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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这么说，可我们对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还是抱有好奇心的。这一好奇心并不妨碍我们享受今天的时光。
不去想接下来的瞬间可能发生的事，只体味捕捉那瞬间心情，这才是幸福的人。
我们到了宿舍，首先安排睡的地方，然后是厕所，接着制订炊事值班表，值班的人要用有限的粮食做出合乎各人不同口味的饭来。征粮组进入无人居住的民宅，哪怕是一把小麦粉也都带了回来。中队定好了睡觉、起床的时间。我们宿舍的一角有一匹支那马，大概是这家主人逃走时丢下的。夜里，奇怪的事发生了。
木下一直都很轻松，所以夜里就由他值班。我们都累得呼呼大睡了。突然，“出事了！不得了了”的叫声把我们吵醒。
奔出去一看，木下正抱着门口结实又沉重的门板在叫。
“出什么事了？”
“有个怪东西。”
“那你抱着门就没事了？混蛋！”
“在哪儿？”
“那边角落里。”
“是马那边？”
“前山去看了。”
走到木下所说的可疑的角落一看，根本没什么可疑的东西。只有马在不时地动一两下。原来是木下听到马动的声音叫了起来。一个多么混账的东西。人们骂他，可他却丝毫不害臊。
我们在这里休整了十天后，听说要往上海方面去。说是上海方面的敌人使用了毒气等新式化学武器。为此，我们不得不每天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战地邮局也开设了，开始允许我们邮寄东西。这是我自从天津出发以来第一次写信。佐佐木健一给我写来的信里夹着剪报。剪报的内容是写我出征之际母亲给我匕首的事，母亲当时嘱咐我说，假如被敌人抓住了，就用这把匕首自杀。报道的题目是《楠公今犹在》。这实在是让人难堪的事。以这种事为美德，还写迸报道里，实在让人感到讨厌。
也许有人喜欢被人这样写，但我是绝对属于讨厌被这样写的那一类人，我看不起喜欢小题大做地撰写这种内容的人——瞎寻开心的人！我们的行为不是寻求劫后美谈的材料。佐佐木说：“看了这篇报道后更增添了勇气，我决心更加努力。”
他似乎是个很喜欢这类事情的人，这种事是乡下好瞎寻开心的人所喜欢的。他还知道藤原平太郎任运输队队长出征的事。柿本给我写过信，我很感谢他的友情。
他的信上说，我父亲通过报纸知道士兵奋战的情形，流着泪讲给重一和初枝他们听。
我就觉得终于遇见了久违的朋友和父亲，思绪渐渐地又从父亲身上转向了故乡的山河。
我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信，给佐佐木，给中垣德弥、柿本文男、斋藤良次，给父母、姐姐、平太郎兄，给土田三四郎、下户利三郎等等。
一天，轮到我值厨了。
我们每天每人只分给三合米。一大三合米在部队只能吃半饱，肚子饿也没办法。必须想出既能吃饱肚子又能节省粮食的办法。分队队员近来的心情很坏。粮食不足成了战友不和的根源，各人的情绪都不好。饥饿的叫嚷声，偷盗，猜疑，暴戾，轻侮，坏心眼，已经泛滥成灾。
以往用友爱、互助和微笑结合在一起的战友们，现在，由于粮食的缺乏，心里都充满了猜疑、贪婪、私心和不信任。
我没想到食物的不足竟使大家的心灵变得如此卑鄙下流。那模样就像几匹饿狼一起贪婪地盯着仅有的一片肉似的。
一日三合粮食虽然决不至于让人饿死，但这总像用沙丁鱼去喂鲸鱼。衣食足，然后知礼节，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要是让高贵的美人和说话优雅的上流社会的妇女也挨饿的话，恐怕她们也会变成这般模样的吧。
如果饿上一两天，知道第三天会吃得饱，那么饿一点也不算什么事。可他们长期饿肚子，现在也是这样，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到将来何时，所以，暴露出一些动物的本性，也是可以原谅的。在蔑视他们的这种行为之前，应该先给予一些同情。
