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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点行动。于是，有个男人给这个女人写信，塞纸条。但乡下姑娘只认得几十个大字。看不懂纸条，只好请三只手帮忙看，翻译。三只手以为女人在故意气他，给他难堪看。于是，怀恨在心，他恨写信的男人，也恨自己的女人。关键是。他女人并不知道纸条上的真正内容，所以没有刻意去回避与那个给她写信的男人的正常往来。三只手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恨之入骨。恨也是怕——他怕女人给他戴绿帽子。一个城里人，戴一顶乡下女人的绿帽子，这个脸面就丢大了，比当三只手还要丢人现眼！是可忍孰不可忍？忍不了！于是，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可怕事——太可怕了，可怕得我不敢说……
你知道，我很胆小，太可怕的事是不敢说的。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很胆小，即便我说了，可能也没人敢听。
那就免开尊口吧。
什么人有可能胆量过人，无所畏惧的？以前，我总想，只有军人。他们穿着威武的制服，手里还有枪，枪里还有子弹，还会怕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好啊，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军人多神气！
于是，我当兵了——你们知道，我真的当过兵，扛过枪。
可是入了伍，我才发现，我错了，部队里的人照样有他们怕的，而且也许是由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吧，他们怕的东西特别五花八门，稀奇古怪，什么都有。比如，我知道我们连队有个农村兵，是江西人，家里很穷，他带着像台阶一样节节攀高的三个远大的理想来到部队。最高的那个理想是提拔为干部，娶个大城市的姑娘，做个大城市的公民；其次是转个志愿兵，在家乡县城娶个姑娘，留在县城；最不行的也要人个党，退伍回家，好争取进乡政府找个工作。就是说，他在部队必须入党：要提干必须入党，要转志愿兵也必须入党，最差的也要入党。入党是实现他人生多重理想的基础。底线。底线当然是绝对不能破的，当然也是他绝对害怕破的。为了做到不破，他经常天不亮就起来打扫卫生，军训一完就往连队农场里跑，给我们种菜，喂猪，养鸡，放鸭。后来发现有不少战友在同他竞争，他索性天天半夜起来，摸黑去劳动——争先恐后！结果，一天夜里，他在瞌睡中一脚踏进一个深水池塘，牺牲了——他不会游泳。
再比如，警卫连有个山东人，是文书，人长得很英俊，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很精神的样子。他入伍前已经联系好工作，去县政府开车。他来部队其实就是为了学开车。但警卫连每年只有一个学驾驶的名额，他怕这个名额给一个山西人竞争去，便常常用心良苦地在指导员面前诬告山西人，说他如何在底下讲指导员坏话。指导员开始信了，后来又怀疑了，便暗中试探他，考察他。几个回合下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真相大白。于是，指导员惩办他，连文书都不让他当，叫他去大门口站岗。他每天挺胸收腹，双脚并拢，肃立于大门口，看着一辆辆汽车驶进开出，活活地看了两年，一事无成地回去了。走的时候，哭得跟个姑娘家似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大男人会那样哭，可他就是那样哭了。嘤嘤地哭。哭声如蝴蝶一般翩翩飞舞，听上去挺可怜，也挺可怕的。
