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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堪称“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典型。王蒙以“宽容者”自居，他宽容贪官污吏，宽容社会不公，宽容痞子文学，宽容下半生写作，却批评不能宽容鲁迅。王蒙严厉批评鲁迅的“不宽容”，他本人却从未宽容过那些针对他的批评意见，王蒙曾经将批评过他的王彬彬侮辱为“黑马”生出来的“黑驹”，谁批评他谁的动机便是想出名。如此诛心之论，哪里有半点绅士风度？由此可见，王蒙以“反鲁迅”来“争自由”的说法，其实无比虚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蒙从来没有对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发言，从来没有对社会不公和弱势群体有任何的关心。相反，他自得其乐地写了不少“喷嚏散文”和“睡衣散文”，对于不愿写作此类文章的作家则统统斥之为“极端主义”。正是在此维度上，王蒙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直线下降，“季节系列”和《青狐》等作品，仅仅是一时的畅销书而已。王蒙的人格缺陷、思想缺陷与艺术缺陷，都深切地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危机。所谓“过于聪明”，其实也就是一种已经不自觉的奴才人格。从一九五七年因“误会”而被打成“右派”，到九十年代初卷入另一场“误会”——“坚硬的稀粥”事件，王蒙一度被人们认为具有一定的自由倾向，然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读。当甘肃夹边沟数以千计不知名的右派在饥荒中悲惨死去的时候，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却因有高层的照顾而“瓜果飘香”。此右派不同于彼右派，毕竟还被伟大领袖亲自点过名。对于王蒙来说，“文化部长”和“作协副主席”的头衔比“自由作家”的身份更加“光荣”，这意味着权力阶层的认可。与此同时，王蒙还时常作出某种“体制外”的姿态，扮演辉煌的“成功人士”与清高的“隐士”的双重角色。其策略有两个：其一，大谈“人生哲学”，教大众如何“做人”，其“人生哲学”无非就是经过精美的语言包装的“厚黑学”；其二，为以王朔为代表的“反智主义”文化叫好，以猎取所谓“亲民”之形象。正如余秋雨对赵本山的欣赏，王蒙对王朔也大加赞扬。从骨子里看，此四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鲁迅恰恰对中国文人身上的奴性进行了最为深刻地揭露和最为猛烈的批判，鲁迅说的很多话，都说到了王蒙的痛处。因此，不否定昔日之鲁迅，则无以成就今日之“王蒙”。王蒙不仅难以面对鲁迅，就连鲁迅欣赏的古人嵇康也看不惯，经过王蒙的一番阐释，嵇康因反抗专制统治者而被杀害也成了自讨苦吃——谁让你的性格“太认真”、“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呢？
王蒙担心世人都成了鲁迅，也担心中国若有“五十个鲁迅”会发生“地震”。王蒙的担心是一种杞人忧天，今天的中国不是“鲁迅过剩”的中国，而是“鲁迅精神极度匮乏”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不缺少王蒙式的宽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聪明和智慧；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肩起闸门的担当和铁屋里的呐喊。王蒙精于盘算的性格近于官僚和商贾，而远离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论：“王蒙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聪明，以他对无聊无耻的精神赞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那肯定是文坛奇迹，那鲁迅也将不成其为鲁迅，那鲁迅便成了周作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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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是怎样炼成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谎言是怎样炼成的？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把他为斯大林所作的传记取名为《胜利与悲剧》。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也就是说，斯大林在权力舞台上的辉煌胜利恰恰是苏联人民空前的悲剧和灾难。在斯大林的帝国里，比真理更“高贵”的是邪恶，比历史更“权威”的是谎言。这个庞大的帝国主要依赖“两只手”来实现统治：一只手是铁与血的暴力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克格勃以及人们业已形成的、无所不在的“内在的恐惧”，其目的是制造“顺民”；另一只手是以传播谎言为首要任务的宣传和教育机构，包括电视、广播、报刊、教科书、学校等各种不断重复谎言的渠道，其目的是制造“愚民”。一个由“顺民”和“愚民”构成的社会，虽然是一个便于统治的社会，但也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内在生命力和更新能力的社会。
传播谎言，首先就要改写历史。对于斯大林来说，既然可以一挥手就把一个民族从地图上抹去，那么改写历史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斯大林本人始终对历史著作，首先对皇帝传记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别列亚尔米诺夫的《俄国历史教程》、维柏的《罗马帝国概述》、阿·托尔斯泰的《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朝》等他都认真研读过。他把这些皇帝的传记当作自己的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看到的是自己冷酷的面孔。他发誓自己将比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更加伟大，也更加残暴。斯大林很少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虽然他自称是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列宁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马列主义不过是他骗人的幌子而已，他更满足于充当“新沙皇”的角色。