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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陛下你下旨，让诸侯们广行德政，让宗室子弟人人都感受到皇帝的恩泽，允许他们将自己的领地分给每一个子弟，诸侯子弟必将人人喜不自禁，欢呼万岁。你以行德政为名，实际上却分散了诸候的势力，诸候会自己把自己削弱的。到那时，诸侯各国就再也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了。”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压制诸昏，罢黜大批诸侯所属的官吏。汉武帝时，又发生淮南王衡山叛乱事件，国家制定左官律＇选派官员到诸候国辅佐侯王＇
和附益法＇分封诸侯大过限度称作“附益”＇，进一步打击了诸侯势力。诸候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居住，亨受，收租纳税，不能参与国政。到哀帝、平帝时，刘氏侯王世袭相延，亲戚疏远，诸王生活在深墙大院之内，不受再到人们重视了。＇削夺诸侯，有名无实，仍然因循秦亡的覆辙。＇后汉王室衰微，气数已尽，外戚王莽居心叵测，肆元忌惮，借着太后的权力，假托伊周的名义，作威作福，骄横跋扈。把持政权，俨然一副皇帝的作派。篡夺汉朝天下以后，南面称帝，官分五等，晓喻全国。可怜一帮汉朝宗王，奴颜卑膝，俯首贴耳，奉符献印，唯恐置后！
＇隗嚣拥兵天水，班彪逃难跟着他。隗嚣问班彪：“过去，周朝不能驾驭天下，战国纷争，群雄并起，诸侯分裂割据，几百年才安定下来。我推想难道战国时的混乱局面又要重演吗？国家安危将系于一人之身了，请先生谈谈。”班彪回答道：“周朝的兴废和汉朝不一样。周朝分爵五等，诸候干预政治，本根衰微而枝叶却很强大，所以到周朝末年才会出合纵连横的混乱局面，这是历史造成的。汉朝承袭秦朝的体制，设立郡县，皇帝掌握国家政权，臣子没有太多的权力。汉成帝时，开始倚重外戚，哀、平两帝享国时间很短，三世之后西汉就灭亡了。王莽篡权以后，因为皇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人心不服，皇位不稳，政令不通。王莽称帝以后，天下百姓无不摇头叹息，盼望着刘氏能够再度中兴。王莽在位的十多年内，国家动荡不宁，起义不断。
这些起义军，没有一个不是打着匡扶汉室的名义起兵的。现在的起义军首领，虽然也割据一方，但是他们没有战国时代诸候的基业资本。所以，不会再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情。老百姓对旧朝念念不忘，由此可知百姓怀恋汉朝德政的程度了。”＇
光武中兴，恢复刘氏国统，可是不能借鉴西汉灭亡的经验教训，汉朝由来已久的弊端在东汉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仅仅数世，就奸佞充斥，腐败不堪。一有奸臣专权，趋炎附势之人就纷纷投靠；一旦有叛乱发生，守城的官佐就不战而逃。东汉的天下还能不危险吗？周朝时，辅政大臣七人，摄政大臣三人，周王授以九鼎，委以重任。叛乱分子即使占据首都，战鼓敲得连内宫都听得见，乱箭就从皇宫上方飞过，祸乱也仅仅局限在京师附近，不会波及天下，国家总得来说是太平的。通过治理的办法来防止祸患的发生，所以周宣王能在“国人暴动”之后再兴周室，中兴在“共和”时期，襄王、惠王才能够借助晋国和郑国的力量重振工业。不象二汉，朝廷稍有风吹草动，国家就乱成一锅粥；逆臣贼子早晨刚一做乱，文武大臣晚上就吓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远有王莽篡权，近有董卓专权，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难道国家缺乏治世之能臣，士大夫们没有救世之志吗？不是，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壮志是有，无奈地位太低，难以实现雄才大略罢了。
＇陆机说：“有人认为诸侯的爵位不应该世代相袭，昏主暴君，比比皆是，所以五等封爵制容易发生变乱，现在的牧守，都是国君任命的，虽有弊端，但这种做法的优点也很多。采用郡县制国家政局更易于掌握。各级官吏，都要向皇帝负责，他们的德行好坏、提拔任免、奖罚与否全都由皇帝大臣掌握，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有所忌惮。而封建诸侯则不然，他们犯了错误，无人能将其罢免。过去有靠施行郡县制兴盛的时候。可是，假如一旦朝廷政治衰微，那么国家政治生活都要产生问题。卖官鬻爵的官吏，会量财而用人，那么上行下效，贪污受贿就会成风，国家怎么能不乱呢？所以后代有人又把这一制度废除了。
