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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点，西安临潼华清池沉浸在一片隆冬的寂静中。
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这里骤然响起，张学良卫队一营某连包围了这里，拉开了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的序幕。
1936年12月4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飞临西安，以华清池为行辕，向 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部署“剿共”计划，压迫张、杨就范。
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得知蒋介石已准备了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如果张、杨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将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假如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陕、甘两省由国民党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而且，蒋介石已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张、杨均不愿执行“剿共”命令，又不愿调往南方去被蒋介石分割、消灭。12月7日和8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前往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用政治方法解决红军问题。结果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大发雷霆。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终于迫使张、杨作出断然决策：兵谏蒋介石，迫其停战抗日。
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蒋委员长被扣留起来，张、杨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建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二人分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惊天地，泣鬼神，名垂青史。而西安，这座位于渭河中部、有着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都，一时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遽然发生的事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使错综复杂的国内政局变得更加混沌迷茫。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意见。12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对内情尚不明了的“西安事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都作了重要发言，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应张、杨两将军电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促使蒋介石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转向停战抗日。
不久，中共中央又指派李克农、伍修权和边章伍赴西安协助工作。边、伍二人在西安等待布置新的任务，没有直接参加处理“西安事变”的工作。李克农一到西安，就立即担任了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统管内部事务。
李克农的工作量很大，每天从早忙到晚，深夜11点以后，还要等待周恩来、叶剑英回到住地，向他们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到满脸倦容的李克农上床休息时，早已是万籁俱寂、众人入梦了。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长期过度的劳累，加上贫瘠的西北高原上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李克农那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眼疾更严重了，哮喘病不断发作，整天咳嗽不止，心脏也出了问题。
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而张学良不久又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即命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开庭审理，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不久，虽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如笼中之虎，失去了自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6月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抗战胜利后返国，被蒋介石下令囚禁，于大陆解放前夕遇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时年56岁。
张学良赴宁被扣后，蒋介石一面施放政治烟幕，一面对西安作军事部暑，大兵压境，东北军一向以张学良为核心，此时群龙无首，形势日趋混乱。
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大多握有团营实权，张学良过去很器重他们，他们对张学良也有很深的感情。他们要求抗日，有爱国热忱，但思想有些混乱，处理问题不够冷静，特别是对张学良被扣表示无法接受，强烈要求不顾一切地营救。
这批人中，为首的是张学良警卫团团长孙铭久。“西安事变”发动时，他曾亲率队伍冲入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张学良被扣后，以他为首的少壮派和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尖锐矛盾。
