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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
这足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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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失败者”
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基督教，根植于人对正义和平等的永恒追求。他想以此来摆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这种理想的紧箍。他把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等量齐观。而阿·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戈氏的解释是偷换概念。其实，从一九九零年起戈氏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当时，“几百万苏共党员的大多数人早就不仅没有了社会主义信仰，而且连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没有了。”
戈氏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清醒地意识到：旧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将加速而不是挽救它的死亡。而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正如索尔·舒尔曼所说的那样：“假使他不想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只要他愿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统治十年。” 索尔·舒尔曼分析说，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东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然而，即使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挽救不了旧制度，霍布斯邦的观察比索尔·舒尔曼更深入了一步，他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走了一段距离以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
戈氏开始执政的时候，他发现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交织存在着这样的现实：
一方面人民充满了对十月革命浪漫的回忆，一方面大家都被斯大林主义骇人听闻的罪行吓呆了；
一方面广大民众在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党对自由的言论、思想和创作进行无情的镇压，书报检查相当严格，媒体上只有宣传而没有真实的新闻；
一方面存在着经过选举产生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另一方面所有事务的决定权却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特别是在总书记一个人那里；
一方面文学、诗歌、艺术、电影、戏剧把社会主义描绘成最崇高的社会价值观和最高尚的人品的传播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到处是对人大尊严的无耻践踏，从上到下逍遥法外的胡作非为，人成了为结成一体的党和国家效劳的“螺丝钉”，因此人民也变成了带有坐享其成心理的流氓无产者；
一方面国家不断产生大演员和杰出科学家，另一方面而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老百姓却陷于愚昧无知，甚至沉溺于反动的蒙昧主义；
一方面是被宣扬成社会思想最高成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却是被各种镇压和全面保密所维护的、越来越厚颜无耻的政治谎言；
……
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危机四伏的苏联，这就是戈氏面前的一个乱摊子。勃列日涅夫们都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心满意得地告别了人世，他们只要生前牢牢控制权力，哪管死后洪水滔天。戈氏执政的时候，既没有任何可以汲取的经验，也缺乏良好的国际环境。人们把对他的前任的指责和愤怒统统倾泻在他的身上，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则对他心怀仇恨。保守派认为他太激进，改革派认为他太落后。他同时在几条战线上疲于奔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氏却取得了神话般的成就，阿·切尔尼亚耶夫概括了戈氏的几点不可抹煞的成就：
他摧毁了以往所有专制制度中根据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最强大的专制制度；
他给千百万人民在没有由上面强加的方式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
他为地球上六分之一地区的居民在承认民主、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人类普遍原则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总轨道创造了条件；
他为停止“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工作比谁都多，由此为拯救人类免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毁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以上的四点成就足以让戈氏进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行列。难道他还不能算是一个“成功者”吗？在这本回忆录的结束语里，戈氏讨论了自己究竟是一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的问题。许多人都把他当作被驱逐出历史舞台的失败者，因为“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然而，戈氏心灵深处的评估标准不一样，他写道：“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选举出来的另一部分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巴乔夫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了最后的成功。当离开克里姆林宫十一年之后，俄罗斯新总统普京邀请他参与国是讨论的时候，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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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为什么会取得胜利？