简明扼要地讲：五等封建的诸侯，是为了自己才要把领地治理好，而郡县的长官是为了获利获物才去治理的。这有多么大的不同呀！仕子希望自己积极进取，而良士却更愿意修己安民。积极进取的实惠很容易得到，而经邦济世，为民请命的名誊却太难了。因此，官吏中，求财的大肆搜刮，吸尽民脂民膏；求名的，不惜歪曲事实，人造舆论吹捧自己。采用郡县制，做国君的没有长远打算，做臣子的也只顾一时之利。而五等封建则不是这样，诸侯懂得一个道理：国土是我的国土，人民是我的人民，国兴则我兴，国衰则我亡。所以，君上治理国家，想要传给子孙；后嗣继承祖业，思其来之不易。
做君主的不敢有丝毫懈怠，做大臣的想的只是如何使政权巩固。并贤居治，功劳有大小之分；两愚处乱，过错有深浅之别。然而探讨上古的政治制度，却用一个道理来贯穿它，秦汉两朝典章政策，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封建制比郡县制好。
【经文】
魏太祖武皇帝躬圣明之姿，兼神武之略，龙飞谯沛，凤翔兖豫，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不使之人。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
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侧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虑也。时不用其计，后遂凌夷。此周、秦、汉、魏立国之势，是以究其始终强弱之势，明鉴戒焉。＇荀悦曰：“其后遂皆郡县治人，而绝诸侯。当时之制，亦未必百王之治也。”＇
【译文】
魏太祖曹操，英明睿智，文武兼具，英雄绝代，考察历史上各政权的存亡之道，却不能扬其长避其短，目睹了前朝灭亡的悲剧，却不加以鉴戒。没有曹氏子弟据守的地方，他不派宗室子弟去统治。令宗室子弟势同平民百姓。
对内缺少大树深根一样巩固的局势，对外没有坚如磐石的宗族同盟的支持，这不是用来安定社稷、建立万世功业的长远办法啊。
现在的州牧郡守，古代的方伯诸侯，全都跨地千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或几个人结成一个政治小集团，或兄弟几个割据一方，而宗室子弟，没有一个人参与其中和他们相抗衡。这倒不是为监督控制，加强统治，而是为了防备万一。事前不想好妥善处理的办法，事发之后恐怕要遭其祸。以上是周朝、秦朝、汉朝、曹魏立国时的形势，之所以探究历史兴亡强弱发展演变的道理，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加以借鉴。＇荀悦说：“这以后，全都采用郡县制管治百姓，而废除封建。郡县制并非适应于各个朝代。”＇
【按语】
封建优于郡县，还是郡县优于封建，这都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封建也好，郡县也罢，毕竟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和今天的社会格格不入了。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一个道理：任何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属于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在产生之初，都曾推动过社会的发展，而在后期又无一例外地变成人类文明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政策、法规、体制、思想本身无所谓好坏优劣，全在人的运用，用得好便存在，用得不好就被淘汰。世界是发展的，人类不可能创造出一种万世恒通的制度，唯有常变才能常通。但一个社会能有一个适应其正常发展的政治体制，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经文】