1937年2月2日，孙铭久警卫团的一批人，突然闯入王以哲的住宅，开枪将王打死，制造了一起异常严重而又本不该发生的悲剧。消息很快传给周恩来，他闻讯立即和李克农等人赶到王以哲家。李克农看到王以哲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中，他深为这位曾在古北口大战过日寇、又和自己进行过面对面谈判的东北军高级爱国将领的惨死，发出了阵阵叹息。
王以哲的家中哭声一片，乱成一团，李克农等人协助周恩来，帮助布置灵堂，安慰家属，料理后事，使东北军许多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孙铭久等少壮派军官的严重错误几乎导致东北军内部的大分裂。然而，他们在“西安事变”中又都是有功之臣，杀王以哲的动机也是为了拯救张学良，因此，周恩来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安排他们离开了西安，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然而，西安的局势仍然在恶化。
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暂时转移到西安北边的三原，那里驻扎着红军一军团，周恩来则坚守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了红军办事处。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开进西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于次日抵达西安。西安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
充满戏剧色彩的“西安事变”终于结束了它悲剧性的尾声，一个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抗战局面，如黎明前的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时势造英雄。
办事处的 “红小鬼”
西安局势稳定后，李克农走马上任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处长，负责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早期筹建工作。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李克农的工作在各地不断调换，但始终都是搞办事处工作。西安办事处设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巷内杨槐满目，郁郁葱葱，景色怡人。门口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这是因为顾祝同害怕中共和红军的影响扩大，采取的是“掩耳盗铃”的办法，十七路军的士兵负责门卫。
办事处是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座桥头堡，也是一个窗口。任务相当复杂、繁重。给中共采买各种物资、同中央保持电讯联络、迎来送往以及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等等，都是办事处经常性的工作。
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红小鬼”，由于他们头大个小，加上为和“通讯训练班”的学生身份相符，李克农让大家穿起了统一的学生装，所以附近的群众都戏称他们是“娃娃”，办事处自然也就成了“娃娃店”。当时西安有两家放映无声电影的电影院，对学生只收半价，办事处的这些“娃娃”们就冒充学生到电影院去看半价电影，算是开了洋荤。一到休息和吃饭时间，院子里总能传出阵阵喧哗和打闹声。然而这些“娃娃”，年纪虽然不大，工作却丝毫不能马虎。因为李克农对工作抓得很紧，特别是对机要工作，更是随时检查，不许出漏子。
由于周恩来经常外出活动，李克农给他配了警卫副官陈有才。他除了教陈有才做好警卫工作外，还教他随周恩来到国民党机关时，如何给传达室通报、递送周恩来名片等等，并且给陈有才特制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礼帽。
对这些“红小鬼”，李克农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会大家如何开展工作。一些原来握枪的粗手，也在李克农的指导下，学起了如何给客人挂衣帽、如何递烟送茶之类的细活。这，也是工作。办事处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工作人员大多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会上的礼节，客人进屋，他们不知如何接待，只顾着站在一边看。周恩来说这可不行，就要李克农等人教大家怎样待人接物。李克农说，客人进来后，要先引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再引进客厅请坐、上茶……如此如此。
就是这样，笑话还是不时地出现。有一天，一位民主人士来办事处，一位小公务员照章办事，不等客人站好，就动手将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了下来。幸好这是位对我党友好的人士，客人只一笑了之。李克农得知后，将这个例子作为教材，告诉大家要等客人自己取下礼帽后，才能接过来挂上，不要抢先动手。
边摸索、边学习，“土包子”们也渐渐地适应了环境，成为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
俗话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李克农是豪杰之士，也是有情之人。在办事处，稍有空闲，他就常常想起父母妻儿。上海一别5年来，他和家人天涯海角，音信杳然。念及此，他给芜湖的亲人写了一封家书。
李克农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丈夫。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用寥寥数笔为李克农勾画出这样一个形象来。1936年10月中，我在红军中呆了近4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
李克农的儿女们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责怪道。
李克农的要求不高，只要夫人送来，即心满意足矣！
其实，李克农一家人也整日为他牵肠挂肚。赵瑛带着孩子回老家后，一家人只能从国民党报纸的零言碎语中推测红军的行踪，猜想李克农的下落。
家里生活日见艰难，在芜湖颇有些名望的老父亲被迫到处借债，赵瑛当小学教员，勉强养家糊口。处事庄重、待人谦和的赵瑛，把一个人口多、收入少的大家庭安排得十分妥贴，对公公、婆婆关心备至，与孩子们的叔叔、婶婶也能和睦相处，她话虽不多，但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就连公公也尊称她为“赵先生”。李宁日后曾经这样回忆起那段时期的赵瑛：
