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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明嬗代
第五节 元朝的文化
一、哲学
由朱熹集其大成的程朱理学，在金元之际北传。金朝儒士最早是通过南宋使臣的出现得见南宋理学著作的。大约在 1219 、 1220 至 1232 年间，张九年的《道学发源》在金境公开刊布。蒙古窝阔台时，蒙古军伐宋， 1235 年灭金之次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及其僚属姚枢随军攻南宋，受命在俘虏中搜求儒、道、释、医、卜及酒工、乐人等百工技艺之人，“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其中，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分贡进士儒士赵复被俘虏到北方，蒙古大臣杨淮中遂于燕京创设太极书院，延请赵复在其中任教。赵复本是理学信徒，人称江汉先生，他在大都的讲学、著述等活动，第一次使北方学术界比较完整地接触到了程朱理学的基本内容。此后，北方出现了一批理学家，其中许衡、刘因号称元朝前期北方两大儒。因此，赵复，被称为北方理学的开山祖。
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布，是和忽必烈的兴学方针与许衡的学校制度分不开的。忽必烈一即帝位，便在中统三年（ 1262 年）创设诸路提举学校官， 1271 年以后在京城及各地办学。许衡长期担任国子祭酒，编写了多种浅近的理学著作用于教学，大大扩展了理学的影响，被后人尊奉为朱熹道统的继承者。但他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对程朱理学加以简化、通俗化、普及化，缺乏创新与深度。刘因在其所阐述的理论重点上与许衡略有不同，但其学术造诣也不很高。
元灭南宋以后，理学著述大批流入北方，对旧学风冲击很大。在此前后，元朝的学校制度逐渐定型，“一分一社皆有学”。更进一步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统治地位的确立。元朝学校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许衡任国子祭酒时制定的，教读之法完全取自朱熹。元朝地方学校继续兴盛，至元二十八年诏令江南诸路儒学和各县学内普遍设立小学，后又推广至全国。“由京师达于郡邑，海隅缴塞，四方万里之外，无不立学。”（黄 溍 《金华集》卷 9 ，《重修绍兴路儒学记》）私人所办书院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元朝政府对地方学校（包括书院）的控制和管理相当严格，其学制基本模仿国学规制。书院山长由政府任命，遂使书院官学化，成为州县学之补充。于是，程朱理学首先在教育界获得支配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统一教科书，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理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直接导致它在后来开设的科举考试中确立了官方学术的地位。元儒对经书的进一步注释，对明初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奠定了基础。
元朝的理学，虽在学术上没有明显创新。但也有其时代特点，其较有特色的地方是：调和朱、陆的倾向或称“朱陆和会”。南宋末年，程朱之学大行于世，但同时陆九渊的心学派影响也未减弱，陆九渊创所谓“心学”，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标榜“存本心”，这样，则此心自灵，先天而无所不及的理也便自明，从皆可循此而致圣贤，以此六经皆我注脚。其易简工夫，批朱学为支离事业。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先后问题。其中朱熹后学吸纳了不少陆九渊心学的观点。
如朱熹强调读书穷理，由博返约，常人为之难以统御，往往失之支离。其后学遂有援引陆九渊“发明本心”之说以救其弊者，这在元朝中后期的南方学术界颇为常见。南宋后期，陆九渊的弟子章节夫，兼取朱陆之异同，由朱入陆者首推汤巾（晦静）及其子汤汉（东涧）。最著名的当属吴澄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吴澄在师承上与朱熹有传承关系，毕生钻研诸经，著述繁富，其学术成就在元代理学家中当居首位。但同时他对陆九渊也十分敬仰，推崇他发明本心，“反之于身，……不待外求”的修养理论，希望吸取陆学合理因素，在传授朱学过程中用作方法论的补充。
另一方面，陆学传人兼采朱学者也不乏其例，意在吸取朱学缜密、笃实之功，以补陆学空疏弊病，如史蒙卿、郑玉等，另有程端礼著《读书分年日程》，以博学穷理为原则指导后学读书，循序渐进，本末有序等等。
元朝（南方）理学界调和朱陆，折衷理、心，可以看作从宋末理学到明朝心学此消彼长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元朝的理学在宋、明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二、宗教
元朝由于疆域辽阔，民族复杂，其统治者阶层本身又有较浓厚的宗教信仰基础，所以，其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兼容并蓄。
蒙古人最初信仰多神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后来在对外征服过程中，统治者接触了更多更加精致的宗教，他们认为，这些宗教都能凭借各自的不同途径，与“长生天”对话，为大汗“告天祝寿”。由于这种观念，也出于统治更多不同民族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一律加以护持的政策。入元以后，蒙古皇帝最终皈依了藏传佛教——喇嘛教，但同时对汉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都不排斥，允许其合法存在和传播。
1 、佛教：
（ 1 ）喇嘛教（喇嘛者，同梵语之“都多罗”，乃上者之义，用以称“长老”之语） （ 2 ）禅宗：唐宋以来，内地佛教宗派很多，大的主要有禅、教、律。“祥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 入元以后，禅宗在民间广为流行。（北方流行曹洞宗、南方流行临济宗）。 （ 3 ）白云宗 （ 4 ）糠禅（头陀教）
二、道教：
1 、全真教：（丘处机学于王重阳）
全真教创始人是金初咸阳人王喆，又名中孚，字知明，“任气而好侠”，应文、武科举均未成，于是概然入道，以佯狂垢圩之行，惊世骇俗，人称王害风，自号重阳子。有七六弟子（丘处机为其中之一）号为七真。田其庵名全真，故其徒皆号全真道士。其教很风行，徒众遍及河北。（创于金主完颜亮时）。他们自造的师承关系为：老子――（汉）钟离权――唐进士吕岩――（南宋）辽进士刘操――宋之张伯端――石泰――薛光道――陈抩――田玉蟾――彭相――（北宋）岩――金之王喆――七弟子。
全真道所长通过苦行与忍耐，摈去一切物欲忿争，就可以返其真元。即“绝利欲而笃劳苦，推有余而贵不争、要归清静无为而已”。以苦行来折欲是全真所标榜的修持要义。
（金初战乱与民族压迫下，北方汉族人民消极逃避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北宋末道流批判的产物）。
2 、正一教（张宗演传其祖道陵之学）
