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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点石成金的狂想曲
最近的电视屏幕上，从中央台的黄金时间到地方台的垃圾时间，都在反反复复地播出关于一种名叫“脑白金”的保健品的广告。恶俗的动画人物和恶俗的曲调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老实说，此前我再没有见过比它更恶心的广告了，它的恶心程度让我打开电视的时候也少了许多。后来，我听说，这种具有“神奇功效”的“新产品”的始作俑者，原来就是昔日巨人集团的创始人史玉柱，也就是那个搞过“脑黄金”的骗术并最终败走麦城的“营销天才”。我不禁感到莫名惊诧：从“脑黄金”到“脑白金”仅仅一字之差！今天的中国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像史玉柱这样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家伙，居然还有机会重新演绎他那套低劣的骗术。我们的社会也真够宽宏大量的，大家都舍得花费昂贵的门票，观看史玉柱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跌倒。
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史玉柱，以他的年龄来看，其实对“文革”并没有多少记忆。但是，他对“文革”乃至于更早的战争年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衷心的向往。吴晓波在《大败局》一书中专门有一章分析巨人集团的兴衰，他写道：在巨人集团最红火的时刻，史玉柱亲自挂帅，成立三大战役指挥部，下设华东、华中、华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和海外八大方面军，其中三十多家独立分公司改变为军、师，各级总经理都改为“方面军司令员”或“军长”、“师长”。在“动员令”中，史玉柱写道：三大战役将投资数亿元，直接和间接参加的人数有几十万人，战役将采取集团军作战方式，战役的直接目的是要达到每月利润以亿元为单位。组建一万人的营销队伍，长远的目标则是用战役锤炼出一批干部队伍，使年轻人在两三个月内成长为军长、师长、能领导几万人打仗。
多像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伟大领袖啊！史玉柱真真过足了领袖瘾。不止史玉柱如此，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有当领袖、玩政治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他们人性中的毒素。史玉柱最崇拜的就是毛主席，读的最多的书就是毛选。然而，他不知道，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时代，遵循的是一整套商业准则。企业的兴盛，靠的是科学的管理、领先的技术和灵活的资本运作，靠的是诚信的精神和卓越的品质，靠的是“让我们做得更好”的承诺，而不是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没有边际的空想以及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口号。在企业的草创时期，创始人的草莽气息和冒险天性或许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进入发展时期之后，更需要的是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的基本素质，这就是吴晓波所说的“道德感和人文关怀”、“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以及“系统的职业精神”。吴晓波指出：“中国企业家要真正地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主流力量，那么首先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一项比技术升级、管理创新乃至种种超前的经营管理理念更为关键的工作——是塑造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中国企业家的道德秩序。”这些东西能够在伟大领袖的著作中找到吗？
显然，史玉柱是一个反对秩序、喜欢“不按规则出牌”的人。他自以为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至今依然如此。在巨人集团崩溃之后，他总结了“四大失误”，比如“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决策机制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没有把技术创新放在重要位置”等等，没有一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史玉柱虽然拥有文凭和学历，却不具备基本的道德理念和人文素质。他可以将员工当作工具来使用、也可以不择手段地敛钱。在他的生命里，不存在康德所说的、让人尊重和敬畏的“道德律令”。史玉柱这样描述闲赋岁月的生活：“我现在的办公室就是一个手提箱。现在我到书店只买两种书，一是基因的书，再就是毛主席的书。一个政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好，深层次上的问题是一样的。”他吸取了教训吗？没有。他还是想通过阅读伟大领袖的著作来指导自己的“第二次创业”。他还是想用搞政治的方法来办企业。他有没有想过，在伟大领袖的那个时代里，根本就没有市场经济？
史玉柱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虽然比昔日有所收敛，但骨子里的东西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当年的部下江红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文章指出：“史玉柱被当作一个失败的英雄在抚慰着和用另一种心态崇拜着，我感到可笑的同时，对人类博大而盲目的同情心和英雄崇拜的情结俯首无语。……见到中央电视台的‘对话’主持人依然对史玉柱以‘天才’相称，不禁感到悲哀。毁掉史玉柱的正是他的‘营销天才’……”史玉柱依然把自己看作企业界的“毛主席”，幻想空手就可以打下一片江山来。他重出江湖做的第一件事是归还部分当年巨人大厦业主的欠款。这个行动使得史玉柱被某些媒体誉为“雷锋式的英雄”。这让我感到啼笑皆非：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堕落到了需要歌颂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的地步了吗？史玉柱把债主们当作汪汪叫的小狗，居高临下地赏赐他们一点骨头，却丝毫没有道歉的表示和忏悔的意识。我们这个社会的舆论为什么堕落到了连基本的黑白都分不清的地步？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位年轻的知识才俊显然对民众智力极度蔑视而对广告攻势有着过度的自信”。史玉柱玩的其实是一套很简单的把戏：利用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来创造产品的销售奇迹。这种思路与伟大领袖在“文革”中的做法是一致的：伟大领袖通过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对青年一代进行“集体催眠”，将这些纯真的孩子变成这政治斗争的棋子和杀人的工具；而史玉柱则通过他地毯式的广告战略，让真假难辨的新产品一夜成名，使得受众行为虚假广告的牺牲品，并以高折扣的销售形式回流巨额资金。至于所谓的“脑白金”究竟是什么东西，恐怕这位学电脑出身的“知本家”自己也弄不清楚。
