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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凡出狱有望，可以进入倒计时了。
至于狱中的生活，林一凡说，她真的没有觉得太吃苦。监狱对于不守规矩的人，是有绝对约束力的，但只要你按规定去做，监狱就不会对你特别无情。她订了一份杂志〈半月谈〉，她看到一篇报道社会的贫困线的文章，她觉得她们在狱中的生活，要比社会上的贫困线高出很多。早餐每周一、三、五都吃鸡蛋，二、四吃花卷和糖包。平时的饮食监狱也尽力改善，主食以面食为主，每周吃两次米饭。面食里有馒头、花卷、包子、饺子、馅饼，凡是在外边常吃的主食，里边基本都有，副食里有肉、有菜、有蛋。
虽然生长在南方，在家里习惯吃米饭，但是1951年就来北京的她，已经完全习惯了吃面食。监狱里的伙食，她没觉得不好。
一星期两次看电影，看病百分之百公费。
2001年5月3日，她突然发现自己眼睛看东西有双影，一个星期以后，眼球萎缩下去了。当时她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她对队长说了自己的症状，刚好队长到监舍里来，也看到了她眼睛的变化。“你的眼睛怎么了？”队长问她。她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到一个星期，发展挺快，我能去看一下病吗？”队长当时就说：“可以”。
两个小时以后，队长给她办完了全部看病的审批手续。正赶上监狱某院长值班，这位院长又是专门研究神经内科的。经过检查，她被初步诊断为“重症肌无力”。
林一凡说，院长对她说，这病挺重的，可是她自己却没有发觉。她的症状只表现在眼睛上，其他什么都不影响。她能吃能睡能活动，她没有把病想得太严重。
被查出病之后，院长叮嘱林一凡，一定要卧床，闭眼休息，不要再参加劳动。
一个星期，她的病情稳定，没有再继续发展。监狱决定带到宣武某医院神内科进行深入的检查。
那天，正好下着小雨。
一名罪犯出去看病，监狱派了连医生在内，共计七个人陪她去了医院。到医院先挂急诊，又挂专家神内科。实验之后，确诊为“重症肌无力”。随后又安排她做了脑核滋共振。仅这个核滋共振就花去1000多元费用。又拍了三个部位的胸片，还做了肌电图。
七月份，她被安排住进监狱医院，请各路专家会诊。仅2000年，她就花去监狱1万多元的医药费。
到去年5月，她的眼睛已经恢复得相当好了。如果不是她执意参加高自考，看书过于疲劳，她的身体可能会恢复得更好。
除此之外，林一凡说，她的身体素质比较好。在狱中她的饭量好，睡眠好是出了名的。虽然监狱里有很严厉的监规，但是吃饭多少不限制，每餐自己想吃多少就登记多少。她吃得比年轻人有时候还多，年轻人有的要减肥，她不需要，所以就可着胃口吃，没有什么顾虑。为了身体能够全面吸收营养，她不管爱吃的不爱吃的都一样吃。每个月，她都额外订些水果，上个月她订的是苹果，这个月订的是梨和香蕉。她们购买水果的钱不占采买指标。只要自己经济条件允许，吃多少水果监狱基本不限制。
她目前的处遇是二级宽管，按规定每个月有200元的零花钱可供消费。这个消费标准在监狱排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还有一级宽管，那是在监狱中表现最好的，劳动积极分子。林一凡的年龄太大，她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拿到“劳积”。因为“劳积”在狱中服刑罪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小。而她目前享受的消费待遇，对她来说，已经是最好的。所以她自己很知足，狱中的生活心情比较好。
所谓零花钱是监狱根据罪犯的现实表现，允许家人支付的一点补贴款，这笔钱不算在罪犯的日常生活费用当中，是家属给狱中服刑亲人的一种生活补贴。表现好的多一些，表现差一点的就少一些，表现最差的就更少，有的甚至没有。这些钱林一凡除了生活必须的日用品以外，她多用于购买食品，日用品每个月有四五十块钱她就够了，学习用品一个月也只需要十多快钱。而吃的，她也不用买很多。监狱允许的200块钱，她一般花不完。这个月她才用了90多快钱。这在监狱里来说不很多见。因为一般的罪犯，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监狱规定的零花钱多是不够用。
相比之下，林一凡的家庭条件算是最好的，但是，她却从不浪费。她说，需要的她买，不需要的就不买，买多了也没必要。
跟年轻的罪犯相比，林一凡的消费观念也很特别。虽然是在监狱，年轻的罪犯，尤其是女犯，有时候东西还没坏就扔了，林一凡不。没有坏的东西她会永远用着。她身上穿着的棉毛衫袖口都已经破烂，但是她还穿在身上。她说，那是她的小儿子上班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的，因此她非常珍惜孩子的这份情谊。另外，她觉得这件衣服，除了袖口有点磨破了，其它地方并没有坏，完全可以继续穿，不影响使用价值。她身上的棉毛裤子，有一点破了，她觉得扔了可惜，于是找队长借来针线缝补之后继续穿，她脚上的袜子也是补过的，她觉得旧袜子比新袜子透气好。
