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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在文学方面，我只读他的书，交谈得少，原因是漫长动荡的年月中没有这种心情。我认为文学仍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中心，他也不愿接触那处“痛感神经”。用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游弋。
他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胃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文革”一开始，他嚇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
这个王八蛋，他到底揭些什么事？我也不好再问他“你个狗日的，你到底揭发些什么？”他是个非常善良的胆小鬼，他一定会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我恨不得给他脸上两拳，可他身体不好，他经不起……
我连忙跑去告诉表叔。
难以想象地，表叔偷偷笑起来，悄悄告诉我：“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他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在解放军监管下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我怎么能来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来，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阙：
“闻道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他那种寂寞的振作，真为受苦的读书人争气！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
“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钱先生道德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四人帮”时代，江青让人请他去参加人民大会堂国宴，他告诉来人说：
“我不去！”
来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了名的……”
钱先生仍说：“呵！呵！我不去！哈！”
来人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不！不！”钱先生说，“我身体很好！”）
表叔桌子上有具陈旧破烂的收音机，每天工作开始他便打开这架一点具体声音都没有只会吵闹的东西。他利用这种声音作屏障隔开周围的繁嚣进行工作。
他是利奥纳多·达·芬奇类型的人。一个小学甚至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到准确结论，赖着脸皮说，我们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对音乐的理解，这是个奇迹。
托尔斯泰有过对音乐的妙论：“音乐令人产生从未有过的回忆。”美，但不中肯。
表叔说：“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这是个准确定律。是他三十多年前说过的话。
他喜欢莫扎特，喜欢巴赫，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
他真是个智者，他看不懂乐谱，可能简谱也读不清，你听他谈音乐，一套又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发人聪明。
他说：“美，不免令人心酸！”
这，说的是像他自己的生涯。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六十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
前两年，我在表叔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上头写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献给他，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吉首
（特约编辑 颜家文）
说说毛泽东诗词
？ 周泽雄
裁书刀下
