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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天，凤山县委收到了松陵村党员的一封告状信，状告南堡公社党委书记江涛打击老干部田广荣。在这封告状信上签名的有田兴国、田水祥、田壮壮、田根根、田得安、田劳劳等三十三名党员，占了松陵村六十四名党员的一半还多。告状的党员全都姓田。在这些田姓党员中，有解放初起和田广荣一起入党的老党员，有六十年代田广荣培养的积极分子，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突击入党的年轻人。在党员会上，他们都是田广荣的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则是田广荣的兄弟、侄儿或孙子辈，田广荣是他们的二哥、六爸或五爷。生活在松陵村庄稼人都处在家门户族之中，田广荣也一样。况且，他是田姓的长辈，不仅仅是支部书记。
凤山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将江涛叫去谈了一次话，他从侧面敲打江涛，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江涛是灵醒人，他从副书记的话中听出来有人告他黑状，他能估摸得到，是松陵村的田广荣撺掇人干的。
江涛到了松陵村，他叫祝永达将党员花名册拿出来看。他一看田姓党员竟然有四十四名，占党员人数的７０％。江涛合上花名册，不由得骂道：“他娘的！田广荣把松陵村搞成田家党了。”
十六
江涛第一次找祝永达谈话，叫他出任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祝永达推掉了。当村支书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入党的目的，他入党不是为了当个什么干部，他只是为了证实一下自己。大家并不需要谁来拯救，他也拯救不了大家。田广荣常常以为他是松陵村人的救星，常常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松陵村人面前。他到大队里来工作了几年，已经目睹了田广荣的为人。指甲盖大的权力就使田广荣为所欲为成了“山大王”，权力再大些呢？他觉得，田广荣是权力的牺牲品，假如他没有那指甲盖大的权力，也许，他会是一个为人诚实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之所以拒绝江涛有他的想法。
江涛第二次找他谈话，他给江涛说清楚了，他是为自己，不是为了当干部。江涛抓住他的这句话不放：你当干部，也不正是你证实自己的一个绝好机会吗？证实自己是有层次的，在这个层面上，你证实了自己，也不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吗？江涛说，你干一年半年也行，三两年也行，只要你觉得证实了自己能干，撂下不干也行。祝永达没有再和江涛争辩。江涛说：“你回去再想想。”最后并非是江涛说服了祝永达，祝永达才上台了，而是因为祝永达认定生产责任制是件好事，他为了把这件事干好，就必须有权，就必须出任支部书记。有了权力他就可以为老百姓办实事，不然，不能由他说了算。只有他在这个位置上干出名堂来，才能证明他是优秀的人，才是他人模人样的见证，才会使自己荣耀、自豪。老百姓对你的认可，社会对你的认可是通过职位来认可的。祝永达想通了。
和祝永达不同的是，祝义和一听儿子要当村支书，第一个想到的是田广荣。他了解田广荣的为人，田广荣狡诈多变，资格老，根子稳，他在松陵村经营了三十年，是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的。在他看来，松陵村的支部书记只能由田广荣来当，除此以外，谁也不行，儿子更不是那料。田广荣能把松陵村人拢住，能把人吆到道上去。人不服人不行，就这一点，得服人家。再说，他们不当“黑五类”才有多少个日子，一旦再来一个什么运动，谁知道会出什么事。人心叵测呀！天有底，地有底，只有人心没有底。祝义和将儿子叫到跟前，劝他不要和田广荣共事。祝永达只有一句话：“我是为了我自己。”他弄不清儿子所说的“为自己”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担心儿子会把自己给毁了。