话虽这么说，但身处这种令人不快的气氛中，我还是禁不住万分讨厌。这种不快的温床是既贪吃又充满猜疑和嫉妒的野口一等兵、龟口上等兵和西本分队长他们。
他们三个人几乎闹到唾沫横飞的程度。我们分队有一些征用来的小麦粉，我打算把它们做成米团子，但水放多了，没做好，我又放了些面粉想弄硬一些，可是我这个不会干活儿的人最终还是没能做好。我做菜的时候，也是不知该先放酱油还是先放菜，想想在家乡时祖母烧鱼的情景，也想不起到底是该先放哪一个。煮饭也不知放多少水。好几次，不，是经常，不是煮成硬饭就是煮成稀粥。
今天的米团子也没做好。这事使我和西本分队长发生了口角。是他随便命令我做饭的。我生气地争辩说，我是天生的，又不是故意的。
从那天起，我下决心再也不做饭了。充满不快的内务活儿简直太让人讨厌了。
那种贪婪带来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比危险的子弹和艰苦的行军更强有力地支配着身处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小队长挨个儿地跑各个分队，问有没有做什么好吃的。
这时，他听谷山上等兵说头痛，便训斥说：“你吃多了！”我们每天早晚在又大又黑的大门边的狭窄过道上点名，内山小队长还经常说这种话：“我决不会死。不管你们当中的谁，如果战死的话，我一定会为你们扫墓的。我坚信我不会死。”这种老生常谈，不知说了多少次，说了多少天，几乎让人觉得已经说过头了。
在我继松板上等兵之后去中队办公室值勤的时候，一个号手对我说：“这次我们遭遇的敌人拥有各种武器，听说我们是无法活着回去的了。现在，上海打得很惨，说是我军战死不少。虽然和我们作战的只有上海和北满的敌人，但这次我知道自己活不成了，所以我把钱全寄回国了。”
（第一卷完）
文学殿堂 整理
东史郎日记第一节
第一节
十一月十五日。
清晨五点半，“新兴丸”不知为什么突然停航。船还在一片汪洋之中哩。停航两个多小时后，又继续前进。航行一个多小时后，海水混浊起来，达到了黄浊的程度。啊，原来是扬子江！船已经在逆流而上了。最初停航的地方不是在大海中，而是在扬子江的入海口。远处，几十艘大船吐着浓烟，犹如在海上一样，虽说船在江上逆行，但是前后左右，既不见岸，也不见山，好像仍然在大海之中。
啊！伟大的扬子江！大海的儿子扬子江啊！
扬子江的雄伟真是令人惊叹不已。继续航行了三个多小时以后，右侧依稀出现了一条江岸。四十分钟后，又可以遥遥望见左侧的江岸了，一艘驱逐舰正掀起层层白浪从我们船的右方通过。江水黄浊，水质之差令人想起白河。如果让支那的孩子画山水画，他们是会把水画成黄色的，因为他们生下来看到的只是泥浆水，而且，如果水土一体的话，要让孩子们把江河画好，那就困难了。我想，眼神不好、稀里糊涂的人远望时，会把混浊的江水当成宽广平坦的大道。
我们正七嘴八舌地议论把自己运到何处去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已来到了上海战常据说友军正在与以河沟为防线的敌军展开激战。
汪洋大海的儿子——长江，包蕴了支那几千年的兴亡盛衰，而如今吸血鬼的赤化（赤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蔑称。）魔爪想操纵它；老奸巨猾的英国想吞食它；傀儡蒋介石毁坏了大好河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亡国的途中。然而，伟大的长江依然悠悠东去，与大地同在，看到它的水平线，就令人有身处大海之感。
随着船的上行，右岸已清楚地映入了眼帘。还看到了大约六十艘军用船，船上满载身着土黄色军装的友军。到处停泊着军舰，可能是在和水上飞机协同守卫长江。但是，我觉得与其说是军舰和飞机护卫着长江，倒不如说是长江拥抱着它们。
船过吴淞口，又遇上了一支大约有五十艘船的队伍，这一支大型的船队应该是运送部队的吧。
船员对我们说：“士兵们！到了夜间这里就像观赏两国焰火一样啦！”
