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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蒋介石获悉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便责令戴笠派人到上海市布置刺汪。戴笠受命后，命令“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执行这一行刺任务。由于汪精卫生怕河内恐剧重演，所以在上海起居住行，处处留意，防范甚严，陈恭澍一时难以下手。不久，戴笠又派原改组分子、当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高参的戴炳星（又名静园，湖南湘潭人）前往上海，伪装投汪，待机下手。戴炳星在汪伪中混了一阵，无缝插针，工作难以进展，便找借口想返回内地，与戴笠另商办法。一次，他向汪精卫建议，说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特工与汪伪特工展开了一场厮杀。
自己可以回广东劝说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省省长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第三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兼六十四军军长邓龙光等投汪。汪精卫考虑到张、李、邓，都是蒋介石嫡系的广东籍军人，而与自己又有历史关系，就同意派戴炳星携带分别写给张发奎等三人的亲笔信，前往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韶关。戴抵韶关后，即向戴笠汇报，重新研究谋刺计划，并由戴笠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特务十人，随戴炳星返沪，协助戴伺机完成刺汪任务。
不料，戴炳星、吴赓恕等到上海不久，在谋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遭到“七十六号”的通缉。
于是他们不得不分别匿居在法租界。1939年9月，由于戴炳星的妻子泄露机密，“七十六号”侦知戴的行踪，将他逮捕。
“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丁默、李士群并没有马上把他枪毙，而是将他关在“七十六号”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天天供以大鱼大肉、香茶美饮，待如上宾。目的是想通过戴炳星的关系，与“军统”联络。经过双方谈判，戴炳星答应丁、李的要求，并致函重庆，“军统”局复函表示同意。
丁默、李士群在接到“军统”局的复函后，给戴炳星过了目，并准备释放他。但是对信细加研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其他字稍粗，而且是混杂在整篇的信中。他们把这些粗笔迹的字连在一起后，惊恐万分，冷汗湿身，这与全信内容截然相反。信的原文是同意戴炳星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而粗笔迹字连起来的意思，却是要戴炳星伪装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寻机除去丁、李，进而会同“军统”上海区，打垮“七十六号”。于是，戴炳星全身被重新详细搜查，从戴的衣服夹层里，搜查出了秘密文件。“七十六号”头目发现自己险些上了大当，恼恨之极，经由丁默、李士群“签报”，周佛海核准，并经汪精卫批准，在这一年年底，将戴炳星枪决。
戴炳星死后，吴赓恕因刺汪任务没有完成，仍千方百计谋求刺汪。他到处寻找同伙，伺机钻汪伪政府的空子。他探悉过去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同学陈承纶在伪维新政府警备司当科员，便函邀他见面。见面后，吴赓恕公开自己的“军统”身份，威逼陈去谋刺汪精卫以自赎。因为汪精卫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官，吴便要陈利用“师生关系”，投靠汪精卫，首先换取汪的信任，然后一步步地做到能自由来往汪的卧室，待时机成熟，或是以定时炸弹安放汪的床下，或是下毒药，将汪干掉。吴赓恕威胁陈承纶：如果不干，就要对他不客气。吴赓恕素以凶狠毒辣著名，陈与他尽管已阔别多年，但想他一定兽性有增无减，故“余威”尚存，况且吴现在的“军统”特务身份，更使陈胆战心寒。陈承纶心里暗暗盘算，不接受吴的指令，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果接受下来，又没有胆量去干，万一失事，更是性命难保，家破人亡。
审前度后，权衡利弊，他决定向汪精卫告密，让汪去对付吴赓恕，以为这样或许可以保住性命，在汪精卫“组府”成功后，甚至还能因此得官享禄，弄个幸福生活。
于是，陈承纶秘密去见汪精卫，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根据汪精卫的指令，陈承纶见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陈春圃，再由陈春圃介绍去拜见“七十六号”头目丁默。丁默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即决定将计就计，先让陈承纶向汪精卫要一封约做自己秘书的亲笔信，隔了两天，又让陈承纶打电话约吴赓恕见面。吴赓恕约陈立即到一旅馆会晤。由于吴约的时间过于急促，无法事前通知丁默，只好先去应约。陈承纶见到吴赓恕，骄傲地把汪精卫写给他的那封信交给吴看。吴对汪的笔迹是认得的，看后信以为真，对陈赞不绝口，说陈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陈承纶则表示要先回南京，把伪警务司的工作结束一下，再来上海就任汪精卫的秘书。这样，吴赓恕就开始落进了丁默所设的圈套。
陈承纶回到南京没几天，就收到吴赓恕的来信，要他立即来沪。陈马上回上海，先去“七十六号”看了丁默，然后打电话给吴赓恕。吴立即约陈见面。这时吴对陈已经信任无疑，因此把见面的地点约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相交的某幢房子。陈承纶把相约地址通知了丁默后，如期赴约。吴赓恕哪料得这些，两人见了面，还没讲几句话，日本便衣宪兵和冒充法租界巡捕房人员的潘达，及其他“七十六号”特务便一拥而入，把两人一起抓走。