被宣传材料吹嘘为“划时代的神奇物质”的“脑白金”，其实是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被科学家发现的“褪黑素”，它存在于脊椎动物的间脑顶部。医学专家声称，从生理解剖学上说，人体内根本没有什么“脑白金”，而只有“松果体”。那么，史玉柱疯狂炒作的“脑白金”是否就是人脑分泌的“松果体”呢？康奇公司“脑白金”的配料表是：低聚糖、山楂、茯苓、水。难道人类大脑中的“脑白金体”（姑且使用史玉柱的说法）能够分泌出山楂、茯苓等中草药来吗？史玉柱在大学里学的虽然不是生物，但不会连这点小学生也明白的道理都不知道吧？除非他自己是白痴，或者他把老百姓当作白痴来戏弄。我的判断是后者，他可不是白痴，他在幕后一边数钱一边偷着乐呢。
史玉柱点石成金的狂想曲究竟还能演奏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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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手党的帝国
俄罗斯历史学家弗·祖博克和康·普列沙科夫在他们合著的《克里姆林宫秘史》一书中指出：“苏联人的世界观，是在完全有别于西方的历史中形成的。无论是沙俄历史遗产、布尔什维克革命、国内战争，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都对苏联形成独特的视角产生了影响。同时，俄罗斯不仅是一个民族，而且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帝国文明，这一点也对苏联形成其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的，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疆域最为庞大的帝国，而且还是一个由暴力和谎言共同建构的“黑手党帝国”，正如历史学家尼·津科维奇在《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这个国家里呈现出的是“政治犯罪化、犯罪政治化”的可悲景象。
雅科夫列夫发现，这个“黑手党帝国”的三大支柱乃是军队及军工联合体、以克格勃为核心的镇压机构、党的系统。长期以来，这三个部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凌驾于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之上，也凌驾于真理、正义、和平这样一些全人类向往的价值观之上。它们像血吸虫一样附着在国家的肌体上，一面吸取营养，一面还放射毒液。正是这三大部门带头败坏了法治和良知，将国家拖入衰退的深渊。臭名昭著的“八·一九”政变的中心人物，大都来自于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他们梦想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剥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停止已经启动的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并将社会拉回到黑暗的斯大林时代。当然，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保全部门和个人的特权及利益。
著名学者、曾经担任过苏联陆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和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曾经写过一本斯大林的政治传记，其题目就叫做《胜利与悲剧》。在他看来，斯大林的胜利同时也正是人民的悲剧。他引用了画家韦列夏金一幅画的意象来形容斯大林的帝国——一个顶上立着一只乌鸦的、用人的颅骨筑成的金字塔。当然，“金字塔里面隐藏着活下来的人民，他们确实被自己的希望和信念欺骗了，但对他们来说，过去时代的悲剧是他们自己的历史……”斯大林的帝国是用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个帝国对于斯大林和他的走狗们来说像天堂般的美好，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像地狱般的恐怖。沃尔科戈诺夫超越了自己的特权身份，勇锐地指出：“无论多么重大的政策，如果不讲道德，都是冒牌的珍品。斯大林是个残酷的政治家，他在整个一生执行这种政策的时候，一点也不考虑起码的道德价值观。因此，对于独裁者来说，人是个工具，是个统计单位，是一大片不成形的物料中的一块。……斯大林以自己的整个一生和自己的行动证明，谎言是无缝不钻的祸害，一切灾祸都从谎言开始。暴力、个人专权、官僚制度、教条主义、恺撒主义——这一切都被谎言美化了。”斯大林开创了这样一种恶例：他赋予党和国家的领袖以另外一种更加重要的身份——黑手党的教父。与之相比，意大利那个弹丸之地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教父又算得了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形成了一对十分有趣的对照。正如雅科夫列夫所描述的那样，“在苏联领导人中，如果说斯大林是受权力诱惑而败坏的典型，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由于欺世盗名而堕落的榜样。”雅科夫列夫写道，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一名丑角。在他治下，军工集团第一次得以在管理国家的操纵台上安插自己的代表。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地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才能。生前最后五六年，重病不起，实际上已不能工作，但一直被精心隐瞒。但是，看来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勃列日涅夫的家族疯狂参与走私、贪污等犯罪活动，他的女婿从一名普通军官一跃成为克格勃中将，甚至明目张胆地掠夺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委托黑社会进行销赃。莫斯科市民都知道，最高领袖的家人们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看，他们就是一丘之貉。