在甲板上，身旁的船员告诉我：“轰炸声后肯定是火灾。”
正如船员所说，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了飞机，接着听到了爆炸声，上海方向燃起了熊熊大火，不由得使人感到这里是一场现代化战争。北支那的战争还没有达到现代化战争的程度，应该说只是旧式的战斗。
通常，外国船只应该在江上川流不息，可是现在，外国船只惟有一艘，飘着英国国旗，满载着英国的难民，正顺流而下。
据新闻报道，我军已占领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支那政府的财政收入九成来自海关关税，主要的关税基地上海已归我军所有，海上长达一千海里的航行权已掌握在我军手中。
为此，英国对我军采取了敌对行为，暗中援助支那方面，从香港和广东，经粤汉铁路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物品。
蒋介石以允许苏联在新疆和外蒙古推行赤化为条件，期待他们的援助，驻上海的外国武官在《泰晤士报》上断言：日支事变将在两三个月内结束，原因是支那军在训练和指挥方面不熟练，武器不完备等，其中致命的是经济已陷入困境。蒋介石在叫喊：“中国之生命在西部内地！”
这次事变预计从七月到第二年一月二十日，耗资二十五亿日元，日平均耗资一千万日元。日清战争费用总额为两亿日元，日平均耗资四十五万日元。日俄战争总费用是十八亿日元，日平均耗资二百万日元，理所当然的，现代化战争开支巨大。
这次事变把各阶层的人都送上了战场，连电影演员中田弘二、中山贞雄，话剧演员友田恭介等都活跃在前线。其中友田阵亡时年仅三十八岁，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德文专业，献身于话剧事业，出征时是工兵伍长。连他这样的人都当了炮灰，我等不学无术、无家无业的无名之辈，送死又何足挂齿呢！
最近，我经常梦见父亲。昨夜梦见了母亲，母亲正在银幕上唱歌跳舞，台下座无虚席。这时，我满脸胡子拉碴地坐在二楼席位上，二楼观众说：“胡子长得真长啊！”眼睛总盯着我的脸。母亲只顾在舞台上兴致盎然地跳舞。
十一月十六日，我舰开始猛烈炮击，右岸两三处一片火海，烟雨弥漫，看不清楚。夜里十点接到了登陆的命令。可是，不一会儿又取消了命令。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八点，混乱中载着水上运输队的工兵船再次登陆，行驶三十分钟后靠近江岸，数不清的运输船把大批物资和部队送上了岸。一片混乱。
扬子江岸边打着四五排木桩，船只无法靠岸，堤岸上挖了战壕，射击孔对着水面，一条支流的上游约十米处的左侧建造着碉堡。面对这种地形和防御，登陆之难可想而知。我们登陆的时候，听说三天前曾经有一支部队登陆成功了。
这里是浒浦镇，房屋几乎全遭破坏，看不见一个支那人。
这里有在北支那很少遇见的电灯，有的人家还有收音机，使我感到“现代化”的气氛。在狭窄的石板路上，马匹、部队、车辆和粮草不断通过，混乱不堪。阴雨绵绵，镇子尽头的大路上，士兵们正冒雨奔赴战场。从外表看像打翻了玩具盒一样混乱，是一群盲人瞎马。其实不然，而是目标明确，井然有序。
拉炮的马车陷入了泥坑。这时，赶马车的炮兵吆喝道：“前进！”在雨中“啪”地一挥鞭，六匹马拼命地将左右摇晃的炮车向坑外拉，别的炮兵们像支撑杆似的齐心协力向前推。雨不停地下着。马、士兵、炮车好像刚出泥潭，雨中就又响起凄厉的扬鞭催马的声音和吆喝声。中队长、小队长也不例外，都在推着炮车前进。人人都在与大自然拼搏，与敌人拼搏。
炮兵们带着如此沉重的炮车，一天能前进多远呢？拼死拼活每天前进不到一百米，步兵们指望不上辎重兵粮草补给和炮兵掩护，只得靠自己前进。
十一月十八日，各中队都对士兵作了区分，有的开赴前线，有的留在原地看守器材。我很幸运，让我去前线，挽回了在天津丢掉的面子。那时我没有同其他的伙伴一起前进，被当做体弱者编入了留守兵，我们中队的留守兵多达五十名。
