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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的「窃钩者诛」
二零零三年八月九日，距程维高的七十大寿还有一个月，中纪委提前给他送去了一份大礼：「经中央批准，中纪委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称待遇。」而在此前三四年间，程维高的两任大秘书吴庆五、李真就先后被捕，并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死刑。程的倒台是河北省政坛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个环节。
程维高的两任秘书吴庆五和李真都是河北官场的巨贪。两人随随便便以河北某国有企业的名义就能从银行里拿到数以千万计的贷款，然后做一个假帐，钱就流入了私人公司当中。尤其是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后来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七年间收取贿赂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美元十七万元、港币一万元，合伙贪污公款两千万元，与他人合伙非法侵占爱尔兰尼瓦利斯公司股权折合四十六万多爱尔兰镑，非法侵吞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兴电子有限公司价值一百一十二万五千美元的股权。一个秘书能够如此「大肚能容」，不说绝后，也算空前了。
李真在河北省官场上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公开买卖官位，不仅县级官职随意调度，甚至与自己同级的厅级官职也能自由支配，这在等级分明的官场上堪称奇观。李真的垮台，引发了河北官场的一次「大地震」，他的案件牵扯到厅级干部八人，县级干部六十七人，其中四十人是一把手。据知情者透露，李真在国税局作风霸道，有三个秘书、两个女服务员和一个在部队服役的警卫人员。副局长及其以下人员向其汇报工作必须提前预约，否则不得进入他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办公室。
其实，李真并非高干子弟，他出身贫寒，确实是「崛起于陇亩之中」。他的权力源泉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主人──前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可以说，没有程维高的专权就没有李真的专权，没有程维高的腐败也不会有李真的腐败，正如《社会观察》记者曹怀宇所论：「李真之所以这么肆无忌惮，是有理由的。作为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他的胆子是程维高给的。他敢于把鸡毛当令箭，至少程维高要给他鸡毛并默许是令箭才行。李真在河北省政界能呼风唤雨被称为『二书记』，实际上执行的都是程维高的指令，当然少不了顺手牵羊。」一般人从李真、吴庆五贪污受贿的数量就可以推测程维高贪污受贿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就好像《红楼梦》中的描写，丫头的装束尚且让刘姥姥眼花缭乱，夫人小姐们只会更上一层楼，断无夫人小姐比丫头节俭和寒碜之理。
然而，两个秘书一个在黄泉路上转了个弯、一个已经刑场伏法之后，主人却仅仅失去了「党籍」和「正省级职称待遇」。这简直就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我有三个问题想质问有关方面：
其一，既然吴、李两个大秘书在五年之前就被立案调查，那么为什么要等到五年之后才把他们的后台老板程维高拉下马？吴、李两个大秘书被捕入狱之后，不仅供出河北官场许多同僚贪赃枉法的行径，也一定供出了诸多关于程维高的劣迹。但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程维高依然稳稳当当地做他的省人大主任，同时还利用专政机器对揭发他的工程师郭光允实施逮捕和劳动教养。那么，程维高的靠山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靠山动用了他的影响力，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护著程维高，使他不至于被牵扯到秘书的案件当中，直到纸包不住火为止。
其二，既然程维高在仕途上最后的一个官职是「省人大主任」，那么对他的调查就更应当由司法机关介入。在程案中，公检法部门全都不约而同地缺席了。程固然是党员，更担任过省委书记的要职，「纪委」对其进行惩罚是理所当然的，但仅由这样一个党的部门来发布对他处分显然是不够的。在这则新华社消息中，丝毫没有提及下一步是否由司法机关介入、继续深入调查。这种惩罚方式，就好像大人打几下调皮的孩子的屁股一样。程虽然受到了查处，但他依然超然于法律之外。这是对包括宪法在内的诸多法律的蔑视和不尊重。
其三，秘书伏法而主子消遥，是不是在暗示官僚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官越小越不安全，反之，官越大就越安全？吴、李二人的诸多恶行，都直接与程维高联系在一起。拔出萝卜哪能带不出泥来？许多媒体也开始揭露程的一些具体的「严重违纪」的事实，如干涉建筑工程和高速公路修建、买卖官爵、迫害揭发他问题的干部百姓等等。岂止是「严重违纪」，件件都是严重的犯罪。然而，直到今天为止，程维高依然没有被进行司法意义上的调查，他甚至连「犯罪嫌疑人」都算不上。
。
──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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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季羡林的「祝寿大会」所想到的
前些天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报导：《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季羡林先生九十二华诞暨人文教育主题茶话会侧记》，作者宋晓梦。不妨把这篇妙文抄在下面：
依旧是一袭蓝衫，依旧是气定神闲的模样。当大病初愈的季羡林先生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庆贺季先生九十二华诞暨人文教育主题茶话会十月月十二日在北大杓园举行。据说，今年八月，季先生生日的前一天，门前乾涸了很久的池塘中，季先生亲手种植的、曾被周一良教授称为「季荷」的满塘荷花，清晨竟然全部开放。人们都说，这是先生的精气神所致。
人文教育是季先生一贯关心的，所以今天的庆贺会加入了人文教育的主题。周汝昌教授首先以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先生祝寿。他说，菊花可以延年益寿，是最祥瑞的东西；我们为人祝寿时常说「寿比南山」。周老希望能有学术团体经常创造些机会，「让我们几个老书生见见面，同时也让人文科学在社会上更受重视。」
