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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的绝食，美国国务院也仅仅是发表了一个并不十分强硬的声明，而欧洲国家大都保持沉默。在冷战之后十多年间，西方日渐陷入一种“光荣的孤立”之中，西方民众的心态也开始收缩和封闭。他们忘记了二十世界
三十年代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对每一个人的屠杀就是对全人类的屠杀，对每一个人的人权的剥夺就是对全人类的人权的剥夺。西方人应当意识到，他们对昂山素季的支持，不仅是对自由价值的坚守，而且也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实践。
中国诗人老木认为，昂山素季是“最美丽的女人”，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昂山素季希冀的政治、社会状态，是一个充满爱心、众生平等的秩序和规范的世界。尽管政治被人赋予过多的利益工具、交易手段、黑幕外衣等等判定而显得丑陋无信，昂山的政治理想在世人眼中亦无疑显得唯美浪漫的空想色彩，但昂山的政治见解却比任何现世政治理论更为真实地接近政治的本质。政治关乎人的现实肉身利益，同时也关乎人的精神价值。许多伟大的政治家都具有和依持坚韧的人道信念和精神追求，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无疑都是这种大仁大智的政治家。极权主义者永远不可理解，像甘地那样弱不禁风、灰头土脸的非暴力者，曼德拉这样与世隔绝、手无寸铁的囚徒，昂山素季这样温文尔雅、清隽秀丽、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何以得来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煽动性？极权主义者永远不会懂的人的心灵乃是世间最强盛的力量。”是的，昂山素季的生命是如许的美丽，她改写了亚洲人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恶毒的诅咒，她带领她的人民由屈辱走向光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愿意向缅甸人民致意，因为他们拥有昂山素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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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2002年12月9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深圳建筑工人罗成海在工地上受伤，钢筋刺入身体，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然而，建筑单位却没有给他办理保险。当无力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医院将病人的药停了。无奈之下，罗成海的妻子黄某来到施工现场追讨医药费，却没有获得满意的说法。12月7日上午，罗成海夫妇带著他们四岁的小孩来到工地上，相关负责人却躲开了。黄某在绝望之中爬上了提升架，以自杀相威胁。当施工方赶到时，黄某已经趴在五层高的提升架上，下面的人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她的哭诉和要求：如果不给七万元的赔偿，她就从上面跳下来。四个多小时之后，黄某终于答应从上面下来。最后，他们拿到了两万元的赔偿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2天之后，同一工地上的建筑工人陈建国，也因医药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爬上了提升架。这一次，他可没有罗成海夫妇那么幸运。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以跳楼自杀的方式来解决劳资纠纷问题”，这种做法“已经构成了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当地派出所建议立此案为“治安案件”，将陈拘留15天，但上级没有批准，因为“考虑到他是初犯，且情节较轻，应以说法教育为主”。
2003年1月7日，南方某媒体第一次称这两次事件为“跳楼秀”。原因是两次事件发生前都是民工自己报的案，每次爬上塔吊的民工都开出高额价码，并以“死”相迫最终得到赔偿金。1月11人，该媒体还发表题为《不该严惩“跳楼秀”吗？》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强调弱势群体的利益，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使其成为“只能保护、不能惩罚”的“赤贫贵族”。深圳警方严惩“跳楼秀”的做法并无过错，如果“跳楼”风一开，百害而无一利。警方这种看似无情的做法，恰恰是对民工生命的保护。
在我看来，在当代汉语中再没有比“民工跳楼秀”更加冷酷、更加无耻的新词汇了。我对那些创造发明这一新词汇的、“聪明”到了极点的记者和评论家们充满了愤怒：什么叫“民工跳楼秀”？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作为最后的谈判筹码来寻求正义和权利的时候，难道也是一种“秀”吗？如果你们把这种行为当作一种“秀”，你们为什么不亲自来试一试？后来，《北京青年报》记者李湘荃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批民工从2002年10月起就没有拿到过一天五十元的工钱，眼看将要回家过年，哪个不著急呢？即便民工的跳楼行为违了法，那施工方不也先违反了《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吗？为什么某些“有文化的人”只是冷嘲热讽民工的“行为不当”，而对施工方的恶行却熟视无睹呢？这难道不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强权伦理”的翻版吗？对此，一位不愿（更是不敢）透露姓名的罗成海的老乡激愤地说：“原来来采访的那些记者不问原因，只说跳楼，人人都觉得我们民工素质很差。我们是没有读过多少书，可那些读过很多书的人又怎么样呢？该给的工钱不给、该付的医药费不出，究竟是谁的素质差？”他们还说，其实没有人愿意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这也是没有办法，不把事情搞大，谁来管你民工啊！”