祝义和怀着满腹心事去找马子凯。他知道，儿子是很敬重马子凯的，也许，儿子会听马子凯的忠告。他也曾经细想过，马子凯这一辈子是吃了从政的亏，如果马子凯当校长、干教育一直干到底，他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面目。如果马子凯能用自己的人生教训去劝诫永达，永达也许会放弃这个村支书。
祝义和走进了马子凯家里的时候，马子凯正在写什么东西。马子凯放下了笔，把烟盒拿过来，叫祝义和吃烟。祝义和装了一锅烟，点上火，吧嗒吧嗒地吃着，低头不语。马子凯看出他心事重重的，就问他有啥事。祝义和长叹一声，就把想好的话说出来了。马子凯一听，略微深思后，说：“叫永达干去，不会错，娃有主见，他嘴里不说，心里在攒劲，永达是那种非把事干好不可的人，叫他当个社长、县长也能行，不要说是一个村支书。”祝义和说：“不是他有本事没本事的事，他的对手是田广荣，田广荣是啥人品，你还不知道？”马子凯说：“田广荣的人品咱先不说，你说田广荣在松陵村横着来竖着干靠的啥？那是他手中有权，他没了权，也就难蹦跶了。”祝义和说：“他的势力大着哩。”马子凯说：“我看你的眼窝还是浅，松陵村人是不是一心向着他？我看不是那样。人心向背重要得很，现在当干部靠压制是不行了。”祝义和说：“照你说，叫永达干去？”马子凯说：“那还用说，叫娃干去。要是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前，娃想干也干不成。”祝义和明白，马子凯的话也有道理。可是，有时候道理是靠不住的。祝义和没有想到，马子凯会支持永达当支书。看来，他想求得马子凯的支持是办不到了。他吃了一锅烟，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
从马子凯家里出来，祝义和在街道上碰见了田玉常。这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对他实话实说：“大家都想叫永达干哩。”祝义和一听，庄稼人拥护他家永达，心里宽展了些。他对田玉常说：“你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了，有见识，永达有啥不是，就对他说，不要等他把事弄瞎了再张口，那就迟了。”田玉常说：“你放心，义和叔，永达不会把事弄瞎。”
出任了村支书的祝永达对各生产队的班子进行了调整。像马子凯、田玉常、田万劳这些庄稼人也被吸收到各生产队责任制领导小组里来了。工作从头开始了。
一块地要划成十几个绺子，把谁家安排在哪里，拿不出万全之计来，就只好采取古老的抓纸蛋儿的办法。工作开始没几天，第三队的队长马英年和田水祥就打起来了。三等地已分到了各户的名下，开始为二等地抓阄。那天下午，马英年把社员们召集到生产队的饲养室来，领导小组里的三个人做好了纸蛋儿，放在了一个碗里，由大家来抓。田水祥第一个去抓，他将抓到手的纸蛋儿展开一看，抓到的是大塄弯那块地里的第一家。田水祥一想，第一家在地头，众人进地出地必须经过，人踏车碾糟蹋大。他要反悔，却拿不出正当的理由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把端过去装纸蛋儿的那个碗，将碗里的纸蛋儿倒进了给牛拌草时盛水的水瓮里了。事情被田水祥搅黄了，大家一时怔住了。马英年一看田水祥在捣乱，就问他：“你咋能胡来哩？”田水祥说：“我就是要胡来。我知道你想把集体的家业踢散伙，走资本主义，你是地主，想复辟，贫下中农不答应，这地分不成。”马英年说：“你是贼娃站在月亮地里了，把自己照了个大。你算个啥东西？还想把大家拦住？”田水祥说：“我是你先人。”马英年说：“你是个！”田水祥一把抓住了马英年的领口，两个人就在饲养室脚地滚成了一团。田水祥不是马英年的对手，滚了两个蛋儿，马英年翻上来，两腿一跨，骑在了田水祥的身上，抡起拳头在他的身上脸上乱捶。女人们尖声喊叫着，走不到他俩跟前去，几个年轻人假惺惺地去拉马英年，心里撺掇他打田水祥。田水祥号叫着：“地主打人哩！阶级报复哩！”人们吵吵嚷嚷地将马英年和田水祥围在了中间看热闹。
