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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丁瑞来到调解委员会时，“委员们看见他都很客气，浮起半个身子来和他打招呼，一个委员搬了一只藤椅放在当事人席的前边请他坐，他也就不客气地坐下去，好像他不是当事人而是陪审官”。但黄进德则怒不可遏，咬牙切齿，瞪出眼珠，举起右手连连点着对方的额头，破口大骂，他的额门和脖颈上的青筋一条条暴起来。
“罗丁瑞，”黄进德浑身上下都着了火。“你说什么？我砍了你的竹头？你像我的××！”又大捧了下部一送。“我砍的是我自己的竹头，纵使砍过了界，也是公家的竹头，不是你罗丁瑞的竹头，你神气什么？我砍了公家几支竹头来修理猪栏，不会过份，纵使犯了法，也是小贼；你罗丁瑞嘛，大卡车整车偷公家的树木卖，偷了一车又一车。你当我不知道？我问你，你租借造林地上那些树木哪里去了？那是谁砍的？哼！别人瞒得了，我这个黄进德你可瞒不了。我这个小贼，被官家提了去，最多坐三天牢，你这个大贼头嘛，起码一年以上。你不信，试试看吧！”
他这些是夹杂了日语说的，因为语言的能力程度，使他说得很快，日语就不得不用得更多。不过他虽说得快，像倒水似的一气泻出，一点不含糊，句句清楚有力，落在地上会响、会蹦。当他说话时，他的头、鼻子、嘴唇，一齐向一边偏着，扭着，眼睛瞪得大大、圆圆，一股剽悍之气自那上面迸射出来镇压着对方。当他住嘴时，他的嘴巴收得紧紧，嘴唇别得尖尖，眼睛向前面的地上严厉地一闭一睁，又给他的话加上一重说服的力量。这时的他，比说话时的他显然更有活气、更富表情。
一股紧张的空气支配着会场，人们的眼睛都被牢牢地握在黄进德的手里，不过他们的脸孔上有一种在大热天吃了冰淇淋的表情，甚至这种表情有时在年轻委员们的脸孔上也能够看到，虽然他们在隐忍。
主席再度摇手制止，但没有效果。
“你想想看，日人时代有多少人受你欺侮，当时要不是你滚得快，我这个黄进德不杀你的头，也要斩断你的后脚跟，你知道吗？你还有脸皮活下来？你不懂得羞耻吗？嗯！”
起初，罗丁瑞有几次还想反驳，但显然被对方的威势所慑，又找不到机会插口，坐在藤椅里频频冷笑，保持着智者的冷静。等一下，冷静消失了，脸孔渐渐变色，后来就自那有很多脂肪的脸上流出大点的汗珠。
“算了吧，黄先生，”主席再摇手制止，“过去的事不要提啦。”
“哈哈，他算了，我可还记着呢。”
黄进德头一偏，嘴唇闭得尖尖，少停，又说：
“你不服气吗，不服气，法院去告我，我等着你。”他站了起来，“我没有工夫呢，失陪了！”
他说罢，和委员们招呼了一下，便大摇大摆的走出中山堂。
一场义正辞严的辩论斗得罗丁瑞落花流水，威严扫地，以一股剽悍之气震慑得满堂豪绅官吏张口结舌，既表现了黄进德对权贵人物愤怒声讨的凛然大义，也表现了他那带有几分狂野的典型个性。
黄进德被日本人征调到南太平洋时，在生死患难中与另一位贫苦农民徐龙祥结拜同年。战争末期，受重伤的徐龙祥拜托黄进德看在同年的份上多多照顾他的家，黄进德答应了。战争结束后，徐龙祥下落不明，黄进德便忠诚于徐龙祥之托，毫无私心地照顾徐龙祥一家大小的生活，用自己的名义从镇里一个姓傅的人家租来一块总共有一甲一分的“三七五田”，自己只耕七分，四分给徐龙祥的女人耕。但徐龙祥的女人在龙祥“死”后数年，跟上了一个叫唐有福的人，黄进德觉得自己好像受到受了欺骗和愚弄。唐有福实际上已支配着这个家庭的一切，破坏了原来的秩序。黄进德很少去走动了，只希望同年的两个儿子土生和火生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岂料唐有福从中作梗，趁徐家生活困难之机，要徐家为了得到一些眼前的好处，拿到一万元的收入，拱手把四分田退还给头家出卖，而买方正是罗丁瑞。黄进德知道后，生怕徐家从此失去保障，自己有负于结拜同年之托，便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竭尽全力制止此事，以保住徐家“最后的饭碗”。