一些一无所有而只剩下生命的民工，却被某些玩弄文字的家伙称为“赤贫贵族”，我终于明白“刀笔吏也可杀人”的典故了。这些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工作者为民工受到制裁而“鼓与呼”，却不去谴责那些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甚至医药费的建筑公司和包工头。他们不去追问民工为什么会孤注一掷，却用“稳定”的大帽子来打压这些无辜者。近年来，不仅出现了民工跳楼事件，还出现过民工绑架包工头的亲属讨还工钱的事件，这些我们谁都不愿看到。我认为，单纯指责民工是“法盲”于事无补，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谁无父母、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姐妹，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我们有多少法律能够切实保护民工的权益？我们有多少政府部门在为民工提供服务？黄某在跳楼之前，已经尝试过所有正常的、和平的渠道，比如与施工方谈判、比如向劳动部门投诉等等，但这些“传统做法”全都无济于事，她才只好“铤而走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把民工逼上这条危险之路。如果我们依然不反思制度的缺陷和舆论的偏差，依然居高临下地批判民工的“愚昧”和“偏激”，那么还会有无数类似的事件不断地发生。在那位“过于聪明”的评论家的笔下，替民工说两句话就成了“因噎废食、矫枉过正”，而帮助施工方掩盖罪行却成了“主持公正、遵守法纪”，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混蛋逻辑。我为我们有这样“嫌贫爱富”的媒体而羞愧，我为与我一样以“写字”为职业的人中有这样“冷酷的心”而震惊。正如那位民工所说的那样，这些读过许多书的人，难道真的就有很高的“素质”吗？
学者唐逸在分析今天中国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心理的尖锐对立时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的急剧两极分化，对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国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需要一定时间来吸纳新的生活方式。而豪华炫富和蔑视平民的新风气则大大推迟这一过程。暴富令人嫉恨，暴富的手段不光明令人义愤，暴富的豪华令人歆羡，此时暴力便可能成为强悍的弱势者发泄的出路，或成为非理性获取资源的手段。”他接著讲了一个英国的故事：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垂威利安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是前者，勿宁是后者。而在中国呢？唐逸举出了两个与之截然对立的例子：“据报纸报导，有一位农家妇女担了水果上街，被豪华轿车撞翻担子，撒落一地水果，农妇坚持要驾车的富人帮她捡起果子，富人只肯给她一点钱而坚决不肯折腰捡水果；这时来了警察，当即厉声斥走农妇。还有一位老人担了木柴上街，担子划了一下疾驰的小轿车，开车人下来不由分说，两拳便将老人打死在地。贫富不均是一回事。机会的自由是另一回事。而富人以什么方式对待穷人，又是一回事。在这三件事中，上层（以及所谓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有没有挥洒出基本的智力与教养，皆关系到社会，以及富裕者自身的安危。”民工跳楼事件已然呈现出了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的媒体不仅没有正视和试图缓解这一危机，反倒在加剧这一危机。“民工跳楼秀”这一卑鄙无耻、冷酷无情的汉语新词汇的出现，鲜明地展示出某些精英人士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同情心和公益心，已经彻底地沦落为权势集团和富有阶层的帮闲、帮忙和帮凶。他们以为自己在“维护”稳定，殊不知他们的做法如同向火焰中浇入汽油，后果如何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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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者无畏
不久前，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主持了菲律宾一家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各大媒体纷纷大幅报道此事。
该博物馆位于马尼拉附近的小城马里基纳，这里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制鞋城市，素有“鞋类首都”的美称。当地官员表示，之所以要开设这座博物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座城市在制鞋业中的地位，并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观光。该博物馆中的展品几乎都有非凡的来历，大多数是菲律宾各界名人的鞋子，包括了菲律宾历任总统曾经穿过的鞋子。当然，马科斯夫人的２２０双鞋子，则成了其中的“重头戏”。这批鞋子仅仅是伊梅尔达当年所收藏的鞋子的一小部分。１９８６年，当腐败而专制的马科斯政府被愤怒的民众推翻的时候，人们冲进了昔日戒备森严的总统官邸，而马科斯与伊梅尔达夫妇则乘坐直升机仓皇逃窜。人们被伊梅尔达房间的豪华装饰惊呆了：在总统夫人的壁橱里，他们发现了１２２０双各式各样的、色彩斑斓的鞋子，有的鞋子上面镶嵌着数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其昂贵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被新政府赦免的伊梅尔达，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菲律宾。尽管已经衰老不堪，她依然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对着这批早已经被收归国有的心爱的鞋子，伊梅尔达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呢？是骄傲、是眷恋，还是追悔与悲哀？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模特出身的前任“国母”在博物馆的开幕式上说：“这家博物馆的落成，也体现了菲律宾的文化精神。菲律宾人是不会接受丑陋的，他们总是能将坏的再生为好的。”