为什么在长达八十年的时间里，专制制度、暴力统治和谎言宣传一直是苏联社会的主流？为什么俄国人会选择布尔什维主义这杯“苦酒”？这是雅科夫列夫多年来都在苦苦思考的问题，也是他在这本著作中企图回答的问题。
作为历史学家，雅科夫列夫敏锐地发现了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毒瘤，即对暴力的崇尚。说到底，沙皇政权就是军事独裁政权，它一方面依靠东正教“君权神授”的理论和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来维系民心，另一方面则以赤裸裸的军警暴力机构消灭来自新兴力量的任何挑战。
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近代以来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两股思潮合而为一，首先征服了俄罗斯的平民知识分子，然后再征服大部分的平民百姓。十九世纪末以来，俄国社会本来有若干个走上改良道路的契机，例如斯托雷平的改革和“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临时政府，但它们最后都被“激进——更激进”的暴力革命的模式席卷而去。
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宏观考察，雅科夫列夫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规律：“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未能依靠暴力建成一个人们赞许的社会，因为暴力只能产生暴力。暴力革命——乃是洒在悲剧性幻想的玫瑰花瓣上的鲜血。”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发现了它最根本的弱点：“马克思主义中最邪恶的教条是关于暴力的教条，以及构筑于其上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然而，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革命者们手中，玩弄得最为得心应手的正是“阶级斗争”这一威力无比的武器。马克思建立了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真理与谬误共存的思想体系，而列宁却将其化繁为简、彻底“俄罗斯化”了。列宁选择的大多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糟粕部分，却恰恰是能够在俄罗斯现实中发挥出巨大能量的部分。列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谁的理论有利于自己获得权力，他便顺手拿来。因此，雅科夫列夫认为，对于大部分俄罗斯人来说，“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仅把它当作新的学术流派，而是作为一种指出摆脱绝望和困境的学说”。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暴力被放大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望尘莫及。在担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期间，雅科夫列夫接触到浩如烟海的秘密材料，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历次镇压，其规模之浩大、手段之残暴、组织之严密，让他不寒而栗。他提到一九五四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给赫鲁晓夫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仅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遭到镇压的人数就达三百七十万。他认为，在官方的数字之外还应当追加集体化时期的三百四十万人以及遭到镇压的三百三十万少数民族，这样的话总数至少不下于一千万。
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发生的呢？雅科夫列夫认为：“问题不仅在于列宁或斯大林。当然，对于千百万无辜蒙难者的生命他们负有个人责任。这一点是明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在于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关于这套曾经被人民憧憬、却又已经被人民抛弃了的制度，他一针见血地分析说：“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不可能不明白，凡是布尔什维主义一经确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现诛除异己、血腥镇压、精神奴役和政治迫害等现象；而超乎寻常和冷酷无情的党和国家的垄断压力更使人们透不过气来。所有这些耽误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拉大了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差距，败坏了道德风尚，丧失了固有的传统。”暴力的作用仅仅在于捍卫当权者的权力，它消灭人的肉体、摧毁人的尊严、贬低人的价值，最后导致国民整体素质的急剧下降，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死气沉沉。