黄进德不仅苦口婆心地开导、教训徐龙祥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还严厉警告唐有福：“我不喜欢你串通罗丁瑞骗那女人。一向来，你的油水揩得已够多了。你不应该再揩。这是他们最后的饭碗，你应该撒手。”在镇调解委员会上，他大灭了罗丁瑞的威风，并上门警告罗丁瑞，说若买徐龙祥的田，“那不会有好结果”。黄进德保护徐家土地的愿望落空，气得打了徐家长子土生一个耳光。当这一切无效后，为了替徐家清还欠罗家的债务，保住徐家那块田，他便在酒后闯进赌场，大注下赌，像发了狂一般，赢了罗丁瑞合谋者的一大笔钱。那一赌搏的场面描写绘声绘色，入木三分，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把黄进德的忠诚、耿直、倔强，连同思想简单、脾气粗暴等弱点，和盘托出于读者面前。
黄进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敢于向封建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勇士，但在他身上同样较多地保留着封建家长制的旧思想、旧作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成为断送自己亲生女儿云英性命的祸首。云英和徐家次子火生两小无猜，还一起玩过“娶新娘子”的游戏，因此心存爱意。黄进德由于不喜欢徐家的作为，便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地拆散了两个人的关系，警告女儿不要再和火生来往：“我不说火生好不好，不过我不喜欢那一家人。那一家人，不管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是没有骨头的废料；那是一堆烂泥，扶不起来的。”还强迫云英嫁给镇上首富陈其昌的儿子。对于火生来说，破落的家庭令他忧郁和头痛，他不满意哥哥和母亲，感到家庭的枯燥、厌恶和难耐，只有上班或者和云英在一起时才过得快活，才有生活的乐趣。当他知道黄徐两家的矛盾不可能调解时，一切都使他感到幻灭和绝望，于是便愤然出走台北。火生的出走也关上了云英的希望之门，“一切都配合好了要把她推落到深渊”。她以前曾和火生说起过洋裁店的少妇秋菊用恩特灵自杀了，因为“女人没有办法可想就会这样做”，她也最终选择了这条路，毅然以死殉情。
可以说，黄进德是钟理和小说中也是当时台湾文学中罕见的充满正气和骨气的形象，同时也应该说，由于黄进德难于克服的自身的局限，使他的抗争和冲闯是孤独的，他憎恨过去，执著现在，却把握不住未来。
对于钟理和为我们谱写出的一曲曲朴实厚重的“农事歌”，可以看出，钟理和描写农民并不特别强调农民，只是从农人的生活里去看待生活和人生，因此就广义的农民文学而言，钟理和作品里的农民生活观贯串于他的所有作品，钟理和文学的朴实也就是来自农民世界的真实，钟理和的农民文学提供了“文学就是生活，文学就是人生”这样的宣言。
第七章 坎坷人生路——钟理和后期作品评析（二）
钟理和作品中占大多数也最有影响的除了乡土小说外，就是那些以自己的爱情、家庭为题材的身世小说。
《原乡人》、《假黎婆》、《初恋》、《阿远》等作品，是钟理和少年时代生活的再现，作品中充满着梦幻般的憧憬和遐想。