这番话真个是“无耻者无畏”。伊梅尔达自以为自己相貌美丽，就能够“代表”菲律宾的国家形象。殊不知，她才是菲律宾举国上下最丑陋的一个家伙。在我看来，相貌平凡的阿基诺夫人不知道要比她美丽多少倍———她们有着天壤之别的精神境界。马科斯时代，伊梅尔达与丈夫一起鲸吞了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财富，过着能够与阿拉伯王室相媲美的奢侈生活。他们毫不脸红地声称，他们家庭的财富来自于二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埋藏的一笔财宝，属于“个人的合法收入”。这是一个连三岁的小孩也不会相信的天方夜谭。即使属实，那也是当年日军搜刮的菲律宾人民的财富，理所当然应收归国有。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伊梅尔达这个前模特穿着数千美元一双的时尚皮鞋的时候，菲律宾却有数百万老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哀号。他们的赤脚奔走在泥水和石块之间，他们哪里能够奢望欣赏到总统夫人脚上的鞋有多“美”呢？第一夫人知不知道，她脚上随便穿的一双鞋子，就可以供几百个菲律宾穷人生活一年有余？
十几年过去了，马科斯已经客死异乡，伊梅尔达在度过漫长的流亡生涯之后，终于回到祖国。归国以后，她依旧十分活跃，频频露面于政商各界。她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歉意，又施施然地回来大言不惭地“重新参政”了。她在老脸上抹上厚厚的脂粉，恬不知耻地登场亮相。伊梅尔达左右开弓，拿出了两个颇有诱惑力的武器来：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女权主义，再加上她以金钱作后盾，让许多健忘的民众重新成为她的崇拜者。这是伊梅尔达的胜利，还是菲律宾人民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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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为我们而战斗的美国士兵
二ΟΟ三年八月七日，随著一艘标号为“云南渔政40号”的铁皮船缓缓驶入滇池，对沉没于滇池水下六十一年的一架飞虎队战机的打捞工作宣告正式开始。为此，中国探险协会已经筹备了整整五年。据该协会所掌握的资料，已经初步把打捞的这架坠机锁定为P…40型飞虎队战斗机。
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国退伍军人陈纳德以平民身份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参战的情况下来到中国参与中国的抗战。由於战斗勇敢、战功显赫，航空队被中国老百姓称为“飞虎队”。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自缅甸北进中国，逼近怒江，意在迂回中国西南战略后方。为阻止日军渡江，飞虎队以战斗机沿怒江峡谷轰炸扫射日军装甲及步兵部队。P…40飞机是飞虎队的主要装备，也是太平洋战争初中期美国陆军的主力战机。飞虎队的P…40飞机上都绘有吓人的鲨鱼嘴和插翅飞虎队徽，借以打击日军士气。在飞虎队并入第十四航空队之前的三十一次空战中，以五至二十架的战斗力量，共击毁敌机两百多架，自己仅损失了十余架。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驾驶战机不幸坠机滇池。遇难飞行员的遗体很快被打捞出水，其座机一直伏于水下。据学者推测，因为飞虎队没有一架完整的飞机保留到今天，而坠落在水里的飞机通常不易发生爆炸，因此这架飞机很有可能是惟一的一架留存于世的、完整的飞虎队飞机。
约翰…布莱克本，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三日生于美国的得克萨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取得了私人飞行员驾照。一九三八年，约翰…布莱克本毕业于新墨西哥军事学院。一九四一年初，布莱克本被指派到中国服务，在中国空军做飞行教员。这年的十一月，他到了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名志愿战斗机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他击落过两架日本飞机。他殉难之后，先是被安葬在昆明机场，二战结束后移葬美国。
像约翰。布莱克本这样怀著理想与激情，与中国人民一起浴血战斗的美国军人还有很多很多。“驼峰航线”第五十三号运输机的机长福克斯是一个独生子，他到中国参战之前有一个女友，他们即将准备结婚。因为参加飞虎队，婚礼推迟了。福克斯以为自己只是离开几个月。然而，他的生命突然中止在那片莽莽苍苍的热点雨林中、中止在那片陌生而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谁能料想到，一场发生在遥远的东方的战争，却残忍地打断了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繁衍的链条？在德克萨斯州那个叫达尔哈特的小镇上，福克斯家族永远地消失了。这是一个平凡的飞行员的结局，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战争的碎片。
一九九九年，八十岁的美国老兵汉克斯重赴当年的“驼峰航线”，找寻驼峰空运第五十三号运输机的残骸。当他们触摸到了那些沾著泥土和苔藓的飞机碎片时，也触摸到了那段鲜血和梦想交织的历史。找到半个多世纪前的飞机的残骸之后，汉克斯带著几块飞机的碎片回到了美国。步履蹒跚、满头银发的汉克斯，来到德州那个依旧繁花似锦的小镇上。他找到了福克斯昔日的女友，也找到了老战友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在房前凄凄的芳草地上，白发如霜的老太太微笑著说：“他去中国的前一天，我们度过了一个美丽的黄昏。他一直想回来，回来子承父业……”
其实，汉克斯本人也有一个忧伤的故事。在飞虎队解散的前两周，一个年仅二十多岁、名叫佩塔奇的飞行员在江西上空遇难。佩塔奇是汉克斯的好朋友，他是作为一个平民参战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军的，因此没有得到任何的抚恤金和荣誉。他那美丽的妻子是飞虎队的护士，当时已经怀了七个月的身孕。英勇的战士在长空中永远地消失了，只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地度日。汉克斯开始替代死去的战友，悉心照顾孤儿寡母。后来，他娶了老战友的遗孀，将孩子抚养长大，并像亲生孩子一样爱他。这个动人的故事是美国影片《珍珠港》的蓝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