这一次战役中，我求生无望，决心赴死了，现在我想：上了战场而能生还的人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虽然做好了死的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决心争取死得有价值。临出发前宣布留下十七人来担任后方勤务，我也是其中一员。命令要我们在中队出发两天之后出发，任务结束后火速赶上部队。勤务队队长是第一小队队长西原少尉，从我们分队留下来的只有我和野口两人。我曾想要求跟中队上前线，让别人留下来担任后勤，但后来一想，不去也行，何必勉强呢？！听天由命，顺乎自然吧。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去前线可能会碰上死神向我招手，还是服从命令吧！生死由命，不可逆转。服从命令而死，或者服从命令而生，都是自然而然的，最后我还是服从命令，留守执勤。
三十三、三十八联队已投入前线战斗，用小船送回来了两批伤员。今天，不知是哪个联队的五十多名伤员坐船顺流而下，看来前线仗打得很激烈。
在这里，我遇上了几个士兵模样的人在进行装卸作业，他们身着日本军用作业服，头戴钢盔，长相却是支那人。本以为他们是投诚兵或是俘虏，让他们穿上了日本军服，一打听才知是属于台湾军的“生番”＇生番，野蛮人（日本统治台湾时对高山族之蔑称）。＇通常人一听“生番”这个词，马上想到凶猛野蛮，但是，他们都是温顺的普通人。
听说他们每月工资四十日无，是随军军属。他们向我们打听了日本兵的津贴，发现自己的比我们的高，都感到很吃惊。
中支那的风景与北支那截然不同，和内地相差无几，有竹林，有松柏，还有各种各样的杂树，还看得到山。房屋的结构也和内地没有多大差别，“人”字形的屋顶上盖着薄饼式的瓦片，这在北支那却未见过。面对这种风景，我们并没有远离内地、身处支那之感。据说这浒浦镇附近一带曾经是弘法大师（弘法大师，774—835），即空海，平安初期僧侣，日本真言宗始祖。804年（唐贞元二十年）同最澄等人一起随遣唐使到中国。806年（唐元和元年）归国。）游历过的地方。镇子里到处都散发着人粪、马粪的恶臭。突然，从一间破屋里传出严厉的叱责声：“你害怕上火线吗？”
“你怕打仗！你给日本人丢脸！给日本军队丢脸！孬种！
胆小鬼！”
“你死在医院里吧！”
“我去！一起去！我不怕战争！”
“得了！去医院吧！”
痛苦呻吟和低声抽泣声，从低矮潮湿的土屋里传来。原来是小队长在训斥一个因患下疳而要住院的新兵，怀疑他怕上战场而给了他两个耳光。因为在战场上，除了负伤以外都不能算病，我们只有战死。战死，这个最高明的医生在等待着我们；敌人的子弹，这种最伟大的注射在等待着我们；还有战场，这所规模最大的医院，这里所有的医疗器械都填满了火药。那个新兵应该拖着沉重的腿去让敌人的子弹来进行注射，以作彻底的治疗。你犯了见不得人的过错，可怜的新兵啊！
终于决定，我们这些勤务人员在第二天早上急赴前线。
我乘船去联系有关伙食方面的事。这次战斗，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给父母亲写了最后一封信，并且把从北支那抢来的一块银元给了船员，托他将信寄出。
我在信中对父亲说：
这次战斗中我将成为一堆白骨，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我若阵亡，请把重一给川助作养子……请向全家问安！
十一月十九日。早晨，原计划带着二十二个人一天的口粮上岸。可是，从昨夜刮起的大风现在已转成了暴风雨，扬子江里掀起了大浪，无法行船。我非常同情岸上二十多人，他们现在断了粮食和饮水，我面前是一大排盛满饭的饭盒和装满水的水壶，只好在“新兴丸”船上度过一天。空荡荡的大船舱里，辎重兵们正在三五成群地打扑克牌或摆弄着纸牌。他们总是抱怨吃不饱，什么时候都感到肚子饿。真是因祸得福，我这里剩下了一大堆大米饭，足够我一个人吃二十二天。我可以用饭来换香烟抽，每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