《假黎婆》原题为《我与假黎婆》，发表时被编辑删去有关“我”及“与”的部分，但有限的文字还是为我国现代文学画廊提供了一个独具风采的高山族妇女形象。假黎婆并不是钟理和的嫡亲奶奶，而是他祖父的继室。但事实上，“我们这位奶奶不仅在地位上和名份上，就是在感情上，也真正取代了我们那位不曾见过面的奶奶，我们称呼她‘奶奶’，她是受之无愧的。她用她的人种的方式疼爱我们、照料我们”。“假黎”是山地人的意思，但这一概念对幼小的主人公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把她当成“缠着番婆头，手上有刺花的奶奶”。假黎婆对“我”的爱，体现出一种伟大母性的爱和山民单纯的爱。有一次“我”因中暑三天三夜神智昏迷不清，大家都认为完了，要把“我”移到地下，但奶奶不肯，坚持“我”会好，并熬夜挼绳看护。果然，在她日夜尽心看护之下，“我”在第四天下午终于复苏过来了。因此，“在我的生命史上，她是我最亲近最依恋的人”。假黎婆嫁到汉人家庭后，处处谦卑自处，总是按汉人的礼教妇道约束自己。与对夫家人的关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对娘家人的要求却极为严格，甚至有几分苛刻。侄儿来探亲时喝醉了酒，她怕侄儿闯出乱子，严责后连夜悄悄地把他送走。钟家顺赠的礼物，她只让娘家人拿一样，以免惹得人家瞧不起。然而，假黎婆还是会在特定的环境中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埋藏着的真性情。有一次，“我”和奶奶去山谷找牛。在自己熟悉的深幽壮伟的山谷里，奶奶时时低低地唱着柔婉、热情、新奇的番曲，脸孔有一种迷人的光彩，眼睛栩栩地转动着，周身流露出一种轻快的活力，像是比平日年轻得多了。她的歌声越唱越高，虽然还不能说是大声，那里面充满着一个人内心的喜悦和热情，好像有一种长久睡着的东西突然带着欢欣的感情在里面苏醒过来了。唱歌时的奶奶虽是很迷人的，但“我”内心却感到一种迷惶和困扰，觉得这已不是原来可亲可爱的奶奶了。“我觉得自她那焕发的愉快里，不住发散出只属于她个人的一种气体，把她整个的包裹起来，把我单独地凄冷地遗弃在外面了。这意识使我难过，使我和她保持一段距离。”起初“我”只是默不作声，后来终于熬不住内心的孤寂之感而扑向奶奶，喊着说：“奶奶不要唱歌！奶奶不要唱歌！”于是，奶奶不再唱歌了，一直到回家为止，她缄默地沉思地走完以下的路，她的脸孔是忧郁而不快。但一回到家以后，这一切都消失了，又恢复了原来那个宁静、恬适、清明的奶奶。本性星星点点的绽放于瞬间熄灭，令人感叹不已，暗示出原是假黎婆那含藏不露的思家情绪，她每天过着的是多么寂寞难宣的日子啊！通过这个细节的小小窗口，读者一下子看到了被掩蔽在云雾中的假黎婆的真正形象，并且更加衬托出了她善良、忍耐、甘愿牺牲负重的那一面。直到多年后，在奶奶的墓前，与背脊有点佝偻的奶奶的弟弟在一起，更加深了“我”对奶奶的追思和怀恋，“我觉得我已真正失去一个我生命上最重要最亲爱的人了”。该作给人的启示是，尽管小人物不能创造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来，但只要有一颗爱心，把爱撒向人间，其反响同样也会震撼人心。
《阿远》（原题《女人与牛》）一文带着忏悔和歉疚的心情回忆了童年的一段往事，探讨的则是人性的尊严。阿远是本村阿贵的老婆，“她的仪表状貌男不像男，女不像女：高高的个子，粗粗的骨胳，扁扁的鼻子，浓浓的眉毛。后来，她的婆婆因为每天要给她梳头感到不胜其烦，索性叫她剃光了头。由是以后，她的红头皮像男人一样发亮，却又穿着齐膝长衫。这样一来，更教人扑朔迷离，雌雄莫辨了。看上去，她呆头呆脑，犹如一块煤，外里两面双双表现着深邃的黑黯和混沌；女人所有的慧和秀，在她身上是找不到一点影子的”。她的出现给村人添了谈笑的资料，给孩子们添了许多热闹。假使有人寻她开心或捉弄她，那么她不管这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一概回敬他一句：“臭×！”若是急了就先是跺脚，后来索性坐下来张开嘴干嚎。其实阿远心地很好，从事家事更是勤勤恳恳。“她每日赶着水牛，肩荷锄头，锄头挽了只畚箕，水牛一拉屎，她便用锄头扒入畚箕里弄回家去。这是阿贵派给她的惟一工作。一天两次晌午和傍晚回家，她的牛总是吃得饱饱，畚箕里也装满了牛屎。由她这份工作来评论她，则她未始不是一个有用的生产者，而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和更好的待遇。”