀节度使，换易主帅。
除亲兵以外，节度使的其余部队分驻各州县及经济、军事重镇。此外，节度使还召用本地团练兵，以保卫自己的家乡。这些团练兵在对外征服方面无多大战斗力，但在守卫自己的家乡时，往往能发挥强大作用。节度使府中，自行任命的幕府官，既有落第举人，铨试不中人，也有军人，这些多是没机会进入中央任命的官僚队伍的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为官行政的机会，待遇优厚也支持了方镇势力的存在。
就这样，一个削弱了的中央王权，与处于自治或半自治状态的藩镇之间得以维持了一个较松散的、也较稳定的结构，并维持了一百余年。
2。 中枢政制的演变
3。 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军权后，地位更加巩固，权势愈加膨胀，以至操纵官员的任命，掌握废立皇帝乃至生杀皇帝之大权。宦官专权的局面就形成了。
当时固然多数官员屈服于宦官的权势，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但是也有奋起抗争者。唐制，朝官的衙门多在皇城，宦官则居宫城，皇城在宦官衙门（在宫城）的南面，因此，便以南衙代指朝官，北司代指宦官。南衙北司之争，就是朝官和宦官的冲突与斗争。宦官专权既威胁到了皇权，也引起朝臣的反对，因此，当皇帝和朝臣想有所作为时，势必与宦官展开斗争。其突出事件有“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改新）和“甘露之变”。
①“二王八司马”事件： ②“甘露之变”：
4。 朋党之争 ① 士庶之争 ② 牛李党争
四、安史之乱后的经济改革：
1 ．第五琦与刘晏的理财措施
随着唐高宗武周以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扩张和均田制的日益破坏，越来越多的均田农民变成了流民，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和耕地数量迅速减少，以租庸调为主的农业税收越来越难以保障日益增加的官僚队伍和军队的支出。玄宗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较差。
安史之乱，不仅打乱了唐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而且加剧了政府财政收支上的矛盾，国家财政基本上陷入崩溃境地。于是，增辟农业税之外的共他财源，以保障平定叛乱和挽救王朝危机，成为一件十分紧迫，也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唐肃宗乾元元年（ 758 年），盐铁转运使第五琦采纳了开元九年刘彤提出的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铁木等山泽之利的建议，并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 这一年，第王琦借鉴平原太守颜真卿控制盐利以赡军用的成功做法，奏请唐代宗：“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即将食盐的产销环节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 10 文一下子提高到 110 文。实行这种禁榷制度的结果，政府大获其利，榷盐收入每年在 40 万贯左右，史称这一改革“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缓和了当时政府极度紧张的财政状况。第五琦的榷盐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法也并非尽善尽美，最大的弊端在于全面垄断食盐的产销环节，使得政府不得不广置专卖机构，增派官员，致使官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的费用及损耗增多，从而直接影响了榷利的纯收入。
从唐代宗大历元年（ 766 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 年），任盐铁使，并兼转运常平等使的理财专家刘晏主管东部海盐专卖事务，在此期间，他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一方面大力精减原来臃肿的盐政机构和冗官冗吏；另一方面，把政府统购统销食盐改为政府在产地统购食盐，以榷价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运往各地零售，使政府从繁琐的食盐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而且减少了开支，使政府的收入大增。刘晏主持盐政之初，每年盐利 60 万贯，大历末年每年增到 600 万贯，盐利收入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皇室及军费、官俸开支的重要财源。
除对盐法进行大力改革外，刘晏还对漕运进行了整顿，并大力推行了常平法。
当时，由江淮沿运河向关中运粮的漕运是唐王朝的生命线。刘晏主持疏浚河道，训练漕卒，在扬州制造坚牢的运船，把十艘船编为一纲，分几段路程节级向关中运粮。这一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此外，刘晏在各道设巡院，选择精干廉洁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负责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中央申报。政府在丰收地区用较高的价钱籴进粮食，在歉收地区用低价粜出，这不仅利用粮价之差获利，而且有利于保持各地物价大致稳定。
刘晏的改革，在当时为纽转国家财政困窘的局面发挥了一些好的作用。在盐法运作较为正常时，榷盐之利在国家财政中一直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2 ．两税法的实施：
均田制的瓦解，农民的大量流亡，使唐政府以身丁为剥削对象的租庸调制度愈来愈难以维持了。安史之乱后，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名目繁多的严重局面。
为了整顿赋税制度的这种混乱局面，保障中央政府获取足够的税收，以应付安史之乱后的新形势，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 ），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了重大调整——在继承先前地税和户税征收精神的前提下，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数额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这就是两税法。
（ 1 ）两税法的来源： （ 2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 3 ）实施两税法的意义： （ 4 ）两税法的不足之处：
五、唐后期南方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黄河流域及其以北成为藩镇割据称雄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躲避占乱迁移到江南，增添江南的劳动力。因此，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迅速发展的趋势，其总体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此即所谓经济地理的变化。
1 ．农业方面：
①兴修水利掀起高潮 ； 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使江河湖泊为农业服务。水利工程的增修使南方的开发速度大为加快。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在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在后期则南方多于北方。
②农业生产工具有所改进。
③唐后期，江南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京师已成为维系唐政权的命脉。
④商业性农业，如茶业空前发展。
2 、手工业发展迅猛：
①纺织业，南方已超过北方。吴越地区成为江南地区的纺织中心。著名的越州贡品多。
②造纸业在唐代达到以新水平，重要的产地多在南方。如宣、歙、杭、婺（全华）、衢、越、均（湖北均县）、益（麻纸）、韶（竹纸）等州，都是著名的纸产地。
③造船业。唐后期发展显著。刘晏任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在扬子县设立了十个造船场，派专知官督造千石大船。不用铁钉。
3 ．商业活跃：
①城市商业繁荣：扬州“雄富冠天下”，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集散地，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之赞，益州成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其锦绣、井盐、纸张、瓷器、茶叶等物。史称“扬一益二”。其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杭州、广州、泉州、明州、皆空前繁荣。
②大城市出现了夜市，商州活动逐渐冲破了先前的坊、市分离制，不少商人已开始在民坊内开设店铺。农村草市虚市更多。
③出现了柜房和飞钱。柜房——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