赵烈梅丢鞋落帽地跑到了大队办公室来找祝永达。祝永达一看赵烈梅脸色变得通红，问她是咋回事？赵烈梅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谁和谁打起来了？”“田水祥和马英年，你快去看看，要出人命了。”祝永达说：“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
祝永达来到第三队的时候，田水祥正在用水瓮里的水洗鼻子上的血。他问马英年为啥事打架？马英年说：“狗日的田水祥胡捣乱，把纸蛋儿毁了。人家忙了半晌，他一把给搅烂散了。”田水祥说：“谁是狗日的？你才是狗日的。”马英年说：“你披着被子上天哩——张得没领啦。还想挡住道？”田水祥说：“我把你这个古董万货就没在眼里放。”祝永达看了一眼满脸污脏的田水祥说：“不要吵了。”田水祥在脸上抹了一把，又要向马英年跟前冲，被祝永达拦住了。祝永达一句也没责备田水祥，把马英年和领导小组的三个人叫到饲养室外边去，重新做阄。
在第二轮的抓阄中，赵烈梅不叫田水祥抓，田水祥不，他偏要抓。他的手伸进那个粗瓷碗里去，抓了一个纸蛋儿，打开看时，又是地头的那块。田水祥将抓到手的纸蛋儿一扔，抬脚就要走。祝永达喊住了他。自从祝家把三间半厦房让给了田水祥，田水祥一直很感激祝永达，对他也有了几分尊敬。祝永达一声喝喊，他就回来了，田水祥极其沮丧地说：“我倒了八辈子霉了。”田玉常说：“水祥，你不要耍赖了，大腾腾的一个男人，咋屙不下一块硬屎呢？”田水祥说：“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事情没遇到你头上，你出来拉大腔？”祝永达问他：“得是不想要地头的那一块？”田水祥说：“不要。”祝永达从父亲手里要过来父亲抓的纸蛋儿一看，给了田水祥：“我爹抓的在地中间，咱俩家换了，不要影响生产队里分地。”田水祥脸红了：“不行，那咋行呢？我咋能要你家的地呢？”赵烈梅说：“永达你不要那样，纸蛋儿是他抓的，不是谁定给他的，算了吧，就按纸蛋儿上的号码栽地，我没意见。”赵烈梅一表明态度，田水祥无话可说了，他只好要了地头上的那块地。一回到家，赵烈梅就对田水祥破口大骂：“你真是羞你烂先人哩，你把我的人给丢尽了。当着那么多人做出来进去的事，要脸不要脸？”田水祥说：“不是我没皮没脸，我不想叫他们顺顺当当地把事弄成。”赵烈梅说：“你真是个掂不来，你能把分地的事挡住？再不要丧德了。”田水祥一看赵烈梅躁哄哄的，不再争了。他从墙上摘下来那根鞭子，站在院子里乱甩。赵烈梅走过去要夺鞭杆。他赶紧住了鞭子，将鞭子重新挂在檐墙上。挂着的鞭子跟冬天的太阳一样，没有劲道。
到了下午，江涛和祝永达正在召开支委会，第七队的队长田得安急急地跑来了，祝永达一看他那神色，就知道又出什么事了。田得安说：“瞎了瞎了，队里的家当叫人吃乱饭了。”江涛说：“你说清楚，咋吃乱饭了？”田得安说：“领导小组里的几个人正在研究给农具估价，乃娃、狗剩几个人砸开了保管室的门，想拿啥就拿啥，扬场锨、皮绳、扫帚、口袋，还有些小家具被人抢了个光，没有抢到手的人就进了饲养室背轭头（牲口的套具）。马根喜把饲养室里的推车推走了，他说，入社那年，他家入了一辆推车，还有一辆大车，现在要分，这些家具就该归还给他。”江涛说：“现在是搞生产责任制，搞承包，不是分生产队里的浮财，更不能搞反攻倒算。”田得安说：“我们几个说的话连屁事都不顶。”江涛给祝永达说：“散会吧，咱去七队看看。”
江涛和祝永达到了第七队，当即召开社员会。庄稼人一上会场便一窝蜂地吵开了，当年入社时没有多少财产的贫农、下中农坚持不分地，不分农具。当年入社时有土地有农具的中农和上中农都是一个腔调：要自己的农具，要自己的土地。等大家吵吵嚷嚷够了，江涛又一次讲了一遍中央的有关政策，他再次强调，搞责任制不是解散生产队，不是把合作化以前的土地和农具归还给大家。搞责任制是为了解决庄稼人的吃饭问题，发展生产力。这些话他已说过好多遍了，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他问大家，究竟愿意不愿意搞责任制？没有人说愿意，也没有人说不愿意。祝永达叫大家把农具先退回来。他说：“既然大家不愿意搞，土地就暂时不分了，农具也不分了，明天大家照常在生产队里去挣工分。”把农具拿回家的农民一听不搞责任制了，就把农具退回来了。
