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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二月初稿，六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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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之死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读友”的来信。写信的是一名高中复读生
，由于我在很多文章中都讨论到目前中国中学教育的弊端，他便以“亲历
者”的身份告诉我许多切身的感受。我重视这样的来信，写信的人都会掏
出心窝子来，告诉我许多被《人民日报》之类的“谎话大王”一层层地掩
盖起来的中国社会的真相。
信中写到：“在我们这里，复读一年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复读两年、
三年，甚至更长的都大有人在，作为一名‘高四’毕业生，我觉得我们的
压力是巨大的。这压力不单单来自于繁重的学习任务，更大的是来自于这
套制度为我们营造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氛围之中，每一双眼睛都在关注
著我们，父母、亲人、朋友，我们深知他们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才这样，
但每每这样想起，我就感到更大的压力。在其他人眼里，我们的前程，就
在于我们每次考试的成绩。成绩好的被英雄般看待，成绩差的却有天壤之
别的待遇。每当看到电视报纸对‘高考状元’的大量报道时，我都会立即
转移视线，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媒体只会将‘状元’们大肆报道，而对那些
自杀的落榜生却只字不提？”
他接著写道：“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温
岭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语文后不久就跳楼自杀了，她无法查收如此巨
大的压力，终于以死宣告与高考制度的彻底决裂！这并非空谷回音，它每
年都在发生，在我身边就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的一位同学，第一年考得
不好，复读一年还是落榜了，终于在第三年考上了一所普通高校，可就在
她入学不久，我就得知她精神失常的噩耗！余杰，你说过：那射向柔石、
瞿秋白和闻一多们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
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见’的力量。
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的高三学生不都生活在这股力量的阴影之下
吗？！”
就在我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新的一学期刚刚开学，我在网上看到几则
由于无钱交学费、无法继续上学，几个孩子走上自杀之路的消息。孩子们
“前赴后继”地死去，有的是因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有的则是不能忍
受这套可怕的教育制度。他们的死亡无损于“帝国的伟大”，无损于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矜持而高贵的微笑；
他们的死亡无损于教育部长陈至立跃升为国务委员，也无损于冠冕堂皇的
“义务教育”的法令。“小康社会”的繁荣图景遮盖了他们静悄悄的死亡
，而习惯于歌功颂德的记者们也不会把他们的死亡当作“新闻”。
有人说教育是当今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有人说中共
建政之后“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教育”。据报道，今年秋天，仅仅是宁夏省
的一个贫困县，有两万以上的适龄儿童失学。当地教育官员表示：“这些
孩子面临的不仅是失学问题，而且是吃饭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连饭也没
得吃。”当越来越多西部地区农民的孩子因为父母无力承担昂贵的学费而
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时，“三个代表”就成了一个荒唐而辛酸的笑话
。那些“自动”地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中共官僚们，哪
里会把这些学子的前途和幸福放在心上呢？他们在忙忽著贪污受贿，忙忽
著办理外国护照和海外帐户，忙忽著吃喝嫖赌种种事务。连扶贫款都会被
私吞，连希望工程的捐款都会被挪用，在这个权力崇拜的国度里，孩子当
然是被大人无偿牺牲掉的“无权者”。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进入学校的孩子，也并不意味著就能“凭借教
育获得解放”。相反，他们长期背负著沉重的精神包袱，忍受谎言的熏陶
，还要承担升学的压力。在中共严格控制下的各级教育机构里面，许多教
师都把学生当作“工具”和“符号”──学生的考试成绩就是学生的“身
份证”，几组简单的数字比活生生的生命更为教育者们所看重。大部分教
师只关心学生的分数以及班级高考上线的人数，而不会关心学生心灵的成
长和精神的健全。于是，我们看到了湖北黄冈中学这样的“地狱学校”雨
后春笋般产生，尽管这所学校每年都把数百名毕业生送进重点大学，但学
子对母校却唯有噩梦般的回忆；于是，我们看到了“神童制造商”聂其文
被家长们奉为楷模，尽管他的儿子聂愿愿十五岁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少
年天才”，但孩子却对记者说：“恨不得将父亲杀死！”于是，悲剧屡屡
发生。中国的教育生产线生产出了无数的冷血动物和精神残疾者，他们拥
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却不具备普通人的爱心和良知，他们中有在美国枪杀
导师的卢刚，也有用硫酸去伤害黑熊的刘海洋，还有贵州安顺因为不堪父
母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而将父母毒死的十五岁的双胞胎姐妹。
孩子们纷纷死去，或者四肉体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这是一个
我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对孩子的死亡熟视无睹的时候，我们民族还有
什么希望呢？然而，还是有御用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
是世纪”──我不知道，一个充斥著文盲和疯子的国家，怎么能够领导世
界、怎么能够主导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