如此轻而易举地“逮捕”吴赓恕，是经过丁默精心策划的。吴是“军统”特务，又是谋刺汪精卫的要犯，抓吴是汪精卫直接下达的命令，吴万一逃跑，就无法向汪精卫交代。因为那时“七十六号”要在租界上公开抓人，还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人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七十六号”要到租界捕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交道，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尽快“放笼”（暗中通知），让逮捕对象避开。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丁默、李士群生怕这次再蹈覆辙，便想出一条声东击西的妙策。他们先让耿绩之与法捕房联系，进行私下交易，接着又让日本宪兵队下面交涉，但故意把被捕人的门牌弄错。当日本宪兵、“七十六号”特务会同法捕房人员来到故意弄错门牌的那一家时，理所当然见不到罪犯。但法巡捕房人员一走，日本宪兵和“七十六号”特务便马上又回头扑向吴赓恕和陈承纶会面的地点，把两人抓了起来。实际上，真地址与假地址相隔只有十多家而已。事后，法巡捕房对耿绩之与日本宪兵都很不满，但他们推托说手续是完备的，只是弄错了门牌，临时发觉，因时间急促，惟恐罪犯逃掉，没有重行会同行动，只好权宜从事了。法巡捕房因人已被抓到，也无可奈何。
陈承纶与吴赓恕被押到“七十六号”后，陈即被释放。吴赓恕被推进审讯室，在审讯时，起初还想抵赖，经过抽皮鞭、灌冷水，还没轮到上老虎凳，便如实招认。丁默见刺犯已抓到手，供词又有了，洋洋自得，十分高兴。他立即将吴的口供报送汪精卫，汪精卫毫不犹豫，亲笔批示“枪决”。于是，上海刺汪的密谋夭折了。
蒋介石并不甘心，指示军统继续对汪精卫进行追杀。1939年11月，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伪组织傀儡，在日寇的指挥下，将在青岛举行所谓“青岛会谈”。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青岛做了布置，预备在举行青岛会谈时，狙击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首脑梁鸿志、王克敏，以破坏会谈。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根据原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提供的线索，带王天木先于汪精卫到了青岛。这时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原是王天木的部下，傅的地址王是知道的。于是，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毫不费力先捕到了傅胜兰，后又捕到了傅的部属也是傅的情人———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及总务科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一起十数人，连电台全部破获。军统在青岛的人事组织都给王天木做了“礼品”，送给了汪精卫。丁美珍被捕后提出，只要使傅胜兰恢复自由，马上与她结婚，她可以叫傅率领所属人员投汪。李士群当即完全接受了下来，“青岛会谈”在“七十六”号特务参加的警戒下得以顺利完成。
17粉墨登场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乘坐“北光丸”抵达上海。随即，汪精卫、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及已在上海的褚民谊等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总裁，合法地变更“国策”；第二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成员；第三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还向日本军部代表要求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组府”问题。
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将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感觉到他与汪在对日“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更大了，终于“忍不住”急电阻拦，电文是：以汪的地位万不可赴日，“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精卫在复电中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指责陈公博不肯随他行动，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陈公博无言以对，只得闲居香港。
汪精卫于5月31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前往东京，就“组府”问题，与日本政府谈判。汪偕周佛海、梅思平等，带着一份“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去拜见他的日本主子，却一直受到冷遇。直至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
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及前首相近卫等人，才分别招见了汪，传达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自6月10日起，汪精卫等与日本内阁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外相有吉、藏相石渡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会谈。日本平沼内阁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在谈判中坚持“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方案。
按汪精卫的意图，他的“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党还都”做幌子，以收揽人心，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但日本人认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效，更有欺骗性。后来又考虑汪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让他试着办。