3 、直士教（郦希诚学于刘德仁）
4 、太一教（萧道辅学道于萧抱珍）
第十四章 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叙说
一、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1368…1644 ； 1644…1840 ）共 472 年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飞跃，相继进入近代工业文明轨迹。而中国在世界范围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变化也恰恰发生在明清之际。就综合国力而言，处于鼎盛时期的明前期、清前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人口数量和疆域辽阔稳固等方面均较历代皇朝明显提高，在亚洲以至世界范围内仍属头等强国，至少明前期在世界范围仍保持领先地位。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西方显露资本主义曙光也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动曾程度不同地在东西方同时显现。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正处于明末农民战争高潮与清兵入关前夜，从此明显进入两种不同轨道。清皇朝封建专制极权体制更趋强固，自然经济依旧占据统治地位，对外更加闭关自守，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仍属于黎明前的呐喊，本质上未能超出对封建制度的“补天”范畴，在科学文化方面也失去了晚明蓬勃向上的活力。而西方则实现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大工业生产取代手工作坊；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君主贵族特权，人的理性冲破中世纪神学禁锢，科学战胜蒙昧，并通过产业革命向工业文明转轨。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何以会发生这种分途，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应该说，明清鼎革的动荡与清初的逆转确曾使资本主义萌芽遭受严重摧残，但中国近代化因素未能顺利发育成长有着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明清时期在专制集权统治和儒家纲常礼教的维护下，广大农村自然经济和乡土宗族血缘网络再度胶合强化形成的混凝土结构，使社会凝固板结，阻滞着社会结构的更新、变革。中国高度成熟的封建制度具有极富韧性的自我整合机制，不断扭曲、化解、异质变革因素，修补完善自身的体制，成为桎梏近代化因素发展的巨大障碍。而这又是传统封建文明衰落，被远远甩到世界潮流之外的根本症结。人口压力过大、密集型劳动模式和先进市镇被广大农村包围、牵制等诸多因素，也使中国突破产业革命的瓶颈格外艰难，尚需经过漫长的过程。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盛极而衰是在世界范围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封建农耕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封建社会并未走到天然尽头。但这时封建制度下取得的繁荣，已经远远不能和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的巨大飞跃相比。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巨大潮流之中，中国的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明清之际殖民势力的东来和“西学东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高于自身社会发展的先进文明相遇。即使是封建制的强盛也已抵挡不住新兴资本主义的挑战，降至周期性盛衰低谷的清中期，这种强弱对比的反差更为鲜明。在这次东西文明碰撞较量中，清皇朝无可挽回地败退衰落。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打乱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人民将面临更加艰巨悲壮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缓慢踏上更为曲折复杂的独特的近代化道路。
二、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历史发展大势
公元 1368 年至 1840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按其历史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明前期： 14 世纪 60 年代至 15 世纪 30 年代，即明太祖洪武初年至明宣宗宣德末年。是明代政治形成、确立并稳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君主极权政治最终形成。长期征战使阶级矛盾尖锐。通过洪武、永乐两朝废除丞相、创内阁、设厂卫、加强对基层社会和思想文化界控制、迁都北京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大大提高皇权，奠定了有明一代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明初统治者在元末农民战争猛烈扫荡旧生产关系落后环节的基础上，实施了奖励垦荒、轻徭薄赋、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提高手工工匠身份等经济政策的调整改革，使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发展。永乐年间政局稳定、国力强大，成为中国历史又一鼎盛皇朝。郑和下西洋开辟亚非海上通道的壮举，表明了明朝对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在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