然而。阿远的憨直木讷竟引发出一场“牛换人”的闹剧。她在贫穷的丈夫眼中，卑微得比一头要用钉子钉上才上道的牛还不如。这时，不管识与不识、不管以前多么鄙视阿远，甚至现在自然看不起她的，都站出来说话了：“牛换人，这本来就不像话了。”以后，阿贵得急病死了，阿远被邻居收留，人们渐渐地说起她来也不再是笑谈：“她饲牛是满好的，她的牛每天吃得最饱，畚箕也没有空着回来过；她并不白吃饭。”对于这样一个勤勉的人，作者自然也希望她获得更多的重视、更好的待遇，可以不再流浪街头作丧家之犬。有人分析认为，贫与病的交缠，是钟理和后半生的所有内容。因此，他更懂得用体贴细腻的心，去倾听大地苦难生灵的呻吟，并透过他的笔写出了这些孤独废嫉者贫病交迫的无奈与凄伤。《阿远》中表现的那种对于生命的轻贱、对于勤勉却又低能的女子之鄙视，是钟理和心中一直拂不去的阴影，他忍不住省思：“一个人生而贫穷，而这贫穷自他落地时起便一直压迫着他到死为止，这种事也是有的，固然可悲，然而他未始不可以用他的努力和智能去改造他那恶劣的环境。人类过去的历史便是由这些人所创造的无数动人的故事集合而成。但是我们失去的胳臂或心灵则永远也追不回来了。这是天地间不可弥补的最大憾事，最大不幸。唯其如此，那么对那些不幸者，我们应该去嘲笑他们？去侮辱或去欺负他们？”有评论者道：“鄙贱、粗俗、丑陋的人物，钟理和先生却以最可贵的平等观、博爱心，表达了最真诚的怜悯及义愤，之能臻此，乃因他自己也是受尽命运颠弄，在痛苦边缘长期熬挣扎过的吧？”花村：《〈钟理和短篇小说集〉读后》，（台湾）《中华文艺》13卷1期，1977年3月。
自传体短篇小说《原乡人》具有长篇的架构，它没有传统小说完整、严谨的结构，也没有现代小说那样着重心理分析、讲求“意识流”的隐秘，只是具体描述了“我”幼年到青年时代从见闻经历中体悟到的人种学及祖国观念形成的过程。也有人指出其不足：“由于过分迁就现实，只采用一种既有的现实素材作为小说内容，因而对题材横广面的拓展，对主题意识深一层的探究，和内涵的集结等等，都受到了限制。因此，与其说《原乡人》是一篇好的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篇小说化了的生活素描适切。”舒坦：《钟理和·〈原乡人〉·电影〈原乡人〉》，1980年9月14日《台湾日报》。“原乡人”是客家话，即住在台湾的人对在大陆或来自大陆的同胞的称谓。作者在作品的开始写道，在幼年时登上人种学第一课的是福佬人，也就是闽南人；第二种则是日本人。这两种人是有区别的。前者为人和善，而后者则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所到之处鸦雀无声，人远远地避开。等到长大后，家里把“我”送到了原乡人那里去读书。又从奶奶那里知道，原来我们也是原乡人，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那里“很远很远，隔一条海，来时要坐船”。后来还见到原乡人是吃狗肉的，令“我”十分惊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看见了更多的原乡人。他们都是些像候鸟一样来去无踪的流浪人物，而且从事的工作都不是很体面：卖参的、铸犁头的、补破缸烂釜的、修理布伞锁匙的，以及算命先生、地理师（注：即风水先生）。同时又发觉他们虽同为原乡人，却有许多差别，言语、服装、体格不尽相同，有宁波人、福州人、温州人、江西人。“我”觉得“他们都神奇、聪明，有本事。使破的东西经他们的手摸摸，待一会儿全变好了”。年事渐长，自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本叫“中国”，原乡人叫做“中国人”。由此，“我”受到三个不同方向的引导。头一个引导来自课堂的日式教育。到公学校五六年级，却发觉在日本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