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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抱着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解读曾纪泽与慈禧的这两场对话，后人大致会承认：无论是作为士大夫代表的曾纪泽还是作为统治者代表的慈禧，他们都具备了相对开明的心态和相对开放的胸怀。他们不是卖国贼，也不像“事后诸葛亮们”想像的那样愚昧。然而，他们未能改变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宿命。可见，传统的力量远远大于一群甚至一代优秀人才的主观意愿。以曾纪泽为代表的“走向世界”的“先知”们，不得不悲壮地发出“拚却名声，以顾大局”的叹息，而最后大多倒在了道德主义的明枪暗箭之下。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当事人，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也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内政和外交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仅没有阻止旧世界的灭亡，反倒是大大加剧了其灭亡的速度——“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基本的抉择变得日益清晰：要么选择儒家遗产，要么选择以扩张国力为原则的那个险恶的新世界。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是中国遗产。他们要捍卫的主要目标恰恰是这个遗产，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他们怀着深情论述的‘中国’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个国家。人们指责他们漠视百姓的沦落，但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他们力图使中国避免印度、缅甸、安南及埃及的命运，而且后来当日本的成功日益显著时，他们又试图掌握日本成功的秘密。但是他们发现代价太高昂了。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同前，第395页）那么，一百年后的中国，有没有像曾纪泽所预测的那样“先睡后醒”呢？
二零零五年七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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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古代中国是日本慷慨无私的老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来，由「学生」的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师」的日本，却对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声称：「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众，那么中国人无不帖然服从。」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满清政权无暇顾及这一远在海外的属国。当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亚洲访问，中方托他居中调停。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两次给李鸿章写信，信中说：「我很盼望中国能够自强，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愿中国日渐衰弱，他们好趁机图得便宜。」
随从格兰特访问的杨约翰，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信函中说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则他国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国反省的，是杨约翰下面的几句话：「中国如果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在抗战的硝烟中，越来越多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体认到了这几句肺腑之言。
气势磅礴的抗战图景，是由每一个中国国民的抗战汇聚而成的。在五四时代呼唤个体独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达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战爆发之后，郁达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样飘向南洋，那里是抗战的另一个战场。最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报刊的编务，以笔为刀枪，痛斥日军的暴行，歌颂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在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郁达夫火一样热情的文章，鼓舞了无数的海外华人，增添著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落入日军之手，郁达夫被迫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
郁达夫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处于日寇统治下的苏门答腊。
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困窘的一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岁月。以他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却必须化名为「赵廉」，伪装成为一个庸俗的商人；面对著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侵略军，他却还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头脑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神秘失踪。这位鲁迅最好的朋友，像鲁迅那样实践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多年来致力于破解郁达夫死亡之谜。作为一个日本国民，他带著否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杀死的想法去做调查。但调查结果与他的设想相反：原来，那个下命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队长尚在人间，只是畏罪隐居乡间。
