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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卢梭认为，真正的社会契约，不是在下的人民同在上的统治者建立什么约定，而是人民同由人民自己结成的政治共同体订立契约。表面看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毫无保留地转让给了整体集体，他们似乎是仍然奉送出了他们的自由；但是实际上，由于这个集体就是人民自己结合而成的，所以个人服从契约只不过就是服从他自己的另一种形式。他们丧失了天然的自由，而重新获得的是社会和道德的自由。而且，这种契约也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而只不过是把它发展成了道德和法律的平等。
这样，在 《社会契约中》，卢梭也就很自然地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他指出，“社会契约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契约”，“这就是说，人民作为整体来说就是主权者”。当然，卢梭这里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在当时占法国人数最多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他认为这些长期受统治、受压迫的人，才是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体，他们应当拥有“最高无上的权威”。而封建统治者则是契约的破坏者，由于他们实行暴虐统治，人民完全有权废止同他们所订的契约，采取革命的手段摆脱桎梏，重新获得自由。
总体看来，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范畴，也没有超越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所以他描绘的自由平等和全民幸福的理想国家，并不能真正使全体人民摆脱奴役和贫困。但是，由于卢梭本人是一个平民，由于他的思想是一种平民的思想，由于他代表了法国最下层贫苦人民的共同声音，由于他的学说在当时的所有学说中是最激进、最革命的，所以，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卢梭本人成了革命领袖们崇拜的偶像，《社会契约论》成了雅各宾党人的革命圣经。比如，马拉在革命的年代跑到巴黎的大街上宣读卢梭揭发罪恶、讨伐专制的檄文。到了1792年，马拉又对人民说：“当你们没有面包的时候，王位的继承人是没有权利吃饭的……准备组织军队吧，应该把那些坏蛋的土地和财产分掉，他们把黄金埋在地下，准备让你们饿死，让你们在奴役和贫穷中灭亡。”
这是马拉的语言，同样不也是卢梭式的语言吗？把卢梭革命的理论变成战斗的演讲辞并没有多少困难，因为它们的区别也仅仅就是一个用笔写的，另一个则是用嘴说的。
卢梭的思想整整风靡了一个历史时代，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以及美法两国在革命中制定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体现了卢梭民主理论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卢梭的学说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产生于后人对他的学说不经意的误解和有意的曲解。对此，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以嘲讽的口吻说道：“这本书（指《社会契约论》）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的概念的习气，而且通过总意志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这是用不着靠投票箱那样世俗的器具去证实的。它的哲学有许多东西是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以利用的。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 （尤其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至于未来还要把什么进一步胜利献给他的在天之灵，我就不敢预言了。”
开采天性与谴责文明
卢梭是一个善于制造口号的人，许多口号就是从他那里叫响的。比如“天赋人权”，比如“回归自然”。
卢梭还是一个善于制造名言的人。这些名言收在了一本又一本的“名人名言录”中，被一代又一代人接纳、传递，流传甚广。比如：“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又比如：“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这些口号和名言通俗易懂、琅琅上口，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火花。但是，当它们被孤立地拿出来的，却往往会发出歧义。
于是，它们有了还原的必要。
一、向贵族艺术宣战
卢梭的美学观无疑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又无疑是他创作实践的理论支柱。
卢梭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其实只有两个：“自然”与“文明”。这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其它概念是这两个概念合理的延伸，当然它们也就具有了水火不相容的性质。如自然人 （野蛮人）与文明人，自然社会（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自然性格与社会性格，自爱心与自尊心，美德与礼貌，健壮与优雅，纯朴自然的爱情与矫揉造作的艳情，平民与贵族……
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他就提出了自然与文明的不相容性，以后，在他的其它论著和文学作品中又完善了这种观点。
这篇论文就是获得了第戌学院征文第一名的 《论科学与艺术》，它的全名是《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十分有趣的是，表面看来，它似乎是卢梭的偶然所得，但实际上却是作者长期思考的结晶。它虽然是一篇论文，却一点都不枯燥，其中洋溢着作为作家的卢梭的全部激情。从下面这封卢梭给他友人的信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篇论文的产生过程，而且也能窥视到情感型的卢梭的创作方式。