────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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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在这座并不贫穷也不富有的小城，开张最多的是卡拉OK厅。这座城市刚刚开始经济的腾飞，老城轰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绿绿的建筑向城郊延伸。街道上，建筑材料还没有收拾干净，两边鳞次栉比的卡拉OK已经开张了。
“天外天”、“楼外楼”、“小瀛州”、“芳草地”、“红太阳”、“凤凰台”……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标志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标示著城市最有活力的去处。当街的铺面是餐馆，OK厅在后面的曲径通幽处。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地毯、墙纸、吊灯、音像设备、沙发、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们。当跑调的歌声传出门外，传到街道上时，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往往皱起眉头──他们都是没有钱破费的可怜人。
卡拉OK厅里的男人们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他们凭著智慧与机遇，以及智慧与机遇以外的东西，终于到达彼岸。在中国，此岸是烦恼人生：挤公共汽车、啃大白菜、睡亭子间、做美丽了无数年的梦；彼岸则是快乐人生：坐豪华轿车、吃飞禽走兽、住广厦别墅、享受提前实现的梦境。卡拉OK厅，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他们不是官员便是老板，这是两种能在任何地方获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卡拉OK厅。他们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舒服，舌间的美酒，杯里的女人，是辛劳了一天之后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们太累了，官场、商场、战场三位一体，在明枪暗箭、尔虞我诈中生存下来，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女人们也在战斗著。她们并排坐在暗红色的真皮沙发上，等待著客人的召唤。在这四季都开著空调的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温度，永远是盛夏的打扮，背带裙、小背心、牛仔短裤、水晶凉高跟鞋，裸露著大片大片的面积──肩、背、腰、肚脐和大腿，捕捉著黑暗中窥探的眼光。狩猎的是被窥视者，被狩猎的是窥视者，这里执行著另一套逻辑。她们的脸上涂著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了鲜艳的口红，脸上冻结著冰凉的笑容，微笑是指挥一组脸部肌肉精巧地配合运动的产物。她们翘著“二郎腿”。让大腿更加修长，让裙子显得更短。她们涂著指甲油的手指夹著燃烧的香烟，香烟越燃越短，正如她们的青春。她们却浑然不觉。
这时，肥大的身躯的面孔贴了上来，娇小的她们迎了上去。
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不用功，成绩平平。没有考上高中，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小厂里干活，也不愿留在家里受窝囊气。某一天在父母的责骂声中跑出来，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最能赚钱的行当。也许她刚刚嫁给一个同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干不了农活，受不了穷，跑到城市里来。可她一没技术，二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庞大的行业里，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女子，没几个拥有传奇故事。她们几年前还那么胆小、羞怯、没心眼；几年后却已练达人情世故，一眼看透男人的内心世界，知道怎样让对方愉悦，怎样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风尘。她们跟老板商讨分成的比例，不愿干了，立刻转到另一家。这个行业是流动性最大的行业，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小姐却换了无数个新面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门口永远是闪烁的灯火。
关于爱情，她们无话可说。她们相信的只有钱。关于信仰，她们同样无话可说──那些伟大的偶像般的男人们，在她们面前露出猪的本性。那些万人大会上宣讲理想与崇高的男人们，那些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们，那些在电视节目满脸和霭可亲的笑容的男人们，那些名字在报纸上散发著诗意的男人们，那些在剪彩仪式上手拿金剪刀剪彩的男人们，那些制造著灿烂的辞章和颠扑不破的真理的男人们，扑到她们的身体上时，都变成了一堆蠕动的烂肉。她们还能相信什么呢？她们的小屋，只有一张弹簧床，一只皮箱。客人走后，她们擦洗著脸上的脂粉和男人的唾液，耳边还回荡著男人野兽般的喘息，腹内汹涌著经潮的疼痛，她们捏著一大把钞票，这是一个农民几个月、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而她们只需要几个小时。她们想笑，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要难看。镜子里越来越近的三围显示了她们已不再年轻。退役吧，退役后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找个老实男人成个家，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儿子？再三修补的处女膜，还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孔道吗？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她们梦见了满天星辰。