母亲教学工作相当辛苦，每天晚饭后，人们都已各自休息了，唯有母亲还在昏黄的灯下，精心地为几个班备课和批改作业。有时还要为我们姐弟缝制衣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时我们睡醒一觉，仍看到母亲在灯下为我们缝补、操劳。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脑际。真是千针万线浸透了母亲多少汗水，蕴藏着多少慈母的爱啊。繁重的教学、繁琐的家务、五个子女的抚育，沉重的担子压在母亲的肩上（当时她才三十多岁）。一九三四年，外祖父病逝，家业衰落，照顾外祖母的担子也压在母亲的肩上。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全家的生活愈见困难，有时甚至要靠典当度日，几个孩子的读书也成了问题。
一天，赵瑛将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也慢慢地长大了，不要再依靠家庭了，要学会独立地创建自己的生活，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学问家就是自学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劳动，总会获得丰硕的成果。”几个孩子历尽生活磨难，很体谅家庭的困难，为不增加母亲的负担，纷纷中途辍学。
16岁的李宁高中刚读了一年，就前往南京找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从此走向了社会。
而小女儿李冰，则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光。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李冰听从母亲的安排，考入了美国教会在芜湖开办的弋矶山医院护校，这里四年包吃包住，毕业后有文凭，较易找到工作，对李冰来说真可谓一大幸事。然而，进护校要先预交50银元保证金。就是这50元，对赵瑛来说也是一笔巨款，她四处借债，还当掉了自己稍稍值钱的东西和衣服。幸运的是，当时赵瑛的娘家情况略好，靠着他们的资助，李冰才得以考进了护校，在录取考试中，李冰成绩名列前茅。当李冰收拾衣物准备去护校时，赵瑛含泪送别：“以后的日子就全靠你自己了，不管怎样你都要坚持，将来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做个有出息的人！”这是赵瑛对孩子们的要求和期望，此刻，她将这句话送给了年幼文弱而又即将挑起社会重担的小女儿。弋矶山医院———这里是美国基督教文化的一面镜子。院长是美国人，教员和职工也有不少是美国人，而且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李冰，这个血管里涌动着和父亲一样澎湃热血的少女，在这样的氛围下，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为了不被歧视甚至是除名，李冰和几个非基督教徒的同学，也跟着这些美国人去做礼拜，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当然，她们虽然和其他人一样，跪在耶稣像面前闭眼祈祷，但心中并没有想着上帝和《圣经》，而是期盼着能早日毕业，将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由于李冰在工作和学习中非常努力，成绩优良，加上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受到周围人们的广泛好评，渐渐地也就习惯了那里的环境。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也就是李冰进入护校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芜湖，美国人的家属和一些高级医护人员都纷纷逃离医院。赵瑛也带领家人到巢县乡下避难。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美并未交战，作为长江下游一所较大而且有些名气的弋矶山美国教会医院，日本人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医院空地多，不少难民纷纷拥入医院，搭起棚子，把这里当成避难所。
赵瑛逃离芜湖前夕，和李冰商量了她今后的去向。赵瑛认为，目前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希望李冰能再坚持两年将文凭拿到手，将来也便于找到工作。于是，李冰就留在了医院。
赵瑛带着家人走了，整整两年音讯全无。而这两年，李冰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的。
弋矶山医院门口多了日本士兵站岗，不得随便出入。每次外出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接受盘查。1940年李冰毕业时，原先招生的30个人只剩下了4人，而非基督徒只有李冰一人。第一次拿到工资时，李冰放声大哭！
由于家人没有音信，李冰毕了业也无处可去，而当时医院正需要人手，李冰被要求留下工作。不久，她就被提升为手术室护士长。1940年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人开始出现在医院里，日本人的重病患者也不时送来诊治。医院里人心惶惶，美方院长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开始撤离，最后只剩下了几位年老的美国医生与护士长，医院成了维持会，“到哪儿去呢？”这是每天盘旋在李冰脑海里的问题。
骨肉分离的痛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李冰焦虑不安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医院办公室的中国主任将李冰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神情紧张地询问起她的家事来，并告诉李冰：日本人已来医院调查了李冰两次，称芜湖的共产党分子李克农的女儿据说就在这所医院里。由于李冰进校时已改名“李静彬”，“家长”是爷爷李哲卿。所以院长只答 应进行调查，应付了过去。
不久，日本人又来盘问，院长见事有不妙，赶紧劝李冰离开医院。可是年方20岁的李冰投奔何方呢？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急得整天只有哭泣。
几天以后，有两个身穿老百姓服装的陌生人到医院来找李冰，说是赵瑛派他们来接她去上海的，并给了一笔路费，而且他们还告诉李冰到上海车站后有人来接她，交待了如何找到接待的人。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李克农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