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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汪伪“七十六号门”先后破坏和逮捕军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组织和人员，重庆方面便决心除李，由戴笠交给周佛海执行。但是，李是汪精卫的宠臣，不能公然捕杀，只能暗下毒手，将其干掉。
李士群平时与宪兵队矛盾较深，特别是李自兼江苏省长后对冈村更为傲慢不恭，又经熊剑东从中挑拨，冈村便决心把李干掉。熊向冈村建议，用请客下毒的办法除李，于是，1943年9月6日晚，日寇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以调解李士群与伪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为由，由冈村出面，在百老汇大厦请客。李对日寇要对他开刀，已有所风闻，也处处戒备。可是见面后，冈村和熊剑东摆出一副真诚相见、尽释前嫌的姿态，李士群的警惕性也很快松弛下来。原来商定连冈村的香烟也不吸的李士群，不仅互相递送香烟，而且开始喝起汽水和酒来。事前，周佛海花了很多钱，买通了日本的一个侍女，让侍女放一种毒药在莱里。这种毒药是用河豚的仔晒干，磨成粉末。它有个特点，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因为立即死掉后凶手一定会被发现。这样把李士群请到百老汇大厦，事先又告诉侍女，谁坐在什么地方，并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侍女看，要她把有毒药的菜，送到李士群面前。
李士群一向都很警惕，到任何地方即不喝茶，也不吃饭，说完就走。但那天是应日本人之邀，他不敢不吃。因此，他勉强吃了一点冷菜。回去之后虽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呕吐出来，但已来不及了。36小时后，李周身出汗，连续高烧，瞳孔放大，关节失灵，不几天，李士群就在苏州死了。李死之后，周佛海很高兴，但是周并不就此罢休，还乘机散布谣言说，是因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和医生褚麟荪乱搞男女关系，而把李干掉的。用这种谣言，把事情弄得真伪不分。事实上，钱是周拿出来的，具体办法是他们商量决定的。
李士群之死，汪精卫明知其中有名堂，甚有兔死狐悲之感，却不敢追究。而且向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柴山中将表示：“传闻汪精卫与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在一起。
日本宪兵队冈村与李士群之死有关，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它。“汪对自己的亲信所能做到的，只是拨款五万元为其治丧而已。
汪对日本主子的强行霸道、无恶不作，总是忍气吞声，摇尾乞怜。
有一次，有人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后向汪精卫叹苦经、发牢骚，汪却满不在乎，厚颜无耻地说：“小不忍乱大谋。我们国家太没有力量，国人太不争气，事事都不如别人。抗战前，我们名义上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是一样受日本人和英、美、法等国人的气？特别是日本人的气我们受得最多，你总不会忘记。何况今天我们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并且是依赖他们，哪还能不受点气？”
那个人听了这番话，感到无言可对。汪却继续说：“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么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共产党一天天壮大，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拉下水来帮助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呢？”
汪精卫的这样一笔账算得很有“头脑”，在他看来，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当奴才比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气要“合算”；而为了反共受点气，又总比被抛弃要“合算”。这样洋奴哲学可算够新鲜了。
但是，汪精卫和他的亲信们在私下里，一种担心被主子踢开的悲哀，还是油然而生。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日夕彷徨，忧心如捣”，“这台戏真不知如何唱下去”，“事已至此，不能中止”，“前途困难虽多，却不能不干，只有不顾一切干下去”。
被日寇紧紧绑在战车上的汪精卫，在六十岁生日时做了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悲观落魄的思想情绪：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表明他只要“尚存一息”，就要卖国到底，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20“无耻之徒”骂大汉奸
