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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帝王，想干好事、干大事，乘圣王之业，但干好事的心太大，结果走向了反面，成了亡国之君。
◆隋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4′
隋朝一代，可称得上入侵者的只有突厥族。隋朝对之防御算是有效。
隋初，天下初定，不易动武。隋文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突厥汗国开国后不久，爆发内斗。隋文帝杨坚对突厥采取和亲政策，但他的目的不是和解而是分化。杨坚把安义公主嫁给小可汗之一的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遂偏向中国。599年，当大可汗都蓝可汗准备攻击中国大同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时，突利可汗向中国报信告警。都蓝大可汗大怒，跟另一小可汗达头可汗，联合攻击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部众溃散，投奔隋朝。杨坚改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安义公主去世，杨坚再把义城公主嫁给他，又在朔方地区（河套）筑大利城（内蒙古和林格尔），划出河套地区三万平方公里，安置启民可汗陆续来归的部众。另派边防军驻屯黄河北岸，防御都蓝大可汗和达头小可汗的攻击。隋炀帝时，多次到启民可汗牙帐巡视，突厥始终归附隋朝。
◆隋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8′
经过隋末天灾人祸，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不过，正如王夫之一针见血的指言：“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并深刻指出“义仓”是“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并非真正“爱养天下”。比如，开皇十四年大旱，当时仓廪丰盈，“乃不放赈，令民逐粮”。而隋炀帝更不消说，只知道放任自己奢华极欲，而一任天下饥民饿殍遍野。纵观隋朝，国家储备并没有使人民得到好处，文帝用它满足了囤积嗜好，炀帝用它穷奢极欲。
◆隋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史学家张鸣说：“皇帝怕老婆，以隋唐为最。”原因在于独孤皇后和武则天这两位“母仪天下”的顶级河东狮吼。独孤皇后的奇妒和武则天的专制有一拼。
正文前文揭示，独孤皇后积极干政，在这一方面，并无大的过失，王朝政治没有因此浑浊，也没有酿成外戚弄权的大祸。另一方面，独孤皇后不遗余力地干预皇帝丈夫和太子们的私生活，不允许他们亲近别的妃嫔，从而酿成大祸。杨坚晚年最大的失误废嫡立储，杨广弑父夺位都与独孤皇后的干预直接相关。
◆隋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8′
隋朝统治虽然短暂，却得益于改革。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的改革最富成效。从开皇元年开始，隋文帝、隋炀帝曾经三次继续推行均田制度。这种制度多少也可使无地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欲望稍稍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隋文帝相对的轻徭薄赋政策，也顺应分久必合、民心思定的局势。南北朝时，豪强地主把大量的朝廷编户变为依附佃客，还有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的负担，诈老诈小，使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就是朝廷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出有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保长、里正都要流徙远方，并鼓励民户互相检举。结果，朝廷的户籍当年就增加了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余口。
隋文帝的改革使隋朝很快富强起来。但是，诚如一切改革的历史宿命，初衷是美好的，效果却是短暂的。隋炀帝的政治张狂很快毁掉了这一成就。
◆隋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隋朝统治的短暂，使得其对地方的控制并不牢固。炀帝的不得人心，也使地方产生谋逆之心。隋朝末期，形成军阀割据地方的局面。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一些隋官趁统治力量削弱的机会，起兵割据，称帝称王。
隋炀帝侵高丽，以涿郡为后方，积储大量的器械资财，屯兵数万，守卫郡城。各路豪帅常来攻夺，都被罗艺击败。罗艺有了声望，616年，贬黜隋留守官，据有涿郡及附近诸郡，自称幽州总管，成为威振燕地的大势力。
617年，朔方郡（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南）守将梁师都杀隋官，自称大丞相。勾结突厥，夺得雕阴（陕西绥德县）等郡，自称梁帝，受突厥封，称大度毗伽可汗。
◎12法则在大隋（3）
马邑郡（山西朔县）军官刘武周杀隋官，勾结突厥，据郡自称太守。刘武周击败隋兵，夺得汾阳宫，受突厥封，称定杨可汗，又自称皇帝。
军士郭子和被流放到榆林郡（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郭子和袭杀隋官，自称永乐王。勾结突厥，受封为屋利设。
金城郡（甘肃兰州市）军官薛举逐隋官，据陇西全境，自称秦帝，成为西北地区的一个大势力。
武威郡（甘肃武威县）军官李轨逐隋官，据有河西五郡地，自称河西大凉王。
巴陵郡（湖南岳阳县）军官董景珍等推梁后裔萧铣为主。萧铣据巴陵郡，自称梁王。618年，称梁帝，都江陵，梁地扩大到岭南，有兵四十余万，成为一个大势力。
自梁师都至萧铣，都在617年起兵割据，创立唐朝的李渊，也在这一年起兵夺得长安，隋朝势力只剩下江都、洛阳两个据点，隋官就在据点里发生变乱，使隋朝完全覆没。