雅科夫列夫曾经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两年，还在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之久，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入的体认（也正因为这段经历，前克格勃头子、“八·一九”政变的主角克留奇科夫攻击雅科夫列夫与美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经过俄罗斯总检察院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纯属诽谤）。因此，他一直主张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与西方积极对话、和平相处。进入苏共决策层之后，他接触到了许多绝密材料，不禁为邪恶力量挥霍浪费、翻云覆雨的斑斑劣迹而感到震惊，这最终导致了他与这个黑手党帝国的决裂。雅科夫列夫愤怒地写道：“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国人民将会知晓：数以亿计的资金被罪恶地滥用于军备竞赛、对外冒险、为别国提供军援；滥用于无任何意义和效益可言的土壤改良计划和谁也不需要的民防建设项目；滥用于搜捕和迫害‘人民的敌人’。”单单所谓的“外援”一项，就令俄罗斯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在决定外援项目的时候，决策层大多盲目行事——只要哪个非洲独裁者声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再向爱好奉承的苏联领袖说上几句赞美的话，那么数以亿计的援助立刻便捞到手了。这样，在“苏联之友”名单中就出现了“非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食人皇帝博卡萨、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埃塞俄比亚残酷无情的杀人凶手门格斯图等人。而普通纳税人是毫不知情的，因为这些都属于“党和国家的机密”。
在对外政策上，这个黑手党帝国一只手慷慨大方，大把抛洒卢布；另一只手又紧握大棒，威胁“犯规者”，直接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等国。在对内政策上，统治者一只手严密封锁信息、实行愚民教育；另一只手又指挥秘密警察来打压所谓的“异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离心离德者”。雅科夫列夫亲眼看到了这种卑鄙政策的可怕结果：“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沉重罪恶不仅在于数百万清白无辜者丧失了生命，他们家庭遭到了悲惨命运，制造了毛骨悚然的环境。这个制度的罪恶还在于人们的心灵无尽无休地被仇视、凶狠和怀疑所扭曲。”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并不因为民主化而突然消失。因此，俄罗斯人民要摆脱阴影，过上健康的、正常的、幸福的生活，还将作出艰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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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
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李思怡，是女儿，是中国的女儿，是死于冷漠与邪恶的女儿。一个女儿悲惨的死亡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了自身的罪，也让我们每一个发现了爱的价值。学者任不寐说的不错──「李思怡之死终结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为了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我们必须站出来，我们必须行动。那么，被终结的时代充满了罪恶、伤痛和眼泪，而即将开启的时代则有可能充满爱、希望和笑声。
在毛泽东之流的恶魔眼中，李思怡之死「轻如鸿毛」。诚然，与独裁者们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庞大帝国相比，女儿、妻子和母亲显得无比渺小和软弱。帝国不会在乎女儿、妻子和母亲的眼泪──秋瑾、刘和珍、林昭、李九莲、张志新们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而丁子霖和路坤们依然在路上。
作为「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第一个站出来揭示大屠杀真相，承受著中共政权长达十多年的监视、骚扰及恐吓，她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与和解。作为「新青年案件」当事人之一杨子立的妻子，路坤由不问时事的传统「贤妻」变成勇敢无畏的妻子，她说：「我用蔑视的眼光看著那些便衣，他们自己处于恐惧中，而不是我们。」丁子霖永远地失去了她的儿子，而路坤新婚的丈夫杨子立被判处八年重刑，这就是「三个代表」的帝国施加给她们的「仁政」。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卑鄙的特务们给丁子霖打去匿名电话，辱骂她「卖国」；同样卑鄙的特务们登门威胁雇用路坤的公司，强迫其解雇工作出色的路坤。
所有这些凌辱和折磨女儿、妻子和母亲的恶行，都在以「人民」的名义浩浩荡荡地进行著。然而，女儿、妻子和母亲们并没有屈服，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她们要为李思怡们带来一片蓝色的天空──与海子的追问「天空一无所有，有谁给我安慰」不同，这片天空将充满爱、幸福和快乐，将被安慰、同情和关怀所包裹。丁子霖和路坤们知道，李思怡也是她们的女儿，李思怡需要她们来安慰和拯救。我想，在上帝慈悲的眼里，女儿、妻子和母亲其实是一个人，女儿终究会成为妻子，妻子终究会成为母亲。她们都将是爱、正义及和平的坚守者。
在这个「遗忘」成为一种生存本能的国度里，我们确实应当为李思怡们，为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们做点什么。如果我们习惯于奴隶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也自然成为了奴隶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如果我们依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冷酷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呢？
日前，在中国大陆的多个独立网站上，一场为纪念李思怡而进行接力的绝食活动正在展开，已经有几百人报名参加。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有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