吴稚晖与汪精卫从至交、好友到死敌/“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从极香到极臭有“无耻之徒”雅号的吴稚晖，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但实际上他是既要官当，又受贿赂。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出任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逝世后，吴稚晖同邹鲁、谢持等国民党右派一起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但会后，又写信给汪精卫说：“此间情形复杂，凡非本人亲笔签名，概不负责。”以后右派得势，他就自称是西山会议派；失势，他就加以否认。其德行就略见一斑了。北伐战争期间，他在国民党内部兼几个委员会的委员，有人问他：“你不是不做官的吗？”他却恬不知耻地说：“做委员不算做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做政治部主任，有人问：“政治部主任不是委员了，算什么呢？”他却说：“我当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和邓演达对垒，事情我并不做。”这就是他不做官的真相。
1929年缪斌获得宋美龄的青睐，拉他做江苏民政厅长，吴稚晖不知内情，以缪斌年少任性、行为不检，不应主持一省地方行政，出面反对。缪斌眼看民政厅长有告吹危险，赶紧在吴稚晖挂大衣的地方摸了一下，据说是放了八万元的支票。此说虽无可考证，但下一次会上，吴就不反对了。缪斌走马上任，卖官鬻爵，收入和宋美龄四六分成。抗日战争爆发，缪斌荣任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会长”，汉奸的资格比汪精卫还老。因此有人为吴稚晖“不做官、不要钱”的口号下一注解，叫做“有做官———嫌小；不要钱———嫌少！”
吴稚晖牙齿都早已脱落，这也是人们称他“无耻之徒”的一个原因吧。蒋介石每有重大举动，吴稚晖总是不惜苍髯皓首，鞍前马后，摇唇鼓舌，大造舆论。1930年3月，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回到潼关召开军事会议，做反蒋的军事部署。3月31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通电。此时蒋记中央对冯玉祥的行踪有种种猜测。吴稚晖曾给冯玉祥去一电报，对冯进行讽刺、笑骂，借以探明冯的行踪。电文称冯玉祥甘心充当阎锡山的傀儡，成全了阎锡山这一“十九年之不倒翁”。挖苦冯虽然“须臾逃死”，“以返秦中”，但是也“虚悬爱民之志，徒老垂白之头，干戈中心不能有所解决也。”冯玉祥反唇相讥，用诸葛亮骂王朗的笔调，回吴电称：“顷奉先生之电，迥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间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冯此电通告全国。这些词句虽是仿诸葛亮骂王朗的，但王朗一骂无地自容竟气绝而死，但吴稚晖”修养“极佳，却还我行我素，老着脸皮当蒋介石的奴才，真不愧为”无耻之徒“。
吴稚晖和汪精卫的关系渊源很深，他们同是同盟会老会员，而且交情甚笃，非常投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自鸣高洁，退出政坛，主张“六不主义”、“八不主义”，标榜“不吸烟”、“不纳妾”、“不当议员”等等。后汪精卫、吴稚晖一起赴巴黎留学，关系密切，无话不谈。有一次，吴稚晖手捧一顶军帽，严肃地献给汪精卫，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汪表示他对军事不感兴趣，以他的才智，不可能成为军事家。汪的一席话使吴稚晖异常失望。这可能是汪、吴后来绝交，吴稚晖投靠蒋介石这个掌握军权的靠山的原因吧！
汪、吴两家交谊甚厚，陈璧君对吴稚晖尤具好感。直奉战争前夕，吴在北京创办一所“海外预备学校”，陈璧君以吴的学识和两家的交谊，毅然遣其男女娇子远离膝下，专程北去，就学吴门，同行的还有由汪氏夫妇照料的至戚朱执信的两女。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与蒋介石初次交恶，汪一怒出国赴法。次年4月回国，蒋让吴稚晖等同汪会谈，目的是拉汪分共。汪却与陈独秀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吴稚晖大骂汪精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
立，汪精卫和吴稚晖一度成为政敌。于是，彼此公开以文字对骂，不堪入目。后汪当上了行政院长，汪、吴又握手言和，吴又成了汪家的座上客。抗战初期的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官邸宴客，赴宴的都是国民党中枢要人。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当前时局，人人为累卵之危，情绪冲动不佳。突然，座中被视为政坛泰斗、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走到汪的座前跪下，无限悲戚、感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被吴的突然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合座所观，甚感悲哀。当时，汪的幼女看到这戏剧般的场面，以为是酒后余兴，大笑观看，感到非常滑稽有趣。事后，陈璧君也认为有失体面，责备汪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
汪只好忍气吞声地叹气。
汪精卫投敌后，吴稚晖写文章，做讲演大骂汪精卫，他可能感到，他不知耻是做了蒋介石的走狗，汪精卫却大大超过了他，成为日本人的奴才。愤恨之极，集他几十年所学的国语，都用在汪精卫身上。
他说汪精卫“从极左到极右，从极高到极低，从极香到极臭”，似幽灵般，似蛇蝎般，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将国家的前途当做儿戏，当做魔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实不知有几人。国家出了那么一个政治人物，真是不幸，“庆父不去，鲁难未已”。这段话语虽杂乱，确也切实而沉痛，看来是只有汪精卫的知己，才能总结出来。