还有位老兄的情况似乎并不可怜，但很荒唐。他是个干部，是修理发报机的技师。他的特点是嗓门很大，但视力不好。这是决定他最后倒一场大霉的关键。长话短讲就是：有一天他去洗澡，澡堂里热气腾腾，他趴在浴池边上请人替他擦背，还闭目养神。其间一个大块头从浴池里走出来，因为能见度低下，不小心在他肚皮踏了一脚。当时他本能地信口骂了一句脏话：他妈的，你瞎眼了！也没看清那人终究是谁，只印象是个大块头。稍后，帮他擦背的人告诉他，挨他骂的人，也就是踏他肚皮的人，是我们政委同志——我们政委确实是个大块头。这下他可吓坏了，回到家里一口气给我们政委写了一封洋洋四千多字的检讨信。我们的大块头政委看过这位老兄的信后，很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那天他并没去洗浴。可政委是一方首长，日理万机地忙，哪有工夫跟他来对质这种鸟事？他把信看了一半就丢了，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就是说，我们的技师老兄只有一味怕下去了，不知要怕到猴年马月。
还有个正在恋爱中的嘉兴姑娘，是门诊部的一个护士，她的特点是长发飘飘。她养的长辫子可以跟《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比一比：比长，比粗，比黑，都不一定输。为此，医院的大小领导都经常训她，要她剪短辫子。我个人觉得她留这么长的辫子也不像样，因为部队有明文规定：发不过肩。可她的男朋友坚决要她留，还威胁她：你剪掉辫子会很难看的，长发飘飘的你才是美丽的你。云云。于是，她经常对着镜子发呆。一边是部队铁的纪律。一边是自己的美丽，她都不想失去，可又怕随时要失去。据讲，她每天清早起来，都在为长辫子如何藏在军帽里头发愁。她怕着呢。
诸如此类。
因此，我在写作本文之前和当中（甚至之后）总疑虑：是否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已变得胆量很小，老在不断地害怕。或怕得夜不能寐。或怕得神经过敏。或怕得笑话百出。或怕得伤天害理。或怕得奸刁贼滑。或怕得要死不活………
是否是？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有条小河，总是拐着弯流、流……
第二章 正文
一
这故事讲的是五个年纪、性格、身份、地位、容貌、思想、意志、情感、生活、名望不一的人，如何在一个斗大的、拥挤的、嘈杂的、光线不足的办公室里头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互相提防、互相牵制的情形。
故事的背景是A省B市公安局政治部，该部正式编制为二十一人，目前超编五人，另有聘用工十九人，共计四十五人。他们分布在一幢三层楼的一楼朝西的楼道里，楼道里有九个办公室、一个卫生间和一个仓库。进门右手边是干部科和组织科的办公室，左手边是精神文明办和宣传教育科。左右楼道尽头，各有一道双开门的弹簧门。门长期不开，玻璃上落满灰尘，白茫茫的，像特制的毛玻璃，透光不透明。整个楼道里，总的说有点阴暗，有人将它作为某种象征。象征什么？楼道里的人的内心？还是……不用猜，没结果的。这种不美好的象征是没人会说透的。
四十五个人，四十五个萝卜，顶四十五个坑，上至部主任，中至小警员，下至临时工，都肩负繁重或者繁杂的事务，整日里忙碌不停。除了当班时间忙这忙那外，经常还要加班加点，挑灯夜战。至于忙什么，为什么忙，他们有时知道，更多的时候是不大知道的。直到年终总结时，他们才猛然发现，自己一年里确实干了不少事情。白纸黑字写着呢。那时候，他们便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为此欣慰。
作为机关。他们与大部分人差不多，早八晚六，上班下班。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单位，家里，两点一线。到了单位，看见领导笑，遇上好友闹。一般同事间，逢面打招呼，有话好好说。有人为了无话找话，经常说些不可笑的笑话：
哦，你亲自来吃饭了；
啊，你亲自来轻松了；
啊，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呢……
诸如此类，俗不可耐。
回到家里，有人洗菜，有人烧饭，有人带孩子，有人服侍老人，有人看电视，有人看碟子，有人吵架，有人亲热，有人发呆，有人发牢骚，有人说笑话，有人打电话，有人发短信……总之，他们的日子和社会上的一般人比，并无多少异样。要有不同，就是他们身为公安机关的人，有时难免会遇到亲朋好友的骚扰，被拉去处理一些人情世故。打一些法律上的擦边球。这是没办法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情比天大，比地阔，你不能不近人情。六亲不认。关键是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违法乱纪，营私舞弊，碰了红线。这个嘛。他们受教育多年，见多识广，自然心中有数。