◆隋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7′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隋朝很有一套，但各民族并没有达致真正融合的效果。对契丹、靺鞨等胡族施行“怀抚”政策，不听话的就先打后抚；大败吐谷浑军队后，又送宗女与之和亲；慰抚“流求”（即现在的台湾），派船舰、军人到当地“视察”；经营西域，削弱突厥在当地的影响，发展贸易；派人出巡南海以及海东的百济、新罗、倭等国，宣示“皇威”，询访风俗等等。
结论：大隋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7′＋吏治腐败指数8′＋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8′＋人民痛苦指数10′＋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4′＋物资储备不足指数8′＋宫廷不稳定指数9′＋应变力匮乏指数8′＋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7′=97分
（杨坚）（杨广继位）（远征高丽）（隋恭帝）
581 605612618（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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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0′97′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楔子
佛家文化讲究“轮回”，认为世界是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之所以会产生更替轮回现象，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很多劫难。“劫”分小劫、中劫、大劫。每一场大劫，都经历成、住、坏、空四中劫，八十小劫。
在前一轮回，空了二十小劫之后，后一轮回，因众生合力驱使，又会成立。成劫，就是生成期。生成之后，众生安住，经二十小劫，是为住劫。住劫，就是安住的时期。此后世界便开始毁坏，初十九小劫，坏众生世间，后一小劫，坏器世界，是为坏劫。坏劫，这是世界破坏的时期。坏尽后，俱成虚空，如是经二十小劫，是为空劫。空劫，是坏劫之后的空虚时期。空界之后，又再转到成、住、坏、空的另一个周期，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王朝更替犹如佛家所讲的轮回消长，每一个王朝的陨落就是一场历史大劫，这每一场大劫也有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
唐朝历22代，前后共289年，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若与汉朝再较真儿，唐朝的影响力更高一筹。在王朝历史上，唐朝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是一个令后人神往的时代，使所有中国人最自豪的光荣与梦想。正面看，唐朝气象万千；侧面看，唐朝一泻千里。飘逸的纱裙露着女人性感的躯体，肥胖的身躯就是富人的象征，哪里是用文字能够描写出来的。一直到现在，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国，称华人为唐人。唐朝荣尊“大光明帝国”，当之无愧。
然而事实上，它的强盛其实只是开始的100多年，而且唐朝的很多制度都是延续了隋朝的旧制，正如秦朝建立的制度在后来大部分被汉朝继承一样。开国皇帝李渊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帝国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气象。尽管如此，在唐朝的成与住中，也发生了像“玄武门之变”、“武后易周”、“韦氏乱政”这样的小劫，不成气候，不足以动摇大唐的根基。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就由盛转衰了，正因为璀璨夺目，其衰落最让人叹息。兴则万国来朝，衰则一落千丈，大唐日落也颇具个性。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赫赫大唐“成住”与“坏空”泾渭分明。
到了后来的近200年，唐朝陷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坏劫之中，尤其是藩镇割据，使中央权力日趋式微，全国形势如同东周列国。755年，改变唐朝整个情况的“安史之乱”发生了，这场祸乱一开始，大唐的盛世也就结束了。一个时代，不论什么样的时代，或许战争的双方有胜利者，但是发生战争的那个社会注定要承受重大的灾难。或许战争中损失的钱财事小，通过多年仍然可以积累起来；但是损失的人心，和战争对于社会制度的破坏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唐帝国虽然借助夷族，凭借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是战争导致人员大量损失，并使得君臣之间，君将之间，群臣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此后的政治制度经过多次的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是彼此之间的相互牵制，官僚集团、社会力量不是用来建设国家，而消耗在彼此的内斗当中了。对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吐蕃、大理、契丹趁机而起，地方节度使也各自割据，唐朝已走向了分裂衰退的边缘。唐玄宗后的几任皇帝，也再也没有雄才大略的了，只能够勉强的维持局面，而没有能力进行整个社会的整合了。
最后给唐朝统治致命一击的，是黄巢起义。它在唐僖宗李儇即位不久就爆发，一度攻占首都长安，将李儇赶到了四川。而这个王朝的掘墓人，则是黄巢起义的叛将朱温，一个无赖式的人物，成就了唐帝国最后的空无之劫。
1、李世民的错觉（1）
