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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夫１９５６年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否定斯大林化政策——见上述第二章，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
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反革命政变。“社论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６４年５月说过的话：”现在的
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社论还猛烈抨击了用来为入侵捷
克斯洛伐克辩护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把它称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理论“。社论把其内容解释如下：”其一，
‘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们主权和命运在内。……也就是说，你
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
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
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
勃列日涅夫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你们所
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
你们的控制和奴役……”“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
工‘，而且把它扩展到亚、非、拉国家。……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
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苏联工业，亚非拉附属加工厂。‘……”“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
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我们的安全
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
论调。……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伴随这些争论之后，是一国指责另一国具有扩张主义意图的一系列历史交换文件。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８日，《真理
报》发表一篇题为《摘下假面具的假革命者》的强有力的五千字社论。社论指出：“若干年来，中国领导一直在亚洲宣
传破坏进步政权，引起国与国的冲突，以及孤立人民的真正同盟者——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北京这样行事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它不打算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种立场使帝国主义集团能够实行他们反人民的计划和方案，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例如，美
国对柬蒲寨的干预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根据北京领导人的行为，毫无疑问，他们力求在自己的全球阴谋中利用各国人
民的英雄自由斗争，这种全球阴谋起源于大汉梦想。
成为若不能统治全世界，至少能统治亚洲的‘大中国’的新皇帝……“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呼吁中国人民”随时准备击退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和侵略“的一篇联合社
论中，指责苏联准备进攻中国。
两国互换大使（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０月）
１９７０年秋，当以互换大使的方式采取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时，中苏关系显示出明显的改善。９
月１６日，在莫斯科宣布任命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列宁格勒地区的共产党书记）为驻中国的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于
１０月１０日抵达北京，中国的新大使刘新权（前副外长）于１１月２２日抵达莫斯科。在１９６７年，由文化革命所
引起的极度紧张时期两国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从此，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代办级。
比较调和的情绪进一步反映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中国国庆节之际苏联政府的祝词，和同年１１月７日俄国革命
纪念日之际中国政府的祝词里。两国的祝词语调都非常热情。苏联的祝词表达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苏两国
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的祝词则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
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报告（１９７１年３月）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苏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开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与中国的关
系之后，特别提到，两国关系最近有所改善，并力劝中国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方面进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相
容的思想政治纲领，却要求我们放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镇压和”个人迷信
“——作者注）的路线和苏共纲领。他们展开了反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激烈的敌对宣传，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
把事态弄到１９６９年春夏在边境上发生武装事件的地步……”“近一年半以来，由于我们方面表现的主动性，苏联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１９６９年９月，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会晤，在此以后，在北
京开始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调解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谈判进展缓慢，为了使谈判取得圆满的结果，当然需要不单是
一方的建设性立场。”
“去年年底，苏联和中国互派了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贸易额略有增长。这是一些有益的步骤。
我们今后也准备按这一方面行事。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中，反苏路线仍在继续，而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
议中已把这一敌视苏联的方针固定下来。……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
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后面的一段话
里，又批评了中国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他指出：”反帝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帝力量，首先是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我们提到的时期里，想从各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进攻的企图，最为尖锐地表
现出来了，中国领导着手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幌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托洛茨基分
子往往同这些集团结成同盟。在某些地方，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倾向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在反
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现在恰恰是最乐意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倾向上，特别是以反苏主义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倾
向上……“
恢复争论（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９７１年７月）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继波兰普遍的粮食暴乱对苏联的支持的波兰政权引起严重的挑战之后，中国报刊上又出现了反
苏攻击。不过，自１９７０年以来，第一次对苏联的主要攻击出现在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文章里，这
篇文章于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８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上，以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尽
管如此，苏联副外长列昂尼德。伊里奇夫，仍于３月２１日会见了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参见第十二章）。
文章说：“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的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复辟了的资