林一凡对我说，之所以这么俭朴，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在监狱。她认为，在监狱服刑，本身是接受教育改造的，就应该像她那样节制自己。犯了罪的人是没有资格，或者说是不应该太过讲究的。
当然，在外面的时候，林一凡生活也是非常俭朴的。她说，像她那个年纪的人，经历过各种运动，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她们大学毕业，15年没有涨过工资，她当年是每个月55元。还要负担老人和孩子。她们养成了一种勤俭节约的习惯。在外边的时候，她的不少同事都说她不会享福。她自己没有觉得自己苦。因为浪费东西她心里很不舒服。去年监狱发的一双布鞋，因为穿旧了以后，上面的松紧不起作用了，所以穿在脚上不跟脚了，要是别人可能就扔在一边不会穿了，可是她却把它涮干净，用线把后边缝几针，穿在脚上也觉得挺好，没有什么不舒服感觉。在她的周围，有的女犯一个冬天就要换三双棉鞋，对这样的人她很是有些理解不了。
林一凡说，在监狱，有一种现象她很看不惯。有的女犯，本来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但是每个月采买的数额，她一定要买够，监狱规定不许超过1元，她还要超出5毛钱，平时生活处处跟人攀比。她非常看不上这些年轻人，虽然她年纪大了，在监狱里又不比在外边，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说服别人，但是她自己尽力做得好。她觉得浪费其实也是一种犯罪，很多罪犯犯罪的根源，在于她们自私自利的心态。图虚荣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图虚荣就会导致物欲膨胀。她希望大家都能实事求是的去生活，不虚荣，不浪费。
年轻人爱美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监狱里本身接受劳动改造，一瓶洗面奶、一瓶洗头水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她有点接受不了。自己绝不会那样去消费。她明白，不同的年龄在生活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她说，人到了她那个年龄，已经没有太多的奢望，惟一关心的是子女的生活事业发展，还有自己的身体健康。
12。监狱适合老人生活？
狱中一切都是定时定点管理，她们的生活都很有规律。这种规律对于老人来说非常合适。
她生性属于心胸比较宽阔的人，又喜欢活动。所以每天早上，她都要带上一二十个老、病犯做康复操，她还教她们跳秧歌。她所在的班里有一名病犯，平时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总是愁眉苦脸的，生活没有什么乐趣，但是，她发现这名女犯十分喜爱跳秧歌，所以她就动员她和大家一起跳秧歌。当她和大家一起跳秧歌的时候，她的脸上充满笑容。林一凡说，看到女犯们能在一种积极健康的情绪中度过她们的狱中生活，她觉得自己也算是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女犯们都羡慕她每天有那么好的心情，有那么大的精神头。林一凡说，她在监狱那么多同事来看她，都对她那么好，他们都鼓励她养好身体，出去以后再给大家帮忙。所有她接触过的人都对她那么关心，她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上进。她说人不能生活在耻辱中，也不能永远的悲天悯人。在狱中，她每天只是在想自己还能多做点什么。前些日子，她还为监狱歌咏比赛添了一首歌词。管教队长听了说很好，过几天就开始组织罪犯们排练了。她说她所在的监区成立以来，在监狱组织的各种汇报演出中从来没有得过奖，这次一定要拿个奖。为了这个奖，林一凡做了一个详细的排练计划。她说在任何环境下人都要有集体荣誉感，有向上的追求，狱中的罪犯也一样，她看到同一监区的罪犯们为了自己所在监区的荣誉努力，她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我问林一凡：“不管怎能么说，你的入狱是因为钱的事，现在你怎么看待钱的问题？”