毛泽东本色是诗人。诗人而兼一国之尊，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当然可以探讨。西哲柏拉图当年将诗人请出“理想国”，想必有他的道理。中国帝王史上真正堪称大诗人的，只有两位，魏武帝曹操和南唐后主李煜，其余种种，不过雅喜涂鸦而已。曹操雄才大略，鲁迅先生对他都敬佩有加。李煜则昏聩懦弱，以泪洗面，别说摆帝王的谱，质之以普通男人的标准，也难说够格。他如乾隆之辈涂鸦族，涉艺与做秀无异，书摹二王而格不肖，诗耽唐宋而气不逮，徒见雅音靡靡，情思昏昏，遂把父祖辈打下的铜铁江山，逐渐摩玩成一张柔丽宣纸。可见，诗人而兼国君，慨乎言之或可，概乎言之则非。比如开国之君与守成之主，生命气象就天差地别。后者不过赖先祖荫庇，皇袍加身匹似现代社会高中六合彩，除了有数几位中兴之主外，多不足挂齿。而前者，无论“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孟德，“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赵匡胤，还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毛泽东，都属人中奇杰，都能赖一己之力令江山变色。如果他们戎马倥偬之余还能不废吟咏，如曹操“登高必赋”，就有可能使诗章别生出雄杰超霸之气，令只知牢骚满腹的寻常骚客气为之夺。曹阿瞒诗情之豪迈沉郁通脱，向为世人称道。开国领袖毛泽东之气度、胸襟，或也当作如是观。当然前提是，我们先得对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地位、价值有一个客观探讨。说起来诗坛上的毛泽东与神坛上的毛泽东，历来有点夹杂不清。
的确，毛泽东太特殊了。他老人家当年每拿出一首旧作发表，百姓们都要欢天喜地一阵，不多久，它就会被谱成曲，在电台里反复播放。结果，这些本该按艺术标准鉴定的诗作（相信这也是毛泽东的本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竟无一例外地被推崇为“最高指示”的另一种发布形式，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明确信号。比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两句，就曾被政治敏感家断定为吹响了又一场革命运动的伟大号角。当年书店里各种毛泽东诗词注解本，也多以挖掘微言大义为己任，评家往往丧失了客观立场，以只有歇斯底里的畸恋才可能想到的语言，把毛泽东诗词一一升华到巍峨的政治高度和只有上帝亲自写诗才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与之相应，引导审美阅读的使命也惨遭蹂躏，它们也一次次地被评家的效忠热诚所代替，遂使对诗境的欣赏，对诗情的玩味，对诗句的推敲，一概转化为对“光辉诗篇”热情到无限程度的赞颂。所以，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成就究竟如何，一方面说者纷纭，一方面竟成了某种自明之物，可以无须说明、阐释、论证就高高在上起来，正如人们高呼“万岁”时也没觉得有必要论证“万岁”是否可能、是否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一样。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对当一名诗人有一定的自信，那些为政治动机而背叛艺术标准的评家，便有可能既侮辱了缪斯，又拍错了马屁。我估摸世上最能让毛泽东心跳脸红的美事，即是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据实道来，在全文不出现一次“伟大领袖”的前提下，只以诗人的标准对他作一番鉴定。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有感于“一部分说得不对”的评论（当然“全是好心”），认为“有说明的责任”，遂亲自作了一些“自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说明，乃是此前没有一位注家敢于指出的。也许还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么思考过。如“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怆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等——也许，毛泽东是想委婉地告诉那些“注家”，诗人首先是人，有哀有乐有喜有愁，要评论我的诗，必须先从此入手，然后才谈得上“伟大领袖”。
我手头有三本毛泽东诗词集，最早的一本出版于一九六八年，书名《毛主席诗词》，编辑者署名为“同济大学《教育革命》杂志编辑组”，共三二二页。书籍装帧就当时印刷条件，可说极尽奢华。该书没有版权页，也没有定价，显是无价之宝。的确是无价之宝，因为书中所有评语，都是赞美，是那种不遗余力、不计后果、粉身碎骨也心甘的赞美。典型句式如连用三个“多么”、“何等”，句末加感叹词“啊”等；典型判词有“伟大的史诗”、“横绝万古”、“绝唱”、“世界艺术的顶峰”等。篇末号召“学习”、“战斗”、“保卫无产阶级红色的铁打江山”或把什么玩意“发扬下去”，也属必不可省的结构。第二本是一九九八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二版）、蔡清富、黄辉映编著的《毛泽东诗词大观》。到底是今人眼光，世象早已不同，手眼大可翻新。该书体例上除循例有“写作背景”和“讲解”外，还设“疑义辨析”，客观求实之态，略显端倪。但细细读来，作者因评述对象之超乎寻常而自缚手脚、自残毛颖之处，亦比比皆是，如分明看出韵脚有误，却偏不敢直斥其非，只在一边半通不通地问上一句：“孰能作出明确回答？”编著者之自酿迷魂汤，其实在题为《新世纪的雄伟华章》的“代序”中已显露无遗。开篇竟惟恐天下不乱地写道：“在我国二十世纪的诗歌史上，发生了两件震动诗坛的大事。