放心好了，没人会干杀鸡取卵的傻事的，是否是？
就是。
这里真正要展开讲的是宣传科的故事。宣传科有两个办公室，五个正式编制，目前在编者四人，借调一人，他们都是干警，公务员。另有社会招聘人员十四人，都在宣传科下属的两个子部门工作：一个是电视栏目组，一个是俱乐部。招聘人员在这种国家机关里是没地位的，没什么好说的，要说的是五个公务员，他们分别是主管科长、教育干事老王、电视栏目组长李兵、俱乐部主任上官江和新闻报道干事阿今。
阿今免贵姓骆。
以上是故事的人物，时间是当代。故事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什么好看或难看的女人——这很糟糕是否是？也许。不过，也很难讲。有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杀人越货固然好看，儿女情长自然撩人，但是看看几个大男人是怎么的胆小怕事，互相之间是如何的你恐我怕，隔着肚皮打官司，明争暗斗显身手，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是否是？
就是。
讲起来，这个宣传科里的人哪，五个人哪，看上去都是堂堂大男人，一身制服。一肚子墨水，情理通达，正气浩然。按说，他们都是公安干警，保护一方平安的人民公仆，是给平民百姓提胆助威的，应该是有胆有识，有才有干，自可以坦坦荡荡地做人，无忧无虑地生活。但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国人的通病吧，他们的胆量照样不大，照样是怕这怕那，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其中报道干事阿今年纪最轻，入行最迟，进机关时光最短。也就是他，胆量最小，害怕的东西最多，程度最深。日子过得最为水深火热。他是故事的主角，理当隆重推介是不是？
就是。
阿今的大体情况如下：今年二十三岁，父母都是中小学老师（准书香门第）。家在离B市比较远的一个县级市。二○○一年参加高考，考入本省警校（大专）。二○○四年如期毕业，提为干警。起先，在底下派出所当户籍警（二级警员），写有一手好字，偶尔还有小短文见报。后来领导正是看上他能写会抄，便调他进机关，负责全市公安宣传报道。
阿今的性格比较内向，生人面前有点拘谨，熟人面前也不活泼。总的说，他这个人不大好事，也不大合群，喜欢静，不好动。他业余时间多半是一个人打发的，猫在机关单身寝室楼里，看书，练字，写文章，弹吉他。他的吉他弹得蛮像回事的，指法熟稔自如，叫不听音乐的人看着也舒服。他经常弹《命运》、《黄昏》、《秋思》等等有些淡淡忧郁的曲子，好像他内心很压抑似的。当然喽，他有那么多“最”，怎么可能不压抑？他的字是获过奖的，年前参加省内一个什么硬笔书法比赛，得了三等奖。相比下，他写文章的水平好像还没有侍弄吉他和书法出色。不过，应付写写新闻报道稿子，没问题。绰绰有余。
他的问题是，初来乍到引发的“综合症”，症状是人头关系不熟，心里底气不足，可怕的人和事太多。据他自己讲，他怕他们办公室里的所有人。也就是讲，科里除他自己外的四个人，他都害怕。当然，害怕的内容和程度是因人而异的。
四个人中，阿今最害怕的是科长。
阿今所以最怕科长，是因为他新到机关，势单力薄，各方面都需要科长关照帮助。关键是，科长的权力直接决定着他许多东西，甚至比如能不能在机关呆下去的紧要问题。谁都明白，在机关做人要扎根不容易，想成“精”更困难。机关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甚至莫名其妙，你置身其中，要是没有一条牵挂自己的“线”，一盘根，孤零独人，单打独干，恐怕是难以处得泰然，活出滋味来的。
没根就得快快寻根、扎根，是否是？
就是。
阿今是个聪明人，别看他平时不吭不哈的，其实他脑筋里的小算盘会拨拉得很。他知道，在机关没有一个能帮助他讲话办事的靠山不行，而科长作为他的顶头上司，是最容易也最能够帮他，或者害他的。俗话说，县官不比现管嘛。所以，阿今下定决心要扎在科长的这条“根”上，做科长的一个“忠诚者”。这种心理决定着阿今不可能不害怕科长。害怕至深哦。求谁怕谁嘛，这也是俗话，没错的。
