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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不虚也。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长安有谚语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绀珠集》云：“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饮淡而轻生，士沉厚而慧，挠之不屈。”此数语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但南方士风，近稍狞悍耳。
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今之运道，自元始开，由济宁达临清，其有功于上都不浅。而当时已有“挑动黄河天下反”之谶，则其劳民伤财，亦可知矣。但元时尚引曹州黄河之水，以济运道。国朝因河屡决，泛溢为害，遂塞张秋口，而自徐至临清，专赖汶泗诸水，及泰山莱芜诸县源泉以足之。诸泉涓涓如线，遇旱辄涸，既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闸，又分而为二，其势遂微。每二三月间，水深不过尺许，虽极力挑浚设闸启开，然仅可支持。倘遇一夏无雨，则枯为陆矣。
运河之开，无风波之患，诚为良策。而因之遂废海运，亦非也。海上风涛不虞，数岁间一发耳，而今运河挑浚之费，闸座捞浅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ヘ二之设，其费海岁岂直巨万已哉？海运一行，则诸费尽可省，亦使浙直诸军士，因之习于海战，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自海运废而士益惮于海矣，元时海运有三道，而至正十三年，千户殷明略所开新道，自浙西至京师，不旬日，尤为便者。所当间一举行，以济运河之不及者也。
古者诸侯，封国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齐、晋、燕代、秦诸国，士饱仓盈，不闻其仰给于江南也，如汉时与楚血战五载，军士粮饷，乃自关中转轮，即武帝穷兵黩武，频年暴师于外，亦不闻其借粟于吴楚也。至唐而始有漕运，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计米一斗，费钱七百，然贞观、开元盛时，不闻其乏食也。至于季世，乃有“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之喜，岂非内无储积，而枵腹待哺于外哉！宋时汴及临安，地皆咫尺，故不闻转饷之苦。今京师三大营九边数十万军，升合之饷，皆自漕河运致，古称“千里运粮，士有饥色”。今乃不啻万里矣！万一运道有梗，何以处之？故为今日计，则屯田之策，宜行于边塞，而水田之利，宜兴于西北滨水诸郡县也。屯田之策，且耕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偷惰，盖守御可以老弱占籍，而力耕则非少壮不能，军将不待汰而精矣。且有田则有塍有浍，沮洳泥泞，亦可杜胡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
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懒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种，而插秧，而薅草，而车戽，从夏讫秋，无一息得暇逸，而其收获亦倍。余在济南华不注，山下见十数顷水田，其膏腴茂盛，逾于南方，盖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患无雨故也。二策若行，十数年间，民见利而力作，仓庾充盈，便可省漕粮之半，即四方有警，而西北人心，不至摇动，京师益安于泰山矣。
黄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广开沟洫，以杀其势，而其末流通之运道，以济、汶、泗之渴，使之散漫，纡回从容，达淮入海，不但漕运有裨，而陵寝亦无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视水之所归而已，随山刊木，凿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无他顾虑也。白圭战国之时，各有分界，动起争端。能以邻国为壑，而邻国不知有水患，不可谓之非奇功也。至于今日，则上护陵寝，恐其满而溢；中护运道，恐其泄而于；下护城郭人民，恐其湮汨而生谤怨。水本东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强使北。且一事未成，百议蜂起，小有利害，人言丛至，虽百神禹，其如河何哉？王敬美赠潘司空诗有云：“坚排众议难于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黄河行徙，似有神导之，有非人力所与者；然处置得宜，精诚所格，亦可转移。如汉武沉璧卒塞瓠子是也。万历间，以宝应湖之险，别开里湖以避之，既开而水不往注，如是者三年，一夜，闻风雨声甚厉，比晓视之，水已徙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无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导水，视其势之所趋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议论无画一之条，利病无审酌之见；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无事，安可得乎？当河决归德时，所害地方不多，时议皆欲勿塞，而相国沈公恐贻桑梓之患，故山东、河南二中丞议论不合，而廷推即以河南中丞总督河道，不使齐人有异议也。既开新河，而初开之处，深广如式，迤逦而南，反浅而狭，议者又私忧之：“下流反浅，何以能行？况所决河广八十余丈，而新开仅三十丈，势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记督府：“若河流既回，势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势以冲之，何患浅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为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黄河浊流，下皆泥沙，流势稍缓，下已淤过半矣。一夕，水涨鱼台，单县、丰、沛之间，皆为鱼鳖。督府闻之，惊悸暴卒。此亦宋庆历间李仲昌之覆辙也。