经过多次访谈，耐心说服，并且答应不告发不追究其罪行，这个杀人魔王终于交待出杀害郁达夫的真相。当时，日本军部知道了「赵廉」就是郁达夫之后，劝说他去东京或上海，都被严词拒绝。正在等待如何进一步处置郁达夫时，日本宣告投降。日军知道郁达夫掌握了他们大量的侵略罪行，当地宪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对郁达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军派出四名宪兵，找一个印尼人诱骗郁达夫出门。开车到荒野之后，将郁达夫活活掐死。
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宪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著，他运用种种手段逃脱了战后的审判。作为一个「剑道五段」高手，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掐死了单薄文弱的郁达夫。迄今为止，这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的老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情。
铃木正夫感慨说：「他们原本也是一介平民，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他们将过著自己平稳的日子，但是在战争中，加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尖兵，倒变成了魔鬼和没心没肺冷酷无情的畜生。」
得知郁达夫遇害的消息之后，他的日本友人金子光晴这样写道：「我因愤懑而无法成寐，郁达夫是一个正直的男子，杀害他是毫无理由的。郁达夫在被杀害的那一瞬间，直视呲牙裂嘴的日本兵专横凶暴的悲惨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变凉了。」
郁达夫是从留学日本的时候开始他的文学道路的，日本现代文学给他很大影响，他一直希望中国和日本两个邻邦能够像兄弟一样友爱互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巨匠，却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上，连遗骸也不知下落。冰心说过：「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学的最大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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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是一种罪恶
这个悲惨的故事，是我辗转从当记者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北京国企的一对失业了的夫妇（用委婉的说法，叫做“下岗”），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不敢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于是，丈夫借来一辆板车，拉著妻子去附近的一所兽医院找熟人接生。没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难产，兽医不敢处理，劝他们立刻到大医院，否则大人孩子都有生命危险。丈夫咬著牙将蹬著平板车一路疾驰，妻子在车上痛苦地呻吟著。当平板车来到一个繁华路口时，警察拦住了他们。原来，这条街道是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经过。警察执行公务一点也不含糊，虽然现在并没有尊贵的国宾的车队通行，但他依然坚持不放行。孕妇的呻吟和鲜血，警察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丈夫哀哭著向他下跪，这名警察仍然“刚直不阿”。没有办法，丈夫只好蹬著车绕道前往医院。中途耽误了半小时，到达医院时，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双双死亡。晚上，悲痛万分的丈夫一个人在破旧的家里上吊自尽了。
惨剧的罪魁祸首是冷漠。长久以来，冷漠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被赞扬为“坚强”和“勇敢”，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被要求成为“特殊材料”制造成的人。我不想过多地谴责那个不通人情的警察，因为他本人也是这一整套制度与文化的牺牲品。他不会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反倒会为自己的“忠于职守”而洋洋得意。是我们共同制造了一种以冷漠为“光荣”、以冷漠为“进步”的社会氛围。我们以为自己在突飞猛进，其实我们依然在野蛮地茹毛饮血，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一片荒芜的、一无所有的旷野。我在王朔的小说中，读到军队大院里的孩子用砖头砸别人脑袋时的快乐。年轻的打手们是不会害怕鲜血的，他们对生命也没有丝毫的敬畏之感。而作者对这种嗜血的冷酷显然充满了赞美和欣赏。我在余华的小说中，也读到杀人者与被杀者快意，残酷的杀戮成了作家案头把玩的小摆设。余华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小时候家住停尸房的对面，夏天常常到凉快的停尸间睡午觉，由此获得了无穷的灵感。我在香港著名导演吴宇森的若干电影中，更是发现了一种推展到极致的“暴力美学”。杀戮行为越多的主人公，最后必然成为让人尊敬的英雄。谁要是心慈手软，谁立即就被“物竞天择”的江湖原则所淘汰。我们阅读著这样的小说、观赏著这样的电影，并冷静地耳闻目睹著身边一幕幕的惨剧，我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他人的苦难不足以成为自身的苦难，“爱”成为一种长期缺席的元素。我们的心灵就像是一片逐步被沙化的绿洲，再也蕴含不了一点点甘泉，就连坚韧的仙人掌也无法存活。冷漠的尽头是麻木，我想起了作家卢跃刚在《大国寡民》中说过一句话：“贫穷和愚昧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由血腥走向觉醒和反思乃至忏悔的，毕竟是其中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却在血腥中变得冷漠和麻木，他们拒绝忏悔和反思，他们毅然选择逃避和掩饰。如何对待历史，其实也就是如何对待现实，这两者是相通的。不肯面对历史的苦难的人，同样也不肯面对现实的苦难。他们不把冷漠看著一种罪恶，反而将其当成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存策略。东方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被迅速地遗忘和改写，而西方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纳粹暴政，却越来越被凸现和批判。