杨叔子是到会的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教育部人文教育委员会主任，目前正在北大蹲点。他回忆了季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人文精神是甚么？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他说，季先生对我国人文教育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感激！
金开诚教授是带病前来为季先生祝寿的。前不久听说季先生急诊住院他很担心。当看到已经摆脱了病魔的季先生脸色红润，精神矍铄，金教授非常高兴。他说，甚么叫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要把人教育成文明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有荣辱感。季先生并不为自己追求甚么荣誉，但他以自己的言行、成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来给季先生祝寿的还有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他说，任何人都生活在人际关系之中，商场不是战场。战场你死我活，商场「和解就是双赢」。今天是对手，明天就可能是合作伙伴。汉民族是个宽容的民族，当你看到「和解就是双赢」的局面时，你就会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
叶朗教授的发言满怀深情：加强人文教育就要在大学营造一种氛围。北大之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氛围，就是因为有季先生这样一批大师。他们的人品、学问、胸襟、气质以及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潜移默化地影响著北大的学生。
郭预衡教授认为，现在一些人文教育的文章太深奥，让人看不懂。如果能像季先生那样实实在在做人，朴朴实实做学问，写出一些平易近人的文章来就好了。
本来，侯仁之、张岱年、林庚三位老先生也要来祝寿，季老连忙定下一条原则：比他年纪大的都不许来。结果，三老都捎来了贺信。
在庆贺会临近结束时，陈祖芬女士代表大家向季先生献上一束盛开的鲜花。季先生感谢大家的鼓励，并介绍了他近期将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他说，将来人文科学的发展，必定是西方的分析加东方的综合。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如果不是周星驰式的幽默的话，也亏得这个记者能够写出如此文字来。都已经是甚么时代了，还在渲染生日荷花开之类谶纬的把戏！这位记者简直把季老当作神仙了，而季老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他大概也把自己当作神仙了！人一老，就容易自己崇拜自己、并以为所有人都崇拜自己。由此可见，中国文人的虚妄和自恋达到了一种怎样的境界！昔日，刘邦不是说自己曾经路斩白蛇、乃是天子下凡吗？这种鬼话历代统治者都喜欢编造，「盛世」哪能没有「祥瑞」的出现？最后，文人们也攀附其后，开始制造一系列「文曲星」下凡的神奇故事。例如，在《儒林外史》中，胡屠父打了中举的范进之后，胳膊不就抬不起来了吗？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份专门给知识份子看的国家级大报上，居然还在津津有味地讲述类似的、「天人感应」的荒唐故事！我想，季老的「功力」简直比那些研究转基因的生物学家还要高，能够遥控花开花落。既然季先生的「精气神」有如此厉害（不亚于《封神演义》中各路呼凤唤雨的神仙），那么他为何不让农民地里的粮食亩产上万斤，不就一下子解决了中国「扶贫」的难题吗？
同样可笑的下面诸位「大师」的发言。杨叔子院士好像当过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他居然说中国的人文精神第一是「爱国」。我不知道古人爱的是甚么样的「国」，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都还没有形成。中国历代只有「天下」（而且是「家天下」）的概念，而没有「国家」的概念。所谓「爱国」，其实也就是「爱皇帝、爱皇后、爱贵妃们乃至爱服侍皇帝的太监们」而已（如方孝儒的愚忠），这叫甚么「人文精神」呢？
金开诚所谓的「知荣辱」、郭预衡所谓的「朴实」、叶朗所谓的「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话倒是不错，但在我看来，对季老而言显然是过誉了。一个优秀的知识份子，其衡量条件之一便是「知行合一」。然而，即便是季老本人恐怕也没有做到「知行合一」：近年来，季老堪称「电视明星」，时时在电视镜头前对自己并没有研究过的诸多领域发表「高见」。他本来是研究梵语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却对媒体张冠李戴地赋予他的「国学大师」的称号安之若素。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北大的校刊上还登过这样的一则消息：季老虽然不是D员，却不顾严寒，精神抖擞地去「列席」北大的D代会。对此，我真是不知道说甚么好。
季羡林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学热」的鼓吹者。对于这股腐尸般的思潮（它又与大言不愧的种种「后学」巧妙合龙），我个人是无比的厌恶。我们对传统文化不是批判得过头了，而是批判得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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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比文学更加重要
真话比文学更加重要——青年评论家余杰访谈录
本报记者 秋歌
关键词——真话
秋歌：印象中很少读到你对九十年代汉诗（如韩东、于坚、张曙光、臧棣等）和九十年代小说（如朱文、鲁羊、李洱、李冯等）文本的解读和评价，这是否与你的专业或兴趣有关？你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余杰：是的，这几年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告别了文学。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极其失望，我最近在一篇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缺陷》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致命缺陷：（一）只有聪明没有智慧（如钱钟书、王蒙）；（二）只有抒情没有真相（如梁晓声、余秋雨）；（三）只有暴力没有爱（如张承志、王朔）；（四）只有“活着”没有信仰（如余华、贾平凹）；（五）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如路遥、北岛）。我深切地感受到，看一部《悲惨世界》所受到的灵魂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远远胜过读一百部中国当代的作品。