论曰：周有天下八百余年，后代衰微，而诸侯纵横矣。至末孙王赧降为庶人，犹能枝叶相持，名为天下共主。当是时也，楚人问鼎，晋侯请隧，虽欲阚周室，而见厄诸姬。夫岂无奸雄，赖诸侯以维持之也。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持之者众。”此之谓乎。及赢氏擅场，惩周之失，废五等，立郡县；君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功臣效勤，而干城无茅土，孤制天下，独擅其利，身死之日，海年分崩。陈胜偏袒唱于前，刘季提剑兴于后，虎啸龙睇，遂亡秦族。夫齐陈诸杰，布衣也，无吴楚之势，立锥之地，然而驱白徒之众，得与天子争衡者，百姓思乱，无诸侯勤王可惮也。故曰：夫乱政虐刑，所以资英雄而自速祸也，此之谓矣。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今五等，深根者也；郡县，枯朽者也。故自秦以下，迄于周隋，失神器者非侵弱，得天下者非持久；国势然也。呜呼！郡县而理，则生布衣之心；五等御代，则有纵横之祸。故知法也者，皆有弊焉。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致理之具，但经始图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故贵于五等耳，圣人知其如此，是以兢兢业业。日慎一日，修德以镇之，择贤而使之。德修贤择，黎元乐业。虽有汤武之圣，不能兴矣。况于布衣之细，而敢偏袒大呼哉？不可不察。
【译文】
周朝天下八百年，后代衰微，而诸侯合纵连横，战乱不断。至周赧王被贬为庶人时，仍能代代相传，名义上还是天子。东周时代，楚人和晋人都有自称天子的打算，虽然几次想颠覆周王朝，但都被姬姓诸侯所拯救。难道世上没有奸雄吗？全赖诸侯维持罢了。有句老话说：“百足之虫，虽然已死，但身体不僵，是因为扶持它的东西多。”说得就是这个道理。等到秦国建国，为了不再重蹈周朝失败的复辙，废除五等封建制度，设置郡县；国家拥有天下，而他的子弟只是普通百姓；建功立业的功臣们，也得不到寸土的分封。
秦始皇独掌大权，一个人治理天下。他死之后，国家很快分崩离析，陈胜振臂一呼于前，刘邦、项羽起兵造反在后，虎啸龙吟，很快就推翻了秦朝。
刘邦、陈胜等豪杰，平民出身，不要说没有吴、楚两国诸侯的势力，就是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然而他们带领一班无业游民，敢与天子争夺天下，百姓思乱，诸侯皇权已经不被放在眼里了。所以我敢说：严刑酷法，这是国家灭亡、英雄四起的祸根。砍伐一棵根深叶茂的树木很难，而摧折一段腐朽的木头却是太容易了。五等封建好比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而郡县制就是一段已经腐朽的木头。所以自秦朝以来，直到隋朝，失掉神器的不一定被削弱，得天下的也不一定能持久，这是由国家形势决定的。五等封建，又会产生合纵连横的祸乱。任何办法，都有弊端，并非诸侯分封就没有动乱，郡县制也未必能将天下治理的最好。但从多福和少祸的角度考虑，郡县制要强过封建制。贤明的君主知道了这个道理，所以才兢兢业业，日慎一日，修德律己，择贤而使，推行德政，任用贤能，百姓安居乐业。即便是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明君主，也不会成功，更何况是普通百姓，谁又敢袒露臂膀煽动造反呢？
这个问题，不能不认真考虑啊。
【按语】
中国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人治”。不管推行何种制度，只要领导者能够做到修德律己，兢兢业业，任用贤能，推行德政，老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兴旺发达，又怎么会有人造反呢！“德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赋与这样的涵意：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从大局着眼，充分发扬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你为老百姓着想，老百姓才会拥戴你，你的领导才会有权威，政局才会稳固。
三国权十九
三国形势错综复杂，政治、军事、外交斗争都异常尖锐激烈，三国的权谋也就更显得变化多端、惊心动魄。据说日本人正在把三国的权谋运用到市场竞争中。难道我们自己的法宝反倒不能为我所用吗？
【经文】