我去探望狄德罗，那时，他被囚森在万森；我口袋里揣着一份《法兰西信使》，我在路上便翻阅起来。我突然发现第戌学院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了我的第一篇论著。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跟某种猝然出现的灵感相似，那就是在读这份期刊时我内心产生的活动：蓦地，我觉出我的头脑闪耀着万道金光；各种强烈的观念同时出现，既有力量，又很模糊，把我抛入一种难以言语的混乱之中；我觉得我的头脑如酒醉一般混沌麻木。一阵剧烈的心悸压抑着我，掀起我的心胸；继续往前走，我实在无法呼吸，于是，我倒在路旁的一株树木底下，并在那儿呆了半个时辰。我非常激动，以致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觉上衣的前襟被泪水湿透了，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洒泪。哦，先生，要是我能够把我在这颗树下所感觉的和所见到的其中四分之一的东西写出来，那么，我将会多么明晰地让人们看清社会体系的各种矛盾，我将会多么有力地阐述我们的制度所存在的各种流弊，我将会多么简洁地证明人性本善，而仅仅因为这些制度，人们才变恶！对于我在这棵树下一刻钟内悟到的这种种伟大真理，我所能记住的，都零零碎碎地分散在我的三篇主要著作里，那就是这第一篇论文、《论不平等》和《论教育》。这三部作品互相关联，形成同一个整体……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篇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其基本思想有二：一是否定一切科学与艺术，二是返回自然。
卢梭在论文的一开篇就申明：“我自谓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我是要站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所以，他指责了文明所带来的种种罪恶，指出了正是这种罪恶导致了道德风尚的解体，人的生命之树的枯萎。在论文中，他激情昂扬地说：“如果外表永远是心性的影子，如果礼貌就是德行，如果我们的格言真能成为我们的指南，如果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的称号是分不开的，那么生活在我们中间将是多么美好啊！然而，这么多的品质是太难遇在一起了，而且在这么多的浮夸当中，德行是很难出现的。装饰的华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富有，优雅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趣味；但一个人的健康与茁壮则须由另外的标志来识别；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一个嬖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现强有力的身躯。装饰对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
单独来看，卢梭的论述是精湛的，但是实际上他的观点是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因为他把这种文明罪恶的原因归结到了科学与艺术身上。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述诞生于野心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而艺术又培养了奢侈，腐败了人们的心灵。奢侈与善良的风化是背道而驰的，它的后果是导致了风化的解体。既然文明是被科学与艺术左右着的文明，是万恶之源，那么返回自然也就成了卢梭的一个潜在的命题。
后来，卢梭在《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中进一步就发挥了自己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自己的一些观点作了修正。在这封长达数万言的长信中，卢梭对达朗贝提出要在日内瓦建一个剧院的主张进行了批驳。这封信的中心议题其实仍是他上一篇论文观点的延伸，因为他认为戏剧演出不但不能淳化道德风尚，反而会败坏道德风尚。他罗列了女演员不检点的台风，戏票销路所产生的经济恶果，奢侈与招摇的流行，激情产生之后带来的弊端等等，极力使人们相信剧院就是罪恶的渊薮。
由于他的偏激，也由于他论述时的不严密，他的观点往往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科学与艺术于人的精神发展无益，必须毫不可惜地将它们扔到垃圾堆里。其实，卢梭的本意并不是要毁灭所有的科学艺术。从他后来的修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艺术是有所指的，是专指那种虚夸、伪饰、卖弄式的贵族艺术的。这种艺术虽然并不就是文明社会中罪恶产生的主要根源，但起码在帮助人们制造着罪恶，是罪恶的同谋。
自然，卢梭所说的文明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所使用的那个文明。它指的是私有制产生之后那种充满了欺诈、掠夺、奴役、没有正义、美德解体、毁灭人性、极端卑鄙的所谓文明，这种文明除了让人堕落之外，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但是它表面上看去却是被美丽的花环装饰起来的，并且它还时时向人们发出召唤：请戴上这些花环吧，这会使你变得高贵、圣洁。于是文明成了矫情与伪饰的同义语，它巧妙地包庇了罪恶。
这样，卢梭就必然要提出一个真文明的社会与这种伪文明的社会相抗衡。于是，“返回自然”成了他旗帜鲜明的另一主张。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提出了“自然人”的概念，并把自然人与社会所造就出来的人作了一番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人的天性就是善良的、优美的，只是因为生活在腐败的社会里人才变得凶恶、堕落了。因此，人类的腐化堕落是文明的罪过，只有在原始人那里，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他的这一论断自然又招来人们的误解和曲解。当他把这种活泼的思想呈献给他曾经尊敬过的伏尔泰后，遭到的却是“菲尔奈教长”的奚落和嘲笑：“还没有人为了要把我们描绘成野兽而运用过这么多的智力；当别人阅读您的作品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想在地上爬行的渴望。但是，不幸得很，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已经忘了这种走法，而现在再学，我感到已经不可能了。还是把这种快乐让给别人，让给比你我更适合的人吧。”
