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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
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
“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
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
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怎
么样，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
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
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
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
嘴唇上来的。
“把他的鞋脱掉。”
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
直打进了脑髓。
两点钟。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
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
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
个早晨。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指尖也在
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
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
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
应该去迎接他吗？应该怎样去迎接呢？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
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
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
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
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
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
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
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
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
音：“Ｅｒｈａｔｓｃｈｏｎｇｅｎｕｇ。”（德语：“已经够他受的了。”）然后我坐了
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
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
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
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
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
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
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
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
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
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
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
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
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
“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第二章 临死前的痛苦
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双手交叠在腹前的两个男人，拖着沉重而
缓慢的步伐，在白色的墓穴旁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
诗。
……灵魂就离开了肉体，
升向天堂，升向天堂……
有人死了。是谁呢？我竭力扭过头来，或许能看到装殓死人的棺材和插在他头旁的蜡烛。
……那里不再有黑夜，
那里永远灿烂辉煌……
我好容易睁开了眼睛。可是没有瞧见另外的人，除了他们俩和我，——这儿没有别人
呀。那他们是在给谁作临终祈祷呢？
……这颗永远照耀的星辰，
就是耶稣，就是耶稣。
这是葬礼，毫无疑问，是道道地地的葬礼。他们在给谁送葬呢？谁在这里？只有他们俩
和我。啊，是给我。也许就是在给我送葬？可是人们，你们听着，这是一场误会呀。我并没
有死。我还活着。你们瞧，我不是正看着你们，还和你们说着话吗。快停止吧。别埋葬我。
如若有谁要我们长逝，
永久的安息，永久的安息……
他们没有听见。难道都是聋子？难道我说话的声音不够大？或许我真的死了，所以他们
听不见我那不是从肉体里发出来的声音？可是我的肉体就在这里躺着呀，我在亲眼看着自己
的葬礼。真是滑稽。
……把自己炽热的目光，
转向天堂，转向天堂……
我记起来了。曾经有人费力地把我弄起来，给我穿上衣服，把我放到担架上。穿着钉铁
掌靴子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橐橐响过，然后……这就是一切。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也记不得
了。
……那儿是永恒光明的故乡……
而这一切却是那么无聊。我活着。我感到隐隐的疼痛和口渴。死人毕竟是不会口渴的。
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想做个手势，一种陌生而不自然的声音终于从我嘴里冲了出来：“喝水。”
到底成功了。那两个人停止了转圈。他们向我弯下身来，其中的一个扶起我的头，把一
罐水送到我嘴边。
“朋友，你也该吃点东西呀。已经两天了，你就一个劲地喝水，喝水……”他跟我说什
么？已经两天了。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一。”
星期一。我是星期五被捕的。脑袋是多么沉重埃这水却是那样的清凉。睡吧。有一滴水
滴进了山泉，明净的水面泛起了涟漪。这是山中草地上的那股泉水，我知道，它流过罗克兰
山下守林人茅屋的附近……连绵不断的#*#飨赣牦*地洒落在松树针叶上……睡眠是多么香
甜碍………当我重新醒来时，已是星期二的晚上了。一条狗站在我跟前。这是一条警犬。它
用美丽而聪慧的眼睛探询似地盯着我问道：“你住在哪儿？”
啊，不对，这不是一条狗。这是一个人的声音。是的，还有个人站在我跟前，我看见了
一双高统靴，还有另外一双和制服裤子。再往上就看不见了，如果我要看，头就发晕。瞎。
管它干什么，还是让我睡吧……
星期三。
那两个唱过圣诗的男人现在坐在桌子旁，在用陶制的盘子吃着东西。我已经能认出他们
来了。一个年轻些，一个老一点，他们并不像僧侣。那墓穴也并不是什么墓穴，而是像所有
监狱里常见的一间普通的牢房，地板顺着我的眼睛伸展开去，直到尽头，是一扇沉重的黑
门……钥匙开锁发出了响声，那两个人立刻跳起来规规矩矩地站着。两名穿着制服的党卫队