林一凡想了想，说，早在1994年的时候，她的年薪已经达到18万了。在她的记忆中，改革开放以后，她的年薪就没有低过10万的时候。她是经理，是经营者，根据上级下达的各项产值和利润指标，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拿公司职工平均收益的1。5％；利润如果超过5％，就可以拿两倍；利润如果超过20％就拿三倍。这是公司职工大会上通过的。她当时上的个人所得税每年就达3万多。她觉得，钱如果是自己辛苦挣的，当然还是越多越好，因为那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价值体现。她自己本身的收入非常好，她自己又生活那么节俭。她留给孩子们的积蓄有一定规模。她买了两套房子，都是国家福利分配的，买的时候价格比较便宜。她的钱基本上都用来照顾家用，还有对一些远房亲戚的资助。老家受灾的时候，她每次都会捐出去一大笔钱。她觉得钱是她挣的，这样用了，心里感觉好。另外，虽然她的孩子们都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展了他们的事业，但作为母亲，她不想将来成为他们的负担。从她家庭的经济情况看，她的入狱，虽然损失了她自己原有的一份收入，但是并没有影响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她家里的房子足够住了，日常零用钱，根本不用她操心。在钱上，她的家庭依然没有任何困难。如果说家庭生活存在缺陷的话，就是她的入狱，给全家人带来的不良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但是家人没有一个人怪她，都在鼓励她，怕她自己想不开。
她的老伴每次到狱中看她的时候，都盯着她的眼睛，生怕她的病情有什么发展。老伴说，他已经买好了两张游泳证，还打算买一辆三轮车，就等她将来出狱了，两人一起去买菜，给全家人做饭。
刘晓玲写就《狱中白领》女性罪犯狱中生存状态纪实
“一群因为罪恶而集中在一起的人，他们在监狱中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我当初走进监狱采访最想了解并希望能讲述给读者的。”刘晓玲这样讲她跑监狱采访的开始。跑了两年监狱的她，昨天呈现给了读者一本真正写监狱中人的书———《狱中白领》，该书已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刘晓玲说，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政法记者，在专门采访监狱之前，曾无数次面对各色犯罪嫌疑人，杀人、诈骗、抢劫、贩毒……各种犯罪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当我第一次走进监狱，看到迎面走来的一群身穿囚服的罪犯时，我不敢抬头正视对面的目光。那种目光在我多次走进监狱采访之后，至今也不敢正眼面对。”回想起第一次的经历，刘晓玲说那目光足以让每一个初次走进监狱的人产生恐惧。由于两年前开始在本报《法治周刊》编辑、采写《大墙内外》，成为北京市进入监狱系统采访的惟一“免检”记者。现在，“大墙内外”出现在副刊的“人物在线”版上。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监狱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地方，因为那里关押的是‘坏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归为‘坏人’一类，更不会有人愿意把自己和监狱联系起来。我甚至以为监狱是一个刑罚执行机关，被送进监狱的人，一定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心理缺陷和道德缺陷，真正干净完整的人是不会被送进监狱的。”然而，在采访了众多的罪犯，尤其是采访了一些知识罪犯之后，刘晓玲发现，在她的采访对象中，有很多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恶劣”。不少人是因为一个念头、一个冲动、一点欲望而错了分寸，而那些念头冲动和欲望，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产生的。“当我听到不止一名罪犯对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送进监狱’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监狱距离每一个人其实并不遥远。”刘晓玲说她始终认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做错事，不走错路，法律是人生道路的一条界限。
作为报纸记者，当文章见诸报端之后，刘晓玲常常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更在天津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的提醒中，她开始了积累素材。“每次采访回来，除了完成本职的任务，我都会尽快把自己想说又没说出的东西彻底整理。这个整理的过程，曾经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和快感，甚至可以说是享受。”最后形成这本书———九个曾经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的白领女性的罪案纪实。（陶澜/崔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