治河犹御敌也，临机应变，岂可限以岁月？以赵营平老将灭一小羌，犹欲屯田持久，俟其自败。癸卯开河之役，聚三十州县正官于河Й，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县发丁夫三千，月给其直二千余金，而里排亲戚之运粮行装不与焉。盖河滨薪草米麦一无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运致，两岸屯聚计三十余万人，秽气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则行县补其缺，及春疫气复发，先后死者十余万。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岁，安能复计久远？况监司催督严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无成功也。
舆地有南戒、北戒之说。北戒自积石、终南，负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秽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れ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逾江濮、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于瓯、闽，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此天下之大势也。
今中国之势，惟河与海，环而抱之。河源出昆仑星宿海，盖极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经洮州，又东北越乱山中，过宁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国，至砥柱，折而东，经中州至吕梁，奔而入淮，直抵海口。海则从辽东、朝鲜、极东北界迤逦而南经三吴、瓯、闽，折而西，直抵安南、暹逻、滇、洱之界，盖其西南尽头去星宿海亦当不远矣。西北想亦当有大海环于地外。但中国之人，耳目所未到也。
以中国之水论之，淮以北之水，河为大，而淝也，颖也，汴也，汶也，泗也，卫也，漳也，济也，潞也，滹沱也，梁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于河者也。淮以北，江为大，而吴也，越也，钱唐也，曹娥也，螺女也，章贡也，汉也，湘也，贺也，左蠡也，富良也，澜沧也，皆附于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尚不可胜计也。而淮界其中，导南北之流，而会之以入于海，故谓之淮。淮者，汇也。四渎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视江、河、汉、大小悬绝，而与之并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别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传其名，尚有存者。徒骇在沧州，太史在南皮县之北，马颊在东光县界，胡苏在庆云县西南，简洁俱在南皮城外，钩盘在献县东南，鬲津在庆云，又云在乐陵县。考之于书，多与今不相合。郦道元谓九河碣石皆沦于海，此盖后世新河，傅以旧名耳，今又将并其新者而湮塞之矣。
沧州盐山县有卯兮城，一名千童城，相传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侨居于此，但不知福当时从天津入海耶？从胶、莱入海耶？考始皇既并渤海以东，过黄垂，穷成山，登之罘，立石琅琊，而后遣徐福等入海，其不由盐山明甚，后人以其近海，戏为此名耳。
南皮旧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遗址犹在。其路西有小阜，则范丹宅也。二人生同里，乃一贫一富，大相悬绝如此。及异代之后，荒丘衰草，又复同归于尽。丹未见不足，而崇未见有余也。且丹以廉得名，而崇以财杀身，所谓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过之，令人怃然。
京师北三山大石窝，水中产白石如玉，专以供大内及陵寝、阶砌、栏之用，柔而易琢，镂为龙凤芝草之形，采尽复生。昔人谓愚父所藏燕石当即此耶？
三国时谚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盖当时形胜，自是建业为上游，而文物之繁丽，沃野之富饶，又所不论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诸葛武侯已称之矣，但孙氏及晋，不过百年，宋、齐、梁、陈，为祚愈促。我太祖定鼎创业，将垂万祀，而再世之后，竟复北迁，岂王气之有限耶？抑终是偏安之势，非一统之规也。
金陵规模稍狭，钟山太逼，而长江又太逼，前无余地，觉无绵远气象。其大略仿佛甚似闽中，但闽又较偏一隅耳。
金陵钟山，百里外望之，紫气浮动，郁郁葱葱，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气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楼，东北望，无不见钟山者。其他四远诸山，重沓环抱。刘禹锡诗“山围故国周遭在”，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绕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内绕，则无复出气，不成都矣。