第一件事是‘五四’时期倡导的白话新诗……第二件是毛泽东用旧体诗词反映现代生活的成功实践”，接着还嫌意犹未尽，更将诗歌创作总量不足四千言的毛泽东，与《神曲》（共一万四千多行）的作者但丁等量齐观，真是闻所未闻兼骇人听闻。第三本是已故诗人公木先生的个人评论集《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因是个人著述之故，立场较为自由，立言较能不受羁绊，读来也最令人受益。但是距诚实的艺术批评，仍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如在作为正文的“赏析”中，直接用“伟大领袖”代指毛泽东，其实是一种有违学术规范的不严肃行为，潜意识中的封建避讳情结，昭然在目。不少判语仍有“左”的痕迹，让人依稀想起那本一九六八年版的《毛泽东诗词》，如把“战地黄花分外香”说成“那就横扫千古了”。例如“或问：诗人为什么这样逸兴遄飞，把现实描绘得如许优美，把未来又歌唱得那等辉煌呢？”之类起语（书中所在多有），不仅强人所难，且有“主题先行”之嫌，规范的文艺批评不会允许此等句子立足。这种表达与其说是在进行文艺评论，不如说是在从事广告宣传。蹩脚广告指南中有一招先斩后奏法，诀窍是省略所有必要的证明，直截了当地用设问句代替结论，如“为什么孩子每天要喝一杯××牌牛奶”。在《毛泽东诗词大观》里，作者在“参考资料”一栏中提供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经一一审题，我敢说基本上都属讴歌体。商榷文章固然也有，但都是与当年毛泽东诗词首席评论家郭沫若先生商榷，而非对诗人质疑发难。标题中最常见的词语是“学习”、“体会”或“赏析”，立场之旗帜鲜明，立论之单向疾进，亦无可怀疑。此外，具有毛泽东诗评招牌特色的标题还有：《奇怀如海，壮志凌云》《辉煌的诗史壮丽的史诗》《第一等襟抱第一等真诗》《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古为今用的光辉典范》等等，不胜枚举。也许，中国（世界？）还没有第二个诗人，曾经有过如此荣耀吧。因为，这并非诗人应得的荣耀，诗人本不必借重这等表彰法。诗人自有属于诗人的荆冠，无论帝王的冠冕还是教廷的权杖，多属多余和累赘。如果好诗必须满足上述标题提供的标准，泱泱华夏诗国，也许除毛泽东外，突然之间将变得无诗人可言了。真是这样，那到底是毛泽东的无上光荣，还是一种被釜底抽薪、高处不胜寒的莫名悲哀呢？
为了获得客观的视点，我决定犯一回傻。傻法是：将毛泽东诗词全部输入电脑，再输入相关查询条件，看看得出什么统计结果。以下是我的统计结果，和据此展开的一些评论。
一、产量统计
经多方搜罗，现在被归在毛泽东名下的诗作，已有六十九首，共计三千九百九十七字。其中《五律·喜闻捷报》可存疑（据公木先生意见），另《七律·改鲁迅诗》和《七绝·试仿陆放翁示儿》属戏拟之作，兴会之言，应该算不得戛戛独造，自铸伟词。有三首系口占，分别是《为女民兵题照》，《海鸥将军千古》（一名《挽戴海澜将军》）和《给彭德怀同志》，虽见捷才，终乏心血。又《八连颂》属政治三字经或军队动员令，与诗意诗境了无关联，无非整饬字词，以利忆诵，稍假音律，取其上口而已，想必毛泽东本人都不愿把它编入自选集，虽然个中名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历史上所起的激励作用，已当得起一支方面军，其中流露出的统治思想，也堪称英明卓越。如此，已知属于毛泽东潜心创作的诗词，当为六十二首。其中长短句三十四首，律诗、绝句二十六首，古风二首。其最早者《五古·挽易昌陶》作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作者年仅二十二岁；最晚者《七律·有所思》作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当是时，作者正以挟山超海之势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年已七十有三。
作者吟诗五十一载，诗囊里仅得区区六十二首，平均九个多月一首。当然毛泽东不是职业诗人，既无啸聚林下之缘，亦乏桑间濮上之好，“军情急”、“飞鸣镝”之时常常无暇在马背或担架上吟风弄月，有此六十二首，应按不易视之。但若换一个角度，以产量之多寡验证才能之高低的余光中先生的见解，倒也忒为歉收了些。写诗纵然无法倚多为胜，但以寥寥三千余言而蔚成“横绝万古”的大诗人，别说二十世纪，放在十二世纪也属不可思议，比老子仗五千言“横绝千古”还要神奇。产量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忽略不得的，所以当年钱锺书提到长篇小说《百合心》手稿失踪而自己又无力续补时，尝自嘲道：“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事实上当初“注家蜂起”竞夸“伟大的史诗”之时，可以读到的毛泽东诗词，更是只有区区两千言，三十六七首。
毛泽东至少还写过一首诗，内有句云：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不过就产量而言，多此一首似不能于事有补。稍觉有趣的是，毛泽东诗词与曹操留传下的二十六首诗，字数上倒大体相当，只是《魏武帝集》早已亡佚，我们无法断定曹操现存诗作，只是他全部创作的多少分之一。毛泽东诗词虽也难免会有散失，想来总不会太多，何况毛泽东有将不愿示人又不忍湮没的诗作抄送身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