正是在对帝王传记的研究中，斯大林发现了“重写历史”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对此，沃尔科戈诺夫敏锐地评述说：“不难看出，斯大林认为用适当的方式描述祖国的历史也是实行独裁、形成意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于是，一个庞大的编纂历史读本的班子建立起来了，它的成员许多都是斯大林“钦定”的。经过数月紧张的工作，影响苏联社会数十年之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终于出笼了。这部后来臭名昭著的读物，在当时却成了真正的百科全书，“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数超过了四千三百万册！在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这本著作也迅速翻译成各种文字，并大量地印刷和发行。同时，这些国家也开始模仿这本书的写法，编写自己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传播范围之广泛、印刷数量之巨大，除了《圣经》和《毛选》之外，恐怕很难找到能够与之匹敌的作品了。
在苏联，这本“把各种教条木乃伊汇集在一起的书”，对全国人民来说就像《古兰经》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成了必须阅读的东西。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乃至于博士学位的历史教科书，都按照《教程》的体例来编写，并严格遵循《教程》中的论点和论据，不得有丝毫的偏差。从日丹诺夫到苏斯络夫，历届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把《教程》当作苏维埃的《圣经》来看待。沃尔科戈诺夫指出，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培养、训练人们如何跪在斯大林的脚下。斯大林与列宁被塑造成两座高耸的山峰，而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则统统被描述成“叛徒”和“人民公敌”，他们的历史贡献被一笔勾销。斯大林比在革命进程中的表现简直上帝还要未卜先知，他永远都保持着伟大、光荣和正确的立场。在《教程》中，人们看不到斯大林在内战中的失败，也看不到他在德国入侵之际的惊慌失措，更看不到他在大清洗中的残忍和嗜血。这种肆无忌惮地改写历史的做法，不仅贯穿了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而且贯穿了苏联的整个历史进程。赫鲁晓夫企图扭转这种局面，但当他被赶下台之后，斯大林主义又全面复活了。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感受到了这种“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制造谎言”的巨大压力：“历史学是第一个牺牲品，首当其冲的是现代史。”官方在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方面特别下功夫，因为这样能够重新神话斯大林。他们不仅改变了对若干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当局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历史科学、历史思想倒退。”
与这种推动“倒退”相配合的行动是无情地打击那些坚持说真话的人。官方多次展开迫害诚实的历史学家的运动。阿尔巴托夫观察到，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因为在学术上采取原则性的立场而被撤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方面的著作而闻名的历史学家涅克里奇遭受了特别残酷的迫害，终于被迫流亡国外。“当局这一手十分有效，因为流亡国外的人实际上好像成为叛徒，不仅他们本人的名声败坏了，而且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著作，甚至支持他们的人的名声也都败坏了。”坚持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也被开除出党。于是，许多“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开始无耻地吹捧皇帝的新装是多么的美丽。许多高级官员和将帅也在回忆录中编造虚假的故事，这些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回忆录后来都声名狼藉。
与此同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在不断地重版。正如沃尔科戈诺夫说分析的那样，《教程》在国内之所以能够流传，不仅仅因为宣传机关根据斯大林指示的精神把它变成了全社会多年阅读的“主要著作”，而且因为它那极为浅显的、提纲挈领的叙述方式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这些人越来越习惯于别人替他们“想问题”，并且满足于这种贫乏的精神粮食。这些教条足主义的木乃伊十分通俗易懂。人们不需要研读原著，查阅参考书，而主要是不必进行紧张的思考：一切按照政治壁龛安排就绪，所有登场的人物都涂上了相应的颜色（这种颜色在这里只有两种），在每个地方都作了明白无误的评价。作者们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在每一章后面都加上了政治指示式的“简短的结论”，人们只需要背熟了这些“嚼烂了的原理”。这本书里只有一种声音，就是斯大林的声音。这本书变成了在全国和全党积极培植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工具。这样一来，“反真理木乃伊就从书本转移到社会和个人意识中去。”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揭示了专制帝国存在的秘密之一在于单一的宣传教育，“词语”的权力化带来了谎言的泛滥：“词语对我们的生活拥有巨大的权威，神奇的权威。我们词语的迷惑，在相当程度上生活于它们的王国之中。”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而放弃了真切的社会生活。人们相信种种官方认可的“说法”甚于他们看到的事实，谎言战胜了他们所有的感觉系统，同时他们的自我认知也建立在对谎言的确信之上。这样，否定谎言也就成了否定这些人本身，捍卫谎言也就成了捍卫“理想”和“希望”。于是，不知不觉地，受害者与害人者合而为一了，这才是苏联社会最大的悲剧。