男人们在这里谈成了白天里谈不成的生意，暖昧的灯光下，欲望在蛹壳里激荡著，发出金戈铁马的声音。白天，彼此那样不同，文质彬彬的官与粗俗不堪的商，不苟言笑的官与笑容可掬的商，被欲望征服时却变得如此相同。还在唱歌的时候，就已经急不可耐，目光像一双手，抚摸著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女人的隐秘的地方。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如意，他们的世界不是一轮满月：家里是蛮不讲理的黄脸婆、整天打电子游戏机的儿子、接二连三的有事相求的穷亲戚、一笔账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一个下属正在兴风作浪准备取而代之。没有卡拉OK厅轻松一下神经，行吗？连孔夫子也说：“食色性也”。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从广袤的乡村和小镇涌向城市。城市容纳了她们，她们也容纳著城市的阳具。城市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她们也给城市增添了很多东西，她们终于把城市缩小在自己的子宫里，她们却告别了母亲的身份。华伦夫人与茶花女，李师师与柳如是，仅仅是异国的或过去的传说，今天她们无数的同行们正在凸现著这个时代仅存的真实。
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进行著最后的、无所不在的巷战。战争，在卡拉OK厅及类似的场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展开。
金庸在他最后的杰作《鹿鼎记》中暗示，要了解中国，先得了解皇宫和妓院。
今天，皇宫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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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瑜的自觉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鲁迅日记写道：“夜成小说一篇，约三千字。”这就是短篇小说《药》。
就在写完这篇小说之后的一个多星期，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也许不是一个巧合。历史强大的的脉搏从遥远的地层下传来，被敏感的鲁迅先生感觉到了、捕捉到了。《药》是为了纪念那场已经逝去的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殒身不恤的先驱。而鲁迅选择这个特殊的时刻进行自己的纪念，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谁能够保证今天的“五四运动”不会蜕变成另一场闹剧般的“咸与维新”呢？谁能够肯定今天拥簇到刑场上去像鸭子一样伸着脖子的看客会比前些年少呢？
有人说，《药》是鲁迅为作为同乡的“鉴湖女侠”秋瑾而写的——从汉字本身复杂的影射功能来分析，“秋”对“夏”、“瑜”对“瑾”，简单而明了，无须再作进一步的索影和考证。然而，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篇鲁迅写给自己阅读的小说，《药》是鲁迅给自己开出一张药方——正因为如此，《药》是鲁迅写得最凝重、最沉痛的小说之一。
在小说的结尾处，两位苍老的母亲不期而遇了。她们的儿子，一个奉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一个吃过对方的人血馒头。可是如今孩子们都变成了小小的坟头。两个儿子各不相同，两个母亲却惊人的相似：“她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古往今来，在这个庞大得没有边际的帝国里，母亲们都是被凌辱者与被蒙骗者。面对暴力和谎言，她们无遮无掩地赤裸着。历史书上有太监的身影，却没有母亲们的声音。
统治者从来就不把母亲放在眼里。夏瑜的母亲对着儿子的坟流着眼泪说：“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其实，“他们”并没有冤枉夏瑜，他们总是能够极其准确地从人群中发现夏瑜的身影——从谭嗣同到秋瑾，从刘和珍到闻一多，从王实味到林昭……刽子手砍下头颅，刺刀割断喉咙，子弹穿透胸膛，“他们”何尝对“夏瑜”们心慈手软过？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哪一页不是蘸着鲜血写成的？）而白发更多的华大妈也在儿子的坟前恸哭了一场，她呆呆地坐着，不知道在等待什么。除了眼泪之外，母亲们找不到别的表示愤怒的方式。一夜之间，她们的背都被苦难压驼了。真的，母亲们的苦难比儿子们还要深重。（因此，我无比厌恶那诸如“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的淫词艳曲——“祖国”时刻都在辜负“母亲”，“祖国”从来都是作为“母亲”的对立物而存在。我爱“母亲”，我不爱统治者的“祖国”）
没有人会理解你（包括你的母亲），你的结局是在民众的唾沫中死亡，那些向你吐唾沫的人当中，有你的兄弟——对于这样的命运，夏瑜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热情似火的大学生们喊出“理解万岁”的口号时，我不得不感慨于历史的吊诡与无情。我们的退却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底线，我们错误地把愚昧当作智慧来供奉。真理总是被彻底地忘却，而谬误总是能够沉淀下来。其实，“理解”了又怎样，“不理解”又怎样？只有那些缺乏信念和信仰的人，才会不断地乞求他人的“理解”；而一个真的勇士，即使带着沉重的枷锁也会纵情地舞蹈和放歌。“理解”意味着要求某种回报，而夏瑜是不需要回报的。肩起闸门是夏瑜们自己选择的事情，至于孩子们是否都会跑到光明里去，那是孩子们的事情。
在茶馆里，刽子手康大叔对着一班低声下气的街坊高谈阔论道：“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你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几千年来，在诺大的帝国网络内部，除了作为“天子”的皇帝之外，一般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奴隶，另一种是奴才。我们生下来就是奴隶，鲁迅说，奴隶再向深渊堕落就成了奴才——而对于大多数的奴隶来说，奴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身份。在《药》里，在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现实生活中，如果说康大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奴才，那么那些津津有味地倾听他讲“故事”的大众就是奴隶。奴才是罪恶的实施者（当然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而奴隶则是每一次罪恶忠实的看客。因此，在东方那绵延不绝、金碧辉煌的宫阙下，作为“漏网之鱼”的夏瑜，从来就没有奢望过要获得那些网中之鱼的“理解”——他去撕咬那坚固的渔网，仅仅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网依然没有破。不过，他已经尽力了，他死而无憾。
康大叔讲到，有一身好功夫的狱卒阿义因为没有在夏瑜的身上捞到油水，便狠狠地给了他两个嘴巴。当听众开始为这一情节喝彩时，康大叔却缓缓说道：“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