在雅科夫列夫看来，专制制度的建立和暴力手段的泛滥，“是罪恶昭彰的党和国家黑手党肆虐的结果，是政治意识形态偏执狂热的结果，又是我们全体殷勤地参与了恶行的结果”。在这里，他尖锐地提出了大家共同来承担罪孽的论点，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是有罪的——无论是罪恶的参与者、实施者，还是罪恶的旁观者、沉默者。没有人能够改变过去的历史、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先知先觉的聪明人。雅科夫列夫痛心疾首地指出：“不要逃避现实——正是我们自己泯灭了人格和良知，冷酷无情地中伤戕害并将子弹射向了与自己相仿的人们；是我们告发了邻居和同事；在党的会议或别的集会上，或通过报刊、电影和戏剧舞台，揭发了那些‘思想不纯正分子’。有人会说：‘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也许不是你。但是大家都有份。难道是外星人在我们土地上散播仇恨？”外部的邪恶固然面目狰狞，但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没有康德所说的那种“神圣的道的律令”呢？
一场全民共同的忏悔是必要的。三十多年以前，赫鲁晓夫已经率先忏悔了——他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中唯一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进行忏悔的人。今天，更多的人应当开始他们的忏悔。没有经过对罪恶的忏悔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一个摇摇晃晃的纸房子，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既存在于制度之中，也存在于我们中间”。雅科夫列夫发现，即使在民主化之后的俄罗斯，在大众媒体上、在议院里，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暴力倾向和独裁思想。这不是民主带来的病毒，而恰恰是极权主义时代的顽疾，“不能不看到：几千年来俄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暴力模式还能重新产生疯狂的独裁者和觊觎王位的人”。因此，他发出了并非杞人忧天的警告——斯大林主义之“死”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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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大地深处的兄弟
春节回家，正在团圆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老一少两个男子，都穿着臃肿的、样式陈旧的军大衣，类似于我军训时候穿过的那种，不过质地可差多了。老的那位，站在门口怯生生地询问着父亲的名字。父亲走上前去仔细一辨认，立刻高兴地喊出声来，并与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原来，来客是父亲当年在矿井工作时候的好朋友伍大叔，年少的那位是他的儿子。
吃过饭，聊起以前的往事来，父亲和伍大叔都唏嘘不已。有一次矿井塌方，作为工程师的父亲和十多位矿工一起被困在井下，其中就有伍大叔。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也最恐惧的那几个小时。几个小时长过一年。后来，父亲受伤住院，那时母亲还在外地工作，无法赶回来，矿上的领导便派伍大叔到医院照料父亲。从此，两人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伍大叔告诉父亲，去年矿上已经停产，工人们都失业了。即使是像他这样的“元老”，也只能一次性地领取几千元的退休金，这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虽然大家心里都不情愿，但这是上面的定的“政策”，工人们的意见改变不了决策——有人还威胁说，不要拉倒，否则让你们空手而归。于是，老工人们都含着眼泪签了字，离开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在井下劳动了三十多年，浑身上下都落下病根，却就这样被抛弃了。伍大叔没有别的挣钱的技术和技能，“下岗”之后能干点什么呢？他只好蹬起了三轮车，每天好歹还有一二十元的收入。不过，最近蹬三轮车的失业工人越来越多，生意变得越来越不好做。蹬三轮车的年轻人还因为相互之间抢客人而打架，而他一个老人家，没有办法跟年轻人竞争，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还能坚持多久。不过，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只好坚持一天算一天了。
伍大叔的孩子小强是我童年的玩伴，当年我们还一起下过矿井，一起到山下的农田里抓青蛙。高中毕业之后，小强没有考上大学。伍大叔告诉我们，即使孩子考上了家里也供不起他念书。于是，小强到外边闯荡了好几年，在深圳当过保安，在北京当过建筑工人。后来，外边钱越来越不好挣，他又回到了家里。可是，父亲无权无势，没有门路给他找一份工作。说着说着，伍大叔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就流淌在布满沟壑的脸上，而小强的脸上却是一副萧瑟而麻木的神情，全然没有了童年时候的聪明和调皮。伍大叔的模样使我想起了画家罗中立的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画中的父亲是一位老农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矿工也是农民。在与土地的关系上，农民和矿工同样是“修地球的人”，他们与土地之间保持着一种亲密而深沉的联系。他们所有的汗水和老茧，他们一切的幸福和苦难，最初都是土地所赐予的。
伍大叔的到来，让我又回到了忧伤的童年时代。那段矿上的岁月，始终是我关于童年最鲜活的记忆。铁矿的腥味、矿工的脸庞以及深邃的轨道、刺目的手电，还是提心吊胆的母亲和笑声朗朗的父亲，一切都好像在昨天。成年以后，从南到北，我到过各种各样的矿井，煤矿、铁矿以及其他金属矿。每当见到从井下鱼贯而出的矿工，我都无比亲切地感到，他们就是我的父辈、就是我的兄弟。这与“阶级”成分的分析无关，这是深埋在血液里的某种神秘的呼应。这些矿工们像蚂蚁一样卑微，又像大象一样坚韧。他们的肌肉像钢铁一样致密，他们的心灵像花朵一样柔软。他们的皮肤无比黝黑，他们的眼睛却闪闪发亮。他们在没有阳光的大地深处劳作，却深味了阳光的价值。他们散落在大地的深处，离都市斑斓的灯火是那样遥远。
看到他们，我就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是一本生命之书，在被商业与权力所支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它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那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活着一群平凡的矿工兄弟们。坦率地说，《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还显得相当粗糙，看得出来，路遥承受着某种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