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作家本来应当是值得大众信赖的人，在西方一旦发生什么事件，人们宁愿相信作家的看法而不愿相信政治家的看法。这种信赖感说明作家是社会良知的捍卫者。但是，在当代中国，许多作家都已经小丑化了，没有人信赖他们，人们把他们看作娱乐人物，与影星、歌星和体育明星一样。
因此，我对自己的定位是，首先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很难，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习惯谎言的国度里，说真话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比文学更加重要。
关键词——鲁迅·李敖·王小波
秋歌：溯着时间之流上下，你总会遇见鲁迅先生，两个人会聊些什么？若见到李敖和王小波呢？
余杰：我不会说那些别人都会说的赞美的话，我会坦率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比如，见到鲁迅，我会问他为什么一直没有看透苏联斯大林帝国的真相，对这样一个恐怖政权持美好的想象，而他的同代人如胡适和陈独秀都已发现了苏联的黑暗和邪恶？见到王小波，我会告诉他，我最喜欢的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他的杂文，而是他写给妻子的那些信件。见到李敖——如果到台湾访问倒是有机会见到他，我会批评他对女性的不尊重，批评他过度的自恋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政治的狂热，当然还有他文字的粗糙（虽然他自己认为自己的文字很好）。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听不同的意见，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育
秋歌：近年来，中学语文教育在批评和反思中正在进行渐进的改革，这也是你和钱理群先生、摩罗先生等学者倾尽心血关注的问题，最近有哪些思考？
余杰：中学教育是根基，是思想启蒙的开端。中学语文教育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泛政治化”。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语文当作语文来教，而当作政治来教。这样，语文课不仅没有赋予孩子们用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基本能力，也没有传达给孩子们正常的审美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我想，除了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之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关注这一问题。
于是，在一九九九年，我与摩罗、孔庆东合作编写了一本名叫《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论文集，它汇集了各界人士对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然而，此书刚一出版便像捅了马蜂窝一样，顽固派们先后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整版文章，进行口诛笔伐。就连为此书作序言的钱理群教授，也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对方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经济利益——教材的垄断经营，让教育部下属的出版部门每年获利达数十亿人民币之巨。与电信、铁路、邮政、民航这些垄断巨头一样，这更是一处不为人所知的“黑洞”。他们生怕失去这块“禁脔”，所以不惜扼杀一切改革的意见，不惜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不惜牺牲几代中学生的前途。
让语文回到语文，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胡适早就有深入的阐述。胡颂平编著的《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多处涉及国文教育。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胡适说：“所谓国文，是要文章写得好，可以给学生做模范；为什么要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了，他们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写得好。这些也编入教科书里去，其实是不对的。”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当胡颂平问“先生可否另选一部国文教科书”时，胡适回答说：“我倒可以选一部。我总以为传记最难写，应该多选些传记、小说，一些有趣味的让学生读。我想选两部，一部白话文，一部文言文。文言文可在《虞初新志》和《聊斋志异》中选几篇，比较有趣味。”可惜胡适一直没有完成这一心愿。
后来，我们部分地完成了胡适的这个心愿。我们组织了一批优秀的大学人文学者、作家、中学语文教师以及中学生代表，一起编写了一套《新语文读本》。参照传统教材的体例，但在内容上却“脱胎换骨”。比如，我们选入了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讲《我也有一个梦想》，选入了甘地传记的片断，选入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选入了近年来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杰作……我们希望把人类文明的琼浆放到孩子们面前，让他们尽情饮用，让他们感受到语文学习不是负担而是享受。这套从初一到高三共十二册的《新语文读本》，三年前已经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当然，目前它还不能成为正式的教材，但我们相信未来如果教材的选取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