在苏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导致了历史真实被掩埋，几代人义无反顾地走向盲从和迷信。沃尔科戈诺夫沉痛地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按内容来来说反历史的精神粮食，造成了精神的贫乏，理论的简单化和原始化。斯大林为培养一个庞大的头脑简单者阶层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从这些人中不断地招募钻营分子、告密者、勤勤恳恳的办事员、不动脑筋的执行者，由这个阶层来补充官僚机构、惩罚机关和各级干部队伍。”在斯大林时代后期，负责“党务”的第二号人物马林科夫曾经“亲自”审查过几千名被派去做党的工作（他们在历届全会上自动当选）以及被派到内务部机关和各部机关的高级干部。对于这些人来说，思想和理论成熟的标志，是“机关”方面没有揭露出他们有“丑闻”和勤恳地钻研“斯大林的案头必备书”。一些人被召到莫斯科谈话，肥头大耳的马林科夫本人，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子，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在提出的问题中一定会“添上”《教程》或斯大林著作中的一两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说过‘干部决定一切？’”
如果这个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的地方干部不假思索地回答出，这句话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或者《斯大林文集》的第几章、第几页，马林科夫就会满意地点点头，这表明了应试者的“忠诚”和“勤奋”。于是，此人就获得了升迁的机会。
谎言就是这样炼成的。谎言产生了统治者所渴求的“稳定”，谎言也导致了专制制度自身的衰竭。
2003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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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为何不愿退休？
当中东和平路线被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泊所浸染的时候，巴勒斯坦两位领导人阿巴
斯和阿拉法特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开始暴露到全世界的眼前。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公然宣
布路线图计划已经终结，尽管他的顾问事后为这一说法作了种种解释，但仍然无法掩盖
阿拉法特本人企图放弃和平的想法；与之相反，巴勒斯坦新总理阿巴斯仍然坚持推进路
线图计划，他愿意在西方的帮助下继续与以色列进行谈判。可是，在这场分歧中，黯然
辞职的却是阿巴斯。
阿拉法特以强硬姿态来收取民心，阿巴斯却以他的温和务实而受到许多激进分子的批
评。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阿拉法特不惜向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暗送秋波；
而坚守原则的阿巴斯则主张对巴勒斯坦非法武装组织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为此他宁愿
被大众诟骂。他们两人当中，究竟谁更勇敢呢？在我心目中，阿巴斯比阿拉法特更加勇
敢，一个著眼未来、不惮于挑战所谓的“民意”的领导人才是真正的勇敢者；而一个迟
迟不肯与恐怖组织决裂的、在所谓的“民意”面前投机取巧的领导人，迟早会被历史浪
潮所冲走。但是，不该离开的阿巴斯被迫选择离开，而应当离开的阿拉法特却依然稳坐
钓鱼台。显然，今天，阿拉法特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他却为了自己一个人的
权势和地位，而置全民族的和平而不顾。与那些可耻的独裁者一样，阿拉法特希望自己
成为一个永远都不退休的、或者是“退而不休”的领导人。
在我看来，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有过两次重大的失误。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将和平
奖授予美国政客基辛格，一次是一九九四年让阿拉法特与拉宾和佩雷斯分享和平奖。基
辛格是美国典型的功利主义思路的政客，他在国际舞台上翻云覆雨，时时“变脸”。他
时而插手干涉拉美各国的内政，扶植皮诺切特等军政权；时而对专制的中国大加赞扬，
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把酒言欢。这种人，为了自己的权势，甚至年父亲都可以出卖。意
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在对基辛格的采访中，多次将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逼到了墙
角，让他说出了许多平时打死他也不肯说的真话来。基辛格曾经对朋友说，接受法拉奇
的采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向这样一个投机政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简直就是
对这个伟大奖项的侮辱。同样，一九九四年，阿拉法特登上诺贝尔和平奖的舞台，在当
时就有很大的争论。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颁奖演说中，也隐
讳地谈到了人们的不同意见。在获奖者的演说中，后来为和平事业献出生命的拉宾宣称
：“只有一个激进的方法可保护神圣的人类生命：没有装甲、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没
有水泥防御工事。这个激进的解决方法就是和平。”拉宾深知和平道路的艰难漫长与从
事和平事业的危险，他说：“我们必须下决心干好这件工作，尽管有著凶残的恐怖主义
带来的代价，尽管有著狂热的敌人和阴险的敌人。我们将以决心和坚毅来追求和平。我
们不会松弛。我们不会放弃。”与此同时，阿拉法特蹩脚的演说却无法与拉宾精彩的演
说相比。在阿拉法特看来，“正如战争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和平也是挑战与赌博”。阿
拉法特最关心的是世界各国给予巴勒斯坦的捐助，他在演讲中多次呼吁“认捐国”赶快
将资金到位，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资条件，和平不能生长，和平进程也不会巩固”。他
把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当作国际乞讨的绝佳机会。拉宾与阿拉法特两相对照，
高下立现。
阿拉法特以恐怖主义成名，他虽然在一九八八年公开宣布放弃恐怖活动，但这一宣布显
然是言不由衷的。阿拉法特不到十七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