建业之似闽中有三：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大江数重，环绕如带，二也；四面诸山，环拱会城，三也。金陵以三吴为东门，楚、蜀为西户；闽中以吴、越为北门，岭表为南府。至于阻险自固，金陵则藉水，闽中则藉山。若夫干戈扰攘之际，金陵为必争之地，闽可毕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谓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过，但天下如人一身，帝都不在元首亦当在胸，今大一统之时，金陵在左腋下，何以运四方乎？天之北极，人君之位也，必正中而近北，则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六朝失淮以北，则又建康为上游，且相承正朔，二百余载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门名曰聚宝，相传洪武初沈万三所筑也。沈之富甲于江南，太祖令筑东南诸城，西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太祖屡欲杀之。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故能致富”，沈遂声言以盆埋城门下以镇王气，故以名门云。迤东有赛公桥，云“沈造数桥，自以为能诩其子妇，妇恚，自出己财为之，其宏丽工致又倍于沈，故以赛公名也”。沈后以事编置云南，子孙仍富，或言其有点化之术耳。
金陵诸胜如凤皇台、杏花村、雨花台，皆一А黄土耳，惟摄山、石灰、牛首诸寺，宏丽无恙。城中之寺，莫饬于瓦棺；城外之寺，莫雄于天界。至于长干一望，丛林相续，金碧照目，梵呗聒耳，即西湖之繁华，长安之壮丽，未有以敌此者也。
余承乏留都北部，留都三法司省寺独在太平门外，左钟山而右玄武湖，出门，太平堤逶迤二里许，春花夏鸟，秋月冬雪，四时景光皆足娱人，缓辔徐行，晨入酉出，啸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职，方徙北水部，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追思曩者，闲心乐地，讵可复得？故今宦者谓留都为仙吏，而留都诸曹中，司寇之属，尤为神仙也，然不可为巧宦者道也。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头城也。石城在古为复州郢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与襄阳估客同为一事。今人误以为石头城，故并其湖而妄名之耳。
雨花台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状如，青、碧、红、绿不等，亦有极通明可爱者，不减宝石也。雨后，行人往往拾得之。岂当时天所雨花，其精气凝而为石耶？
牛首山寺，窗中见塔影，闭门则影从门罅入，其影倒见，尖反向门，塔相去甚远，此理之不可晓者。何处无塔？何处无窗隙？而塔影未必入，即入而未必倒也。
灵谷寺乃太祖改葬宝志之所，规制甚丽，中殿无梁，云犹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辄鸣，作琵琶声。寺原有松十万株，近为僧众所盗，以刀刻其皮一周，无何则枯死，辄报官而薪之，今所存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于金陵建十六楼，以处官伎：曰来宾，曰重译，曰清江，曰石城，曰鹤鸣，曰醉仙，曰乐民，曰集贤，曰讴歌，曰鼓腹，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盖当时缙绅通得用官伎，如宋时事，不惟见盛时文罔之疏，亦足见升平欢乐之象。今时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辈，亦几无以自存，非复盛时景象矣。王百谷送王元美诗云：“最是伤心桃叶渡，春来闻说雀堪罗。”语虽不典，然实关于国家兴衰之兆，非浪语也。
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于游人歌妓哉？六朝以盘乐亡，而东汉以节义，宋人以理学，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足妆点太平，良胜悲苦呻吟之声也。
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尘肆，此亦必然之势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后，余地自多，弈世承平，户口数倍，岂能于屋上架屋，必蚕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爱此无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穰穰也？近来一二为政者苦欲复当时之故基，民居官署概欲拆毁，使流离载道，瓦砾极目，不祥之兆莫大焉。
姑苏虽霸国之余习，山海之厚利，然其人乖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为拙也。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其人亦生而辩析，即穷巷下亻庸，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质白理，高逾寻丈，峰峦窟穴，剩有天然之致，不胫而走四方，其价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数金，园池中必不可无此物。而吾闽中尤艰得之，盖阻于山岭，非海运不能致耳。昆山石类刻玉，然不过二三尺，而止案头物也。灵璧石，扣之有声，而佳者愈不可得。宋叶少林自言过灵璧得石四尺许，以八百金市之，其贵亦甚矣！今时灵璧无有高四尺者亦无有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风，价有值百余金者。然大理之贵亦以其处遐荒，至中原甚费力耳。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纹如竹叶，甚佳，而土人不知贵，若取以为几，殊不俗也。
吾闽玉华洞石似昆山而精莹过之，小者如拳，大者二三尺许。然多止一二面，而其背蚀土者殊粗。若得四面如一，无粗石皮傅之，其价亦不赀也。
永安溪中出石多如悬崖倒覆之状，土人就其势，少加斫削，置之庭前，亦自奇绝，高者五六尺许，但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绿沉色，以此减价耳。
闽中白沙溪北有温泉焉，地名汤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峰蛮鬼之奇，不可名状。闽人园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终见石质，而汤院岁久，苔滋草生，荟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岭南英石出英德县，峰峦耸秀，岩窦分明，无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