队员走进来，吩咐给我穿上衣服，——真没有想到，在每条裤管、每只袖筒里隐藏着多少痛
苦埃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下楼梯，钉着铁掌的靴子在长长的走廊里发出沉闷的响声……
这条走廊，他们曾在我昏迷不醒时抬着我走过一次了。这条走廊通到哪里去呢？它通到哪个
地狱去呢？
他们把我抬到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一间昏暗而阴森的接待室里，把担架放在地
上。一个捷克人装出一种和善的声音翻译德国人咆哮的问话。
“你认识她吗？”
我用手支撑着下巴。在我的担架前，站着一位年轻的、宽脸蛋的姑娘。她高傲地昂着
头，挺直了身子站着，不是固执而是很庄重，只是眼睛微微低垂到刚好能够看见我、用它来
向我问候的程度。
“我不认得她。”
我想起来了，在佩切克宫那个疯狂的夜里，我好像见过她一眼。现在是第二次见面。可
惜，永远不会再有第三次见面了——为了她在这里傲然挺立的崇高英姿而握一握她的手，向
她致敬。她是阿诺什塔·洛伦泽的妻子。一九四二年戒严刚开始的几天，她就被处决了。
“可是这个人你一定认识。”
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天呀，安妮奇卡，您怎么会落到这儿来了？我没有说出您的名
字，您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得您，您懂吗？我们是不相识的。
“我不认识她。”
“你放明白点，老家伙。”
“我不认识她。”
“尤拉，已经没有用了，”安妮奇卡说，只有那捏紧了手绢的指头微微打颤，表现出她
内心的激动。“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被人出卖了。”
“谁？”
“住嘴。”有人打断了她的回答，当她弯下腰来把手伸给我时，他们使劲地把她推开。
安妮奇卡。
我再也听不见其余的问话了。仿佛离得远远地、没有痛苦地旁观着，模模糊糊觉得有两
名党卫队队员把我抬回牢房里。他们猛烈地颠簸着担架，还笑着问我是不是愿意让绞索套着
我的脖子打秋千。
星期四。
我对周围的环境已经有些认识。难友中那个比较年轻的叫卡雷尔，他管另一个年长的叫
“老爹”。他们给我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但在我脑子里全给弄乱了，有一个什么矿井
啦，什么孩子们坐在凳子上啦，我听见敲钟，大概是什么地方失火了。据说，医生和党卫队
的护士每天都来看我，还说，我的情况并不怎么严重，很快又会成为一条汉子。这是“老
爹”说的，他坚持他的说法，而卡尔利克也热烈地附和，因而使我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也感
觉得到他们是想用好话来安慰我。真是些好心人埃可惜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下午。
牢房的门开了，一条狗悄悄地蹑着脚尖走了进来。它停在我的头边，仔仔细细地审视
我。又是两双高统靴——现在我知道了：一双是狗的主人的——庞克拉茨监狱的监狱长的，
另一双是那天晚上审问过我的盖世太保反共科科长的。随后我又看见了一条便服裤子。我顺
着这条裤子朝上看，对啦，我认识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他往椅子
上一坐，开始审问：“你已经输了。至少你得替自己想一想。快招吧。”
他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不想抽，也捏不住它。
“你在巴克萨家住了多久？”
在巴克萨家。连这也知道了。谁告诉他们的呢？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说吧。”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用我说干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到临死的时候我
怎么能玷污自己的清白呢？
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咆哮，而是耐心地反复盘问。一个问题还没得到回答，
就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懂吗？你们完全输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那当然。”
“他还相信——他还相信俄国会胜利吗？”科长用德语问，瘦长个子的头目给他翻译。
“那当然。不会有别的结局。”
我十分疲倦。我集中了全副精力来对付，可是现在我的知觉消失得很快，就像血从深深
的伤口里往外流似的。我还感觉到，他们怎样向我伸出手来，——也许他们在我的额头上看
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
决的人接吻。
晚上。
双手交叠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
诗：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唉呀，人们啊，人们，你们停停吧。这也
许是一支美丽的歌，但今天，今天是五一节的前夕呀；是人类最美丽、最欢乐的节日的前夕
呀。我试着唱一首快乐的歌，但这歌声也许更凄凉，因为卡尔利克转过身去了，“老爹”在
揩眼睛。随它去吧，我不管，我继续唱我的。慢慢地他们也和我一同唱了起来。我满意地入
睡了。
五一节清晨。
监狱小钟楼的钟敲了三下。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一次清楚地听见钟声。也是我被捕以来
第一次完全神志清醒。我感到空气清新，风从敞开的窗口微微地吹拂着铺在地板上的草垫，
我感觉稻茬刺着了我的胸口和肚皮，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感到疼痛，使我连呼
吸都很困难。突然，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那样，我明白了：这就是终结。我要死了。
死神啊，你真是姗姗来迟。我当然希望许多年之后才同你见面。我还想过自由人的生
活，还想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遨游世界。要知道我正当壮年，还有很多很
多力量。而现在我却没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报
我时，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时，我是痛苦的。如果我曾得罪过谁，那就请原谅我
吧。如果我曾安慰过谁，那就请忘却我吧。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这是我给
你们的遗嘱，爸爸、妈妈、妹妹们：这是我给你的遗嘱，我的古斯蒂娜；这是我给你们的遗
嘱，我的同志们；这是我给所有我曾爱过的人的遗嘱。如果你们觉得，眼泪能洗去悲哀的思
念，那你们就哭一会儿吧。
但你们不要难过。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如果你们在我的墓前放上悲怆的天
使，那对我是不公道的。
五月一日。往年这个时刻，我们早就到城郊集合，预备好了我们的旗帜。在这个时刻，
莫斯科街道上参加五一节检阅的先头部队已经在行进。而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
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
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中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埃但临死前的痛苦却不是那么壮丽
的。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我喉咙里怎样呼呼地作响。这样会把同狱的难友吵
醒的，也许有点水润润喉咙就好了……可是罐子里的水全喝光了，在那边，离我仅有六步远
的牢房墙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