吴稚晖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篇，题为《卖国贼是世上最丑恶的毒物》，副题为《汪精卫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为之》，内有：“汪贼夫妇的投降卖国的丑事，拿议和名目来遮羞，还替少数无耻之徒来遮羞，希望收罗小卖国贼。于是大小卖国贼，想弄点波浪出来，替他们的晚爷来剿灭自己的祖宗。大者骗到一字并肩王，小者骗到老头票，想享短命的富贵。哈哈，我问汪贼夫妇，你这和字从哪里听到的。不是由你大晚爷近卫口里出来的吗，还由你小晚爷安藤口里复述的吗？果然如此，那么是你小鬼爷爷来求和。什么议和呢？你们不是发昏吗？堂堂大英国的武官，还在那里受虐待，堂堂大美国的太太，还在那里吃耳光，你们的小鬼爷爷，正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一双螳螂，掮起小手刀，要消灭世界，什么反向我们来求和呢？不是三岁小孩，都要听了笑到牙齿脱落，狂喊这是骗上当，这是骗上当，不是白痴，不会上当的。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直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仅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亦便于大家在汪贼汪逆之外，称个汪精怪，知道是你。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缪丑，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为你易名。”“说到这里，朋友又来给我汪贼8月9日在广州播音演讲，要我批评。我来批评卖国贼的狗放屁，我已经不大高兴。但也不免苦眼睛不看，看他一看。岂知一看的好处，却发现了汪贼夫妇，做卖国贼的前身。原来他们是先学三等娼妓，拿三等娼妓的工夫，来做卖国伎俩的。”吴稚晖骂得痛快，却不堪入耳。人们形容不好骂出口的话时说“难以启齿”，但吴稚晖牙齿已全部脱落，就不存在不好启齿的问题了，也不管什么政客、学者的身份了。“无耻之徒”臭骂大汉奸，可见，汪精卫算得上无耻之尤了。
21汪记群丑
汪记汉奸群体犹如一个积累多年的大沉渣缸，包含各式各样的社会沉渣、人民的蟊贼。其中有的是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余孽，有的是从抗战阵营中脱逃出去的官僚、政客，有的是素来认贼做父的亲日投降分子与买办资本家，有的是早已为人民唾弃的特务分子。在日寇的卵翼下，他们凑到一起，既互相勾结又相互倾轧，不仅有派系间的争斗，而且有派系内的内讧。在他们粉墨登台后，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作威作福，醇酒妇人，无所不为，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892年10月19日生于广州官宦之家，幼年醉心于各种旧小说，青年时参加过反清革命；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与蔡元培、陈独秀见过一面，他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和同乡谭平山等来到上海，创办《政衡》杂志，后回到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此后，他的政治热情急剧跌落下来，1922年在广州声明脱党；赴美国留学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1925年春，有着广东法专、北京大学、哥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
伦比亚大学三张文凭的陈公博回到广州，引起广东党政要人汪精卫、廖仲恺的注意，廖仲恺对陈寄予厚望，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陈公博被廖仲恺说服了，并经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跃登政治舞台，任广东大学校长，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飞黄腾达，招致了国共两方面的不满，他自称是“处在一个夹攻地位”：一方面，一些共产党人视他为退党分子，不无防备；另一方面，一部分国民党人又视他为共产党，处处投以“歧视的目光”。实际上，陈公博这个时期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后和汪精卫趣味相投，逐渐成为汪精卫生死不离的股肱、汪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逐步演变为国民党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改组派的首领。“改组同志会总部”建立后，势力日盛，这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中原大战后，反蒋派遭到惨败，使得陈公博心灰意懒。离开天津前往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他沉溺在喝酒、打牌、玩女人的荒淫糜烂之中，不想过问政治了。
蒋、汪合作时期，他任实业部长，后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由于“CC派”和“黄埔系”处处捣乱，陈无所作为，不是在公馆里打麻将，就是四处