阴历四月初，其他生产队的土地承包都结束了，只剩下第七队没有搞。七队的社员们一看，松陵村人都准备各自收割各自的庄稼，他们到大队里来找到祝永达，说他们要搞责任制。夏收前，七队也搞完了。
十七
祝义和和田水祥以及田玉常三家分了一头牛。没有喂牛的地方，祝义和把自己家里堆放柴火和农具的小房间腾出来，盘了一个牲口槽，作为饲养室。三家人说好了的：轮流喂养，一家喂养一个月。
第一个月，由祝义和喂养，牛的草料也由祝义和负担。由于牛棚窄小，铡的短麦草堆放不了多少，每隔五六天就要铡一次麦草。每次铡草，赵烈梅就主动来了。祝义和入草，赵烈梅按铡把。赵烈梅有力气，干什么活儿都是把式，她铡的草很细很匀。这一头牛不但没有给祝义和增加什么负担，反而使他觉得喂牲口是个乐趣。
轮到田水祥喂牲口了，田水祥不管不问，他在当队长的那些年就没有喂过牲口，喂牲口是个外行不说，连草也不会入。他只和赵烈梅铡过一次草，他的双手把捋齐的麦草把不紧，入进铡口的草一把长一把短，赵烈梅还得操心铡了他的手指头。后来，每次铡草，赵烈梅就请祝义和来入草。
每天黑地半夜里，赵烈梅要来到祝义和家里给牛拌一槽草。已经到了冬天，空气干燥冷冽，半夜里，西北风如同鞭子一样抽。祝义和不忍心叫赵烈梅为那一槽草而起来受冻，他给赵烈梅说：“晚上那一槽草，你就不用来拌了，我来经管牲口。”赵烈梅说：“牲口是咱三家的，你给了牲口棚，没要一分钱，再叫你喂牲口，我们两家不是白使唤吗？”对于祝义和来说，临睡前，给牛拌一槽草也不是太劳累，再说，人老了，瞌睡少，少睡一会儿也无妨。有几个晚上，赵烈梅半夜里起来的时候，祝义和已经给牛把草拌好了，赵烈梅觉得过意不去，每天天一黑就守在祝义和家，守到十二点以后，给牲口拌一槽草再回去。天这么冷，祝义和怎么忍心叫赵烈梅守在牲口棚里呢？他们把赵烈梅叫到房间里来，叫赵烈梅坐在被窝里暖和。赵烈梅说她不冷，赵烈梅不上炕，她坐在脚地的板凳上纳鞋底，她的脚冻得实在不行了，就到院子里去走一走。这样一来，祝义和两口子都睡不成觉了，吕桂香就把隔壁祝永达住的那间房子门给赵烈梅开开了，她叫赵烈梅坐到祝永达的炕上去纳鞋底。赵烈梅没有推让，就上了炕。
祝永达每天忙着大队里的事情，每天回来得很晚，有时候，等赵烈梅给牲口拌上草以后，他还没有回来。至于说，赵烈梅是什么时候走的，祝义和和吕桂香就不知道了。
那天晚上，祝永达在医疗站的祝正平那里喝了点酒，喝得有点多了，他脚步踉跄地回到了家，进了门，没有开灯，就上炕睡觉了。恍惚中，他觉得有人给他解纽扣，他问是谁，赵烈梅说：“你小声点，我是烈梅。”原来，赵烈梅在祝永达的房间里呆过几个晚上以后，摸清了祝永达的作息规律。那天晚上，她给牛拌了一槽草，没有当即回去，站在祝义和两口的窗户下听了听，这老两口都已经睡下了，就钻进祝永达的房间，和衣躺在了被窝里，睁大眼睛等待着祝永达回来。爱情使赵烈梅毫无顾忌、胆大如天。她渴望祝永达的亲吻，渴望祝永达的搂抱，渴望祝永达的温存。被爱折磨的女人往往像一团火，她在炙烤着她心爱的人的同时，也炙烤着自己。这一年多来，她常常在焦渴之中，但又找不到适当的机会。有时候，她就在黑地半夜里跑到大队里去，偷偷地站在窗外向房子里窥视，只要她看一看祝永达，心里也舒服了。她知道，祝永达在大队里干上了事情，确实是太忙了，既然机会来了，她就不能放过，在祝永达家里喂牛，正是她和祝永达约会的最好不过的机会。她被一厢情愿的想法所驱动，所折磨。祝永达一听是赵烈梅，酒意醒了大半。他赶紧爬起来，下了炕，穿上了鞋，拉亮了灯。
“你咋在我的房子里？”
“咋啦？我就不能来？”
“你快回去，我要睡觉了。”
“我不回去。”
祝永达的酒意全消。他知道赵烈梅是来给牲口拌草的。
“你不回去，我就去大队里睡觉了。”
祝永达抬脚向外走。赵烈梅拦腰抱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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