但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一鼻子灰，上了“应当怎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具有特殊性，不容汪精卫的政权染指；取消“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府也有困难。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能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听后大惊失措，马上辩解道：“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见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汪精卫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他暗自庆幸，此行虽然不太顺当，但这头号奴才的帽子总算扣到脑袋上了，却也值得。
1939年6月，汪精卫回国。此时的汪精卫回味着在日本的时光，望着茫茫无际的大海，滚滚波涛，大浪咆哮；思索这变化莫测的6月天气，心中又是一沉。心里盘算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奸的“圣旨”，但真要当上傀儡王，面对敌占区，大小汉奸林立，自行其是，各有靠山，纷纭复杂的形势，却还不知要磕多少响头啊！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发表组建伪政权的言论。
汪精卫一下船，南跑北窜，忙得不亦乐乎。他一面忙着晋见日寇驻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一面四处讲话，大放厥词。在上海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浑话，接着又大讲什么“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际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8月的广州，烈日炎炎，热浪灼人，9日，汪精卫全然不顾，跑到这里做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拖人下水，扩大汉奸队伍。他称：由于蒋介石坚持抗战，使可以实现的和平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会晤，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如果广东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指挥官的同意，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依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可是，响应之人寥寥无几，只有张君劢发了一则“通电”，算是凑了趣。8月上旬，汪精卫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达成如下协议：（一）在进行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时，也要进行华南政权的建立工作。（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要是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其与日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三）华南政权如果建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交该政权。（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秘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对余汉谋，以分化其部属为主。陈济棠和许崇智，暂时缺乏挺身而出的决心，可使陈之旧部黄质文合作，使其进行拉拢陈济棠旧部。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待和知机关的措施，但汪也要与之直接联系。（五）为了建立华南政权，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
汪精卫在失望、懊丧中回到上海，拼凑了一帮汉奸骨干开会，策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己的登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8月15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答问（一）》一文，再论撤兵问题。文中说：大凡两国交兵，其回复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战，第二步是和平谈判，第三步是撤兵。如果蒋介石也赞成和平反共，那么，全国以内，没有交战形势存在，由全国停战，而全国和平谈判，而全国撤兵，自然容易得多。可是蒋介石既然无望，则先由部分做起，依次及于全国，实为今日救国惟一方法。21日，又发表《答问（二）》一文，谈为何对日当初主战，如今为什么主和，称：当初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在一个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荣，所以要谋和平之实现。
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此事使汪等大伤脑筋。这时，正好汪的一个旧部下名叫周化民，受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欧洲，事毕回到香港。他回重庆复命时，汪付以重金，要他去招人充当“代表”。
周化民匆匆赶到重庆，一见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中过去追随过汪的人，就悄悄把三千元钱塞过去，嬉皮笑脸地说：
“如果愿意回上海，非常欢迎，这钱就作为路费。要是去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几个人，好言相劝，馈以金钱，这些人虽爱钱如命，照收不误，却没有一个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