1、李世民的错觉：“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一人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如何选拔利用知识型人才来构建一个官僚团队，“选拔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是历代帝王的梦想。天才的隋炀帝创立了科举制，宣布公开向社会吸纳人才。于文人和统治者而言，科举制都是一件的温和的、可以接受的文治工具。文人向来反对暴力，通过考试来谋取功利，比起血酬，自然成本很低。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的缝隙进入政府，把全部生命消磨在儒书之中，就没有精力谋反作乱了，统治者因此很省心。但是因为隋朝的短暂统治，这一发明没能得到很好的实践应用。后起之秀的唐代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杨广的这一伟大设想。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曾兴奋地表达了他对科举的看法：“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科举制度确实有很多好处，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参加了政权，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也使士族制度逐渐消亡。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斛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古谚
然而李世民真的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这个口袋搜罗下所有的天下豪杰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
科举考试很辛苦。考试时间持续24小时到72小时不等。考生需要长途跋涉去参加考试，有时候整个村落会集资资助一名考生。考试的时候，考生在一间非常小的房间里，一张休息的长椅、一张答卷与吃饭用的桌子和一盏照明用的油灯，这就是数天智力劳作的道具。科举考试的通过率大约2％，落榜考生为了终身前途，不惜连年重考。有很多因为心理脆弱者为此而自杀。
唐政府为了避免因一次考试失误，遗漏人才，故有试前品评的惯例。此法初衷虽好，但衍生出不少毛病。考生为增加中仕机会，皆行“公卷”，就是先把平日作品送呈京师名人品评。杜甫就曾以三大礼赋供人品评，李白也上书韩朝宗称自己“身长七尺，心雄万丈”。士人此举，用意是争取名人品评，先博得考官美言，增加中试机会，甚而在应考前已定名次。
由于试前推荐的重要，考生争相要求名人品评，甚而不顾廉耻。先是为登访名人，奉上大量金钱要求接见，进而呈上自己的文章望得好评，名为“求知己”，若名人不阅不评，则再投，谓“温卷”，甚至温卷亦不得品评，更会当路拦截，要求接见。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
此外，当时还有相当于破格录取的“通榜”，即考官取士，仅取品评者或考生名声，不问应试答题的优劣。如韩愈因负文名，经其好评的士子便多被录取；又如陆贽知负责主考，梁肃、崔元翰所推荐者皆予录取；再如裴思谦更凭宦官仇士良推荐而得状元。这就违背了最初的公平准则。
科举考试设计上也有一个致命缺陷：习非所用。唐初进士、明经、明算、明法等科并行；其后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实用性科目不复受重视。人们皆以当官为荣，实用技术既不能凭之入仕，学习者自然减少。唐初所开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但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而产生。影响所及，实用之学渐受轻视。客观上造成了中华民族之后长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底气不足。明代以后，中国科技发展日渐放缓，与此不无关系。
因为明经科重视帖经，考生于是对经籍努力背诵，久之“试学者以帖字为通经，而不穷义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不论明经或进士科，演变至后期，都各走极端。所有这些机械的学习和记忆并不能鼓励学生质疑和反驳所学习到的知识。
与之相对比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创立的大学，重在鼓励学生进行辩论和质询。所以，文艺复兴全盛时期，诞生了许多天才：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莎士比亚、哥白尼和伽利略等等。自由、创新、质疑的学风，为后来社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科举考试的质量与预期效果如何，我们姑且不去再多讨论，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长期后果，看看它与唐王朝衰落的关系。
史学大家钱穆曾指出：“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就是广泛的开放政权。这一制度也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少员多之患。”
据史料记载，高宗时刘祥道在奏折中说：“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武则天当政时，魏玄上书说，“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玄宗时，每年通过人数过两千，“过明经、进士十倍”。可见每年的录取人数只增不减。玄宗时已经是人择官，而不是官择人。“官倍于古，仕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仕。于是，仕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政府只好论资排位，发放俸禄。职位有限，资格无穷。论资排位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于是有了朋党之争。
朋党的形式之一始于“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就是主考官员，经其“提拔”中仕的考生，成为他的门生，门生对座主多有知遇之感。主考官为将来得到协助，也必尽力提携其录取的门生。同年及第者，为求友朋，则互称年兄，彼此结合，于是师生、同年很自然的结成团体，甚至虽不同年而同为及第进士的，也因声气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