论曰：臣闻昔汉氏不纲，网漏凶狡。袁本初虎视河朔，刘景升鹊起荆州，马超、韩遂雄据于关西，吕布、陈宫窃命于东夏，辽河、海岱，王公十数皆阻兵百万，铁骑千群，合纵缔交，为一时之杰也。然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六七年间，夷灭者十八九，唯吴、蜀蕞尔国也。以地图按之，才四州之土，不如中越之大都。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轻走易北，不敌诸华之士。角长量大，比才称力，不若二袁刘吕之盛。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国，资逆上不侔之势，然能抚剑顾眄，与曹氏争衡；跃马指麾，而利尽南海，何哉？则地利不同，势使之然耳。故《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古语曰：“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故曹丕临江，见波涛汹涌，叹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刘资称南郑为“天狱”，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稽诸前志，皆畏其深阻矣。虽云天道顺，地利不如人和，若使中材守之，而延期挺命可也，岂区区艾、濬得奋其长策乎？由是观之，在此不在彼。于戏，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故“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知用兵之利”，有自来矣。是以采摭其要，而为此权耶。夫囊括五湖，席卷全蜀，庶知害中之利，以明魏家之略焉。
【译文】
据说东汉末年朝纲失统，群雄逐鹿。袁绍想夺取河北，刘表在荆州起兵，马超、韩遂雄据关西，吕布、陈宫占领东夏，辽西、渤海、山东一带，十几路诸候屯兵百万，缔结盟约，成为一时的英雄豪杰。然而，曹操“挟天子令诸候”。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诸侯十有八九被消灭，只剩下吴和蜀两个小国了。从地图上看，吴蜀两国只有四个州的地盘，比不上中原的一个大都城。
那里的人公战无勇，只会私下斗狠，在战斗中动辄败退逃跑，不足以和中原人相匹敌。在力量和才智上他们（指吴、蜀）也不如袁绍、刘表、吕布强盛，但这两位英雄（指刘备、孙权）在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形势下，凭着刚刚建立的弱小国家的力量，能够拒守西蜀和江南，与曹操抗衡，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地利不同，形势所致。所以《周易》说：“王侯凭天险来固守国家。”
古语说：“一里方圆的地方，却动用了夺取千里之地的权谋，这就是地利在起作用。”所以曹丕面对长江，看到汹涌的波涛，感叹说：“这是上天设置的南北界线啊！”刘资把南郑称为“天狱”，把斜谷的道路称为“五百里石穴”，查阅众多的史料，都记载了它的险阻幽深。虽然说顺应天时，但地利不如人和更重要。假如吴、蜀有一个中等才能的人统治，就完全可以避免过早灭亡的命运，怎么能让小小的邓艾、王濬攻占，建立赫赫大功呢？由此看来，胜负的关键在于人和，不在地利。唉！有智之士的谋划，一定会全面权衡利害关系。所以说：“不懂得用兵的险恶，就不能够发挥用兵的作用。”
这是自古以来的普遍规律啊！因此，我选取了三国权谋的精要，而做了这些分析，目的是使后人从统一中原、覆灭蜀国的事件当中明白用兵的利害关系，从而懂得曹魏的权谋。
汉室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但刘备三顾茅庐，携孔明于危难之际，励精图治、广施德化，终于独霸一方，与魏吴鼎成三足之势。可惜蜀汉终究后继乏人，虽有地利不得天时人和，刘备的雄心伟业不得不葬送于不肖子刘禅手中。
蜀
【经文】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以东井、南股、距星为界，东井、南股、距星连钺者是也。觜星度在参右足，玉井所衔星是也。西距星即参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也。＇按《职方》则雍州之境，据《禹贡》则梁州之域，地方五千里，提封四十郡，实一都会也。＇常璩《国志》云：“蜀其卦直坤，故多斑彩之章；其辰直未，故尚滋味。《诗》称文王之化，被于江汉之域，有文王之化焉。秦豳同诗，秦蜀同分，故有夏声”云。＇故古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其有以矣。
【译文】
天帝布置政局，房心合该治理参伐。（注：房、心、参、伐，都是星宿名，伐包括在参星之内，房心的分野是豫州），参伐的分野就是益州。＇以东边的井星、南边的股、距二星为分界，东边的井星和南边的股、距二星连带钺星这个范围就是参星。觜星应在参星的右边，玉井星所含的就是这个星。
西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