任何阅读过《拉贝日记》的人，任何亲身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都会被那些恐怖的场面所震撼。在德国，集中营已经成为纪念馆，成为民族记忆中一道永远的疤痕。在一间阴森的地下室里，装满小孩们玩具的箱子被细心地码在一起，堆积如山，至今好像仍在等待它们的小主人们来著最后的挑选。在许多小箱子上，用粉笔写著“丽贝卡”、“伊斯尔”、“伊莎克”等成千上万个无辜的孩子和家庭的名字，全都清晰可见，而这些人都被暴徒们赶进了煤气杀人室。瑞士法学家托马斯极接□オb《人权是什么》一书中指出：“这种野蛮的行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解释。许多犯下过这种罪行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它们的受害人不是人，只是老鼠之类的害虫，应当赶尽杀绝。他们把我们带到幕后的真正策划者那里。这些策划者想证明，人类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等级，应当根据其种族、宗教、民族和语言身份而区别对待。那个不承认人在原则上具有平等的权利并具有同等的价值的人，那个通过新闻媒介和其他宣传方式散布诸如‘无教养’之类说法的人，那个附带地煽动仇恨其他民族的火焰的人，那个制造恐怖的人，要对那些把人领进煤气杀人室的暴徒们承担一份责任。”他的论述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的法学家的眼界。
今天的冷漠实际上来自于不肯承担昨天的责任。孱弱的文人学者，如周一良、浩然、余秋雨等人是如此，比他们更应当承担责任的幕后策划者和前台打手们更是如此。全民共忏悔的呼吁，直到今天还是被当作笑话，并遭到聪明人的围剿。在我们这里，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一直是阻力重重。对历史的掩盖，直接导致了现实社会生态的恶化；对责任的躲避，直接带来了冷漠心态的大面积扩散。我无法忘怀那个产妇和那个婴儿悲惨的死亡，他们的生命融汇进了历史上无数的、无辜的冤魂的行列。是冷漠杀害了他们。托马斯极接□サN“罪”的定义扩充开去，阐明了冷漠本身就是罪恶的道理：“无数冷漠的、不准备为人类的尊严和人权而站出来的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些冷漠的人既不在国内也不在国外抗议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律，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决定对犹太人给予最可怕的歧视就侮辱的法律；当瑞士外交官同德国代表就德国犹太人的护照加盖犹太标记达成协议（瑞士当局以此防止德国的犹太人逃入瑞士）时，这些冷漠的人没有集合起来进行抵抗。在30年代，当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要求教授们向法西斯主义宣誓，保证教育学生成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忠实成员时，3000名教授中只有大约0。5％的人拒绝宣誓。例如，天主教教堂的借口是含糊不清的：法西斯主义应当就是意大利国家，自欺欺人，还证明其签署文件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些冷漠的人耽心的只是自己的生计，他们构成了为独裁者和民族仇恨煽动者铺下的红地毯的表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少数的抗议者，我们这“沉默的大多数”、“懦弱的大多数”都是有罪的，因为沉默、懦弱、冷漠和麻木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我们曾经沉默、曾经懦弱、曾经冷漠、曾经麻木，今天我们在面对包括那个产妇和那个婴儿在内的一个个消逝的生命时，我们依旧会沉默、依旧会懦弱、依旧会冷漠、依旧会麻木。
冷漠是一种特殊的罪恶。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与之作艰巨的抗争，我们才有可能企盼爱、同情、怜悯这些珍贵的情感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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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一百多年来，“北大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和价值皈依。“北大精神”就是启蒙民众、质疑权力和抗争不义，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杜鹃啼血、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北大”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也远远超越了“最高学府”的身份，它一直处于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冲突、撞击的风头浪尖上，有力地影响著中国的历史进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宛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滚滚长江水。北大既充当过“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先锋，也曾沦落为毛泽东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谓辉煌与挫败并存、光荣与耻辱同在。
“八九”之后，“北大精神”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遭到了强权的整肃、压抑和篡改，已成残缺之状。最近十多年来，北大与其他中国的高等学府一样，盛行著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和恬不知耻的功利主义，相当大一部分的教师和学生打著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旗号，心甘情愿地成为权力的帮忙和帮闲。刚刚在各大媒体上炒得火热的北大女生弓琳缴纳一万多元党费的事件，就是北大现状最为突出的展示。这个漂亮得足以去充当某网络学校“形象代言人”的女孩，让我联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个更加美丽的北大女生——林昭。林昭与弓琳形成了一组非常鲜明的对照：一个为了捍卫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则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业，以一脸天真状完成了连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尘莫及的一流表演。以“林昭”为象征的北大是光荣的北大，我为之而神往、为之而骄傲的北大；以“弓琳”为象征的北大则是丑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弃、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商业秀·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来，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于通过作秀来捞取个人资本——克林顿访问北大时，就有一个名叫马楠的中文系女生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是担负著从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负重“敌营十八年”的伟大使命，那么以我的智力简直就无法解释马楠女士何以打出这种“翻天印”来。
马楠给我带来的疑惑还没有消除，另一个名叫弓琳的小师妹又粉墨登场了。此人先是因为担任某网校“形象代言人”而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