科长姓王，和教育干事老王同姓。本家。当初他俩一块都是干事时，机关的同志，尤其是本科的人，曾经喊他们大老王、小老王。当然，科长是大老王。现在，仍然原先一样喊叫他的人已不多。因为，大老王已经当上科长。科长是领导同志，不能没大没小地喊的，要有规矩，有讲究，要在一称一呼间体现出你的敬意、他的地位。作为领导，科长的官职属于不大偏小，但在本科又是最大。加上又在机关，属于大领导身边的人，下面同级别的领导，其实都是他的“下属”。所以，他的“不大偏小”，实际地位是“偏大”。
科里的人都晓得，科长是上海人。大上海城里人。来西部是因为爱情——他爱人是A市人，他是“嫁”过来的。说是上海城里人，其实倒像煞是个吃高粱玉米长大的山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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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一米八零，皮肤黝黑，熊腰虎背的，有时骑一部小型凤凰单车去菜市场买菜，看了让人担心车身会给他压垮。科长今年四十岁，但看上去要老一些。不是营养的问题，是仪态的问题。他走路总是耸肩，低头，目不斜视，跟遭受过什么老大的惊吓似的。他能把每个脚步都落得稳重、实在，却无声息，是一种显老的做派。他讲话的声音倒是洪亮有余，粗粗大大的，颇具男人的实力。不过，他一般很少主动和别人说话，偶尔为之往往也是见好就收，不放肆，不夸张。他是庄重的，严肃的，待人接物，讲的是“公”字当头，情理在上，不摆官架子，不拉帮结派。总的说，他是比较检点和注意自身形象的，经常埋在案头，说得少，看得多。起码表现出来是这样。生活中，他给人感觉有些落落寡欢，但也不是不苟言笑，一彼一此，有分有寸，不含糊，不走样。他似乎有意在把自个儿塑造成那种可敬又可畏的人物，有话说一半，有事情三思而行，有情绪含而不露。他在机关已经十余年，科长的位置上也干了足四年，工作自然十分得心应手，写材料，定计划，总结经验，提出理论，都是一把好手。要讲底下人谁能干，谁不能干，谁能干又没好好干，谁不能干却又尽力在干，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什么时候不该干什么，等等问题，他心底相当明亮，纤毫毕现。但他习惯或者欢喜装出一副不明亮的样子，含含糊糊，声色不动，大智若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藏得很深的人，看不透，摸不着。所以，科里人对他之心思总是揣摩不准，捉摸不定，有点“庐山面目”——看不透。
作为一个领导，想法子把自己内心藏深一点。和底下人保持一定距离，这似乎无可厚非。某种意义讲，这是一种要求。水平。不过，科长心思一神秘，底下人深浅不知，黑白不明，就越发地怕惧他了。学生怕老师不公，部下怕上司不义。怕他亲别人疏自己。怕他给自己穿小鞋。怕他搞阴谋诡计。怕他该关照自己时不关照。怕他被人收买。怕他听信小人对自己的诬告……这类怕多半跟他们各自的利益得失关联着，调职晋级，评功受奖，走与留，上与下，荣与辱。诸如此类，都是人生大事，科长有权干扰他们得到，也有能力帮助他们得到。这是一种对权力的害怕。撞上王科长这般深邃的领导，底下人恐怕会怕得更深远更复杂是否是？
就是。
前头讲过，阿今求着科长许多东西。确实如此。他来机关尽管已近半年，但正式编制暂时还挂吊在派出所。能不能彻底调上来，调上来能不能趁机调一职，类似问题，科长太有权力左右了。阿今借调来机关工作时间已不短，要是不能把“借”字去掉，最后仍然回归原单位，等于是两头落空。再说，他在二级警员的位置上已干足年头，借调上来之机调一级，直接任命为一级警员，本是应该之事。应该的事，终究能不能实现，只看科长一句话，是讲好话，还是沉默，还是风凉话？有时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呢。
就是说，科长决定着阿今走与留、升和降的前程大事。之外，还有诸多小事，阿今同样需求着科长关爱。譬如讲，阿今写通讯报道，常跟报刊社打交道，有时免不住要出去参加个联谊活动，以会文的名义游山玩水，一出去便是十天半月；能不能去，去了回来给不给报销旅差费，这自然是科长一句话的事。再譬如讲，阿今家在外地，一年难得回去一趟，一回去总想多呆些日子，能多不能多，也是科长批不批的事。再譬如讲，阿今负责搞新闻报道，如今的形势讲究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