伏尔泰以他娴熟的嘲讽技艺幽了卢梭一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占有了真理。其实卢梭返回自然的本意并不是要人退回到穿着兽皮，拿着石斧的蛮荒时代。他在给波兰国王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回到自然状态的原始阶段是无法实现的，历史是不会例退的。纵使人类能够退回到野蛮人状态，他们也不会更幸福些。”后来，当他能够用辩证的历史观去看待不平等现象之后，他虽在字面上仍然追怀太古时代的纯朴，但他已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所谓“自然状态”，不过是“现在已不复存在，过去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许永远不会存在的一种状态。”因此，卢梭所说的自然人、自然社会、自然状态并不是历史的真象，而只是一种假设；人们之所以需要这种假设，是因为有了它就可以用它和人类的现在状态相对照。好比是给现代人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他们端详一番，自己本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现在已变成什么样子，将来又可能变成什么样子。
于是，返回自然在美学上的意义就表现为：当文明逐渐腐蚀着人们的心灵时，人们怎样才能健全地弘扬自己的天性，发扬自己的美德，培养自己的精神，表达自己的感情，以使自己的生命之树蓬蓬勃勃，充满了精气和灵气，显示出非凡的活力。
在卢梭的小说中，他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尽管这种回答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但那里面洋溢着的那种精神却是非常迷人的。这种精神就是最本质意义上的卢梭精神。
二、感情大爆炸
《新爱洛绮丝》是卢梭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创作中唯一能称得上是小说的作品。在这部著名的书信体小说中，卢梭写了一个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恋爱故事。之所以要用“新爱洛绮丝”这样一个标题，是因为卢梭笔下的这对情人与中古时期的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和他的好学生爱洛绮丝一样，都是以悲剧结束他们的恋爱的。
故事是在阿尔卑斯山麓美丽如画的乡间展开的。一位名叫圣·普乐的年青人，应聘去一个贵族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他聪明、英俊、但是贫穷，他的女学生朱丽漂亮又有钱还出身高贵。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产生了纯洁的恋情。圣·普乐是个天生富于幻想的人。他非常敏感，可是却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争取到地位和幸福；朱丽恰好相反，她天生意志坚强、有毅力，又有实际才干。她了解圣·普乐的聪明好学，欣赏他的道德高尚。与周围人相比，她认为圣·普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优秀的，她也从来不怕别人的指责，她一任他们的感发展着。
可以说，这是卢梭笔下出现的两个活生生的“自然人”。他们有着自然的天性，自然的性格。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恋爱也是最自然的，他们看不出他们的关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恋爱发展到它的终点的时候，依据自然的法则，结婚，就该是最完美的归宿了。
在信中，他们谈到了结合的想法。“真诚的爱情的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这是朱丽写给圣·普乐的话，同样也是卢梭对爱情的理解。然而，当他们真的要结合到一起时，却遭到了朱丽父母的强烈反对。要说，原因倒是也非常简单，因为圣·普乐不是贵族，他只是一介平民。特别是朱丽的父亲，也甚至一想到自己的女儿要嫁给这样一个无地位、无身份、无金钱的人，就打心眼里感到耻辱。
就这样，“自然的道德”与“文明的道德”，也就是封建社会里虚伪的道德发生了冲突。我们知道，卢梭本人就是平民出身，他所有的生活经历都在告诉他，一个人的德行和他的生活地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特权阶层中的所谓贵族，表面上看去温文尔雅，但在这种美丽的装饰后面却掩藏着人类所有的丑恶。而圣·普乐，这个出现在卢梭笔下又明显地带着卢梭的影子的平民知识分子，品学兼优，才貌双全，按照卢梭的人权主义原则，他是完全应该得到朱丽的爱情的。难道在一个只承认高贵的血统和贵族的头衔的社会里，出于自然感情的真正恋爱就真得那么见不得人吗？等待着他们的就必然是悲剧的结局吗？既然贵族的头衔那么金贵，那么贵族的头衔又有什么实在的价值呢？卢梭在小说的写作中产生了这样的疑惑，又通过人物之口最终表明了他自己的看法：
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不可一世的国家里，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是什么？
然而，尽管卢梭对贵族阶级切齿痛恨，尽管他希望笔下的恋人终成眷属，但他还是服从了生活的真实。在那样一个把高贵的血统视为自己的通行证的社会里，写出了一个美满、幸福的虚幻故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在卢梭的笔下，朱丽还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人”，当她的父亲粗暴地强迫她嫁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时，她虽然发出了“我的父亲把我出卖了，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商品和奴隶，野蛮的父亲、丧失人性的父亲啊！”之类的控诉，但是最终她还是失去了反抗家庭的勇气，违心嫁给了服尔玛，圣·普乐只好离家出走。
六年过去了，朱丽做了母亲，她非常忠于她的家庭和孩子们。她曾向自己的丈夫坦白了她对圣·普乐的恋情，服尔玛表示信任和理解。但是，朱丽在这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