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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对于林彪在指挥战斗中的各项重要处置，凡是得当的，符合党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他即给予赞同和支持；凡是违反中央指示或与实际情况相悖的，他都毫不犹豫的表示反对。至于一些非原则的分歧，他常常采取谅解、宽容、等待的态度，不予坚持或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罗荣桓和衷共济，协同配合。特别是进入1946年以后，林彪面临的战争局面更不容乐观，更需要罗荣桓为他排忧解难。
战争的空隙是短暂的。国民党军休整停当后，又于1946年春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次，林彪面临的对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
白崇禧也有“常胜将军”的雅号，据说他从军几十年来还很少打过败仗。白崇禧与杜聿明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扇形攻势”，计划集结五个军十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铁路北上，首先攻夺南满战略要地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兴奋地说：“有‘小诸葛’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对于东北，虽然独占已不可能，但对于已夺之地域，毛泽东和中央作出了“寸土必争”的决策。东北局在《东北大会战部署》中，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引起罗荣桓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如果打不赢，还要不要打第二仗、第三仗？我们是刚刚同敌人交手，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他写信给林彪，明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
林彪不置可否，率领前总移往前线，就近指挥。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敌新一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新三十三师沿铁路、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四平市区轮番进攻。我守城部队为保一旅一个团和七纵即万毅部的二个团，共六千人。敌人进攻延续数日之久，进展甚微。
为了加强对敌防御和迂回，林彪变防守为进攻，以进攻代防守。他命令山东一师、二师和华中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向四平方向西北延伸，以华中三师七旅加强七纵的防御阵地，七旅原在城北三道林子的防务由长春南下的山东七师接管，形成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伸展百余里长的防线，钳制住了蒋军的攻势。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他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累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十四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与四平毗邻的本溪市。兵力已增加到十七个团。本溪是中共东北局等党政军机关的住地，仅有辽东军区的十一个团防守，防御面既宽且广，外围突击力量薄弱，工事也不坚固，战斗形势十分不利。5月2日，辽东军区鉴于敌众我寡，电告林彪，“死守本溪将是孤注一掷，对于长期斗争不利”。林彪同意辽东军区撤出本溪。
进占本溪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四平集结。5月15日，白崇禧、杜聿明集中十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情况确是万分危急，战局的关键在四平右侧的塔子山防线，这里成为封闭东北联军的最后一个缺口。林彪电令三纵：“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三纵回电：“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六时进占哈福站。”林彪厉声重申：“再命塔子山守军，至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看得出来，他对后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其实，早在5月18日当晚，林彪即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开始大踏步后撤。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长春，无异于划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九十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八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一个师一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拼命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关键时刻，罗荣桓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予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州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撤出长春，东北局和联军总指挥部（简称“东总”）转移到了哈尔滨市。
哈尔滨，满语意为“晒网场”。据说古时候是个小渔村，经过创业者的开拓，到20世纪已是繁华非凡，享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1946年6月6日，国共两党达成东北休战协议。经过半年多的来往冲突，双方都需要喘息一阵。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六一六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市已完全孤立。前线部队指挥员判断四平守敌只有一万八千人，建议攻取四平。林彪早有此意，他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6月14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历时十五天，将四平守军压缩至市东北一隅。这时，情报查明，四平守敌实际为三万四千人，且有空投接济，弹药尤足，而沈阳、长春两个方向的敌军共计十个师的兵力已出动增援。联军攻击部队遂于6月30日撤围。
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战斗歼敌一万七千人，联军自己伤亡一万三千人。对于作战失利的原因，除情报不明外，从总指挥部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决策轻率。虽然在战斗发起前，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四平战斗应注意事项》，但实际上有轻敌思想，总部首长也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对此承担了责任。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八百人，攻克城市十五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二百六十万，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随后，林彪挟“秋季攻势”的余威，又发动了“冬季攻势”。在持续九十天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十八座中小城市，歼敌十五万六千人，使敌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
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东北九省保安司令。他们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联手“追剿”林彪。干了一年多，损兵三十万，将一度占领的大城市大部丧失，被撤职查办。
陈诚，国军参谋总长，是蒋介石称赞为最有办法的智将。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后，踌躇满志，扩充军队，调运物资，不断地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周密的军事计划，赢得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片喝采。可惜，此公志大才疏，上阵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东北联军打得灰头灰脑，处处被制，国民党在东北的地盘被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十来个城市，国军中最为精锐的第五军被林彪嚼得连骨头渣都不剩。陈诚自知不是对手，智穷计竭之际不惜装病请辞。
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次走马换将，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卫立煌。与卫立煌同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的符昭骞对同窗好友有一段精采地描述：
卫是蒋集团中最能打仗的一员战将，遇事不畏难，不怕苦，不讨价还价，故取得蒋之欢心和信任。且卫行伍出身，久经战阵，打起仗来，行动敏捷，犹如生龙活虎。许多人认为他是老粗，不学无术，看不起他，也有许多人誉之为曾国藩部下的鲍超。
蒋介石把挽救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卫立煌的身上，有三点理由：一、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二、论人事关系，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的老部下，他都能统驭得了。三、论才能，卫立煌具有罕见的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抗战期间他率领中国远征军转战缅甸，取得空前大捷，获得中外军界一致好评。
卫立煌精明过人，慑于林彪的威名，他违反了从来不讨价的习惯，拒绝挂帅。蒋介石叫张群来劝驾。张群素以能辩著称，鼓起如簧之舌，说得唇焦口干，也无济于事。蒋介石又令顾祝同当说客。顾祝同是卫立煌最熟悉的朋友，私交甚好。他谈了半日，也没劝成。最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来了，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辞修（陈诚字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答应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