2 、明中后期： 15 世纪 40 年代至 17 世纪 20 年代，即明英宗正统年间至明神宗万历末年。总的形势是，大明帝国繁荣强大的时代已告结束。政治上官方势力抬头；法制日益松驰，官员更加腐化。财富争夺日益激烈化。①皇权的绝对权威被削弱。皇权的集中与巩固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要有法律制度作保证；皇帝本人具有治国治民的素质和本领；皇帝能勤政。制度由人执行，所以关键是后两条。而恰是后两条在明中期后有问题。②权力之争与财富之争并行。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封建贵族地主疯狂兼并地土地，“皇庄”遍畿内；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中官庄田、大量扩张，遍布各地，都是权力的变生物。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不断激起暴动抗争。小农经济遭受破坏，也使政府财政陷于困境。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军备败坏，导致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加上北方鞑靼、瓦刺崛兴，屡屡破关南下劫掠，东南沿海倭寇不断登陆骚扰，明皇朝内外交困，国力渐衰。后半期，（嘉靖到万历）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使明中朝的社会危机得以缓解，一条鞭法的实施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江南等地工商业市镇勃兴，局部先进地区的个别手工业生产部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改革使社会秩序由动荡转为安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内阁权重至极。世宗时，夏言、严嵩选用事，赫然为真宰相。万历时张居正。尽管明后期政治腐败加剧，皇朝愈趋衰落，江南市镇经济仍保持相当的活力，市民工商阶层随之登上历史舞台。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以情反理”冲击传统礼教的思潮，通俗文学繁盛，科学巨匠迭出，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呈现出逐渐求变、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社会转型的特征：①专制极权——挑战君权至尊的思想存在。②新旧生产方式并存；③官僚地主操纵国计民生，但反抗呼声高；④闭关自守——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日益深入等。
3 、明末清初： 17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即明熹宗天启年间至清圣祖康熙初年。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皇朝统治，是明末社会危机加剧的必然结局。明末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的周期性危机，明末农民战争依然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资本主义萌芽和城镇市民力量还很微弱，这次起义尚不能使中国摆脱封建制度的轨道。清兵入关击溃大顺和南明政权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以及清初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在生产关系上的倒退逆转，使长年内战中遭到严重摧残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扼杀、中断了向近代社会演进的趋向。清初进步思想家继续对暴君制统治展开猛烈批判，但却提不出建设新社会的切实可行方案。
4 、清前期： 17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 40 年代，即康熙初年至清宣宗道光二十年。清初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加快了野蛮征服者被先进文明征服的进程。明末土地与劳动力分离的根本性危机早已被农民战争扫平，从而为清前期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调整创造了良好条件。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很快便达到中国历史上新的高峰，资本主义萌芽也相应有较大增长。在此基础上，清前期有效抵御了沙俄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壮大。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清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体制。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统治，使政治层面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因素难以发育。晚明以降，传教士来华带来的“西学东渐”，一度传入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雍正年间耶酥会士被逐出国门，中断了这一进程。但闭关锁国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殖民主义势力入侵。乾隆末年承平日久后必然要出现的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等封建社会周期性痼疾再次复发，道光中期处于衰败阶段的清帝国终于无力抵挡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劫掠，未能避免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厄运。
社会特征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阶段。明中后期以至清前期，在唐宋封建农耕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和突破（例如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并在此基础上明显出现了工业文明萌动的迹象和近代化的趋向。所谓近代化是指产业革命的孕育阶段，即从农耕文明中分离出迥异于传统模式的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异，这些变异的发育成长带有向工业文明演进的鲜明趋向。明中后期以降，局部地区在商品经济、市场空前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的背景下，城镇经济发达、市民工商阶层壮大、手工工场作坊中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合发生了近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通俗文学繁荣，意识形态相对活跃，兴起一股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思潮。这些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诸种内在关联因素的同时涌现并非偶然，它标示着烂熟的封建农耕文明母体并非万古不变，新因素的萌芽已经在为产业革命的启动准备条件，即使清初的逆转和满族统治的某些特点对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也未能完全扭转这种萌芽发展的趋向。为此我们可把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视为中国封建社会高度成熟的后期阶段和走向近代的端倪。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巩固和发展，是明清（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