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苏修叛徒们把苏联变成了一小撮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乐园，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监狱。”
文章还谴责“苏修叛徒们”利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
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严加控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到处进行军事扩张，对别的国
家进行种种阴险的颠覆活动。“
１９７１年４月，这篇《红旗》杂志上重新开始了中国对所谓的苏联扩张主义的攻击，说苏联：“加剧蜕变为法西
斯专政，实行与其在世界霸权斗争中的对手美帝国主义一起侵略和合作的政策。”在稍后的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中国
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是“叛徒”，“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
的急先锋。”
至于苏联的报刊，在中美关系改善这一时期，对此表现了特别的不满。１９７１年４月发表的一些文章指责中国政
府与美国“勾结”。在１９７１年７月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指责逐步加强了。
林彪方面的情况（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中国的前国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被指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乘飞
机飞往苏联，在蒙古境内爆炸身亡。当这一消息报道之后，同年９月苏联的反华宣传有所缓和。据中国方面说，林彪企
图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暗杀毛泽东。１９７１年９月３０日，《泰晤士报》评论道。“反华宣传的沉默表明：俄国人希
望北京发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变化，而且他们在坐等静观情况的变化，他们不打算使自己显得似乎比平常更加反华……”
西方评论家认为：林彪危机主要是由中共领导内部在对外和对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所引起的，它反映了林彪所主
要依赖支持的党的左翼和周恩来总理所领导的稳健派之间的分裂。继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举行的中央委员
会会议之后，这种分裂明朗化了。会议之后，两名突出的左翼分子陈伯达和李雪峰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大家认为，分
歧的主要问题如下：（１）有人认为，林彪元帅反对稳健派在１９７１年最初几个月内所积极推行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
缓和的政策，这一斗争以７月１５日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而达到顶峰。据一些资料报道，他提倡如果采取这项政策，应
同时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在此之前就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策略；在１９６５年发表的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
一篇文章中，他曾预言，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战争将结束“美国和西欧的包围”。
（２）林彪以及军界反对削弱军队政治优势的措施；文化大革命在破坏共产党的各个机构的同时，却大大加强了军
队的政治作用，军队基本控制了各省的革委会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经济企业。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在重新建立各省党委
会的同时，加强了同１９６９年以来正在发展着的极左派的斗争。从而，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对过激的“５。１６”
组织（该组织曾对北京的外国外交使馆组织了多次进次）的打击构成了政府实行缓和政策的组成部分。
（３）１９７０年９月提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设想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的纲领。据说，林彪元帅和其他
军事领导人反对通过缩减军费开支来为这个纲领筹措资金，他们争论说，与美国的缓和政策将会恶化中国与苏联的关系，
这样，就有必要加强武装力量。
林彪的所谓阴谋（显然，是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或１２日发现了这个阴谋）的详细情况，没有正式公布。但是，
许多据说来源于中国资料的非正式报道，于将近一年以后，在１９７２年７月和８月出现了，其中包括苏联卷入了这个
事件的说法。
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３日，中国民族主义政府的情报机构（在台湾），发表了他们声称的（中共）寄给各省党的领导
的正式报告。据这份文件报道，林彪元帅在１９７０年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与毛泽东发生了口角，并且与其妻子叶群、
儿子林立果、黄永胜将军、吴法宪将军、海军将军李作鹏和邱会作将军（军队后勤部部长和政治委员）组织了“５７１”
计划。据说这些阴谋家们计划起义，他们期望苏联支持这次起义。他们计划要么赢得毛泽东主席，迫使他接受他们的要
求，要么暗害他。据说，“５７１”这个代号用汉字来说类似“武装起义”这几个字（的读音）。
在后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中，重复谴责了苏联（与林彪）的勾结。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举行的中共第十
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主要是指责已故的林彪元帅和攻击苏联，周恩来认为，苏联支持了林彪元帅已经尝试的军事政变。
在讲到林彪阴谋集团的详情时，周恩来指出：“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周继续指出：“继刘少奇（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被视为‘走资派
’而被撤职。——作者注）及其支持者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
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当时，苏联谴责了这种清洗（参见第七章）。
周恩来把苏联与所谓的新右派分子的威胁联系在一起。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
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
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重新回
到林彪元帅及其支持者的话题上之后，周恩来继续指出：”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
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
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
他们要把……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上，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
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
……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在革命的重要关
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林彪这一
类……
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
的时候，也就展现了他的总暴露和总失败……“”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
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中
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时，追补通过了一个决议：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林彪元
帅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争论的加剧（１９７１年后期～１９７４年初期）
由林彪危机引起一段间歇后，苏联的反华宣传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１９７１年１２月的战争而重新开始。在这场战
争中，苏联支持印度，中国和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参见第八章）。
《真理报》（１２月２２日）指责中国企图，“与美国做交易”，并把苏联报刊上原来没有攻击过的周恩来描述成
“反印和反苏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７２年３月，当边界谈判中断三个月后又重新开始时，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消声匿迹
了，但是，当年秋天，双方的争论又加剧了。
１９７３年３月７日，《泰晤士报》评论到：“最近，中国指责俄国人在日本的领空侦察，抢劫巴基斯坦的鱼源；
通过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大量购买，破坏委内瑞拉（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经济；把自己武装起来威胁西欧；通过承认大
量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而伤害阿拉伯国家。反过来，俄国指责中国卷入了世界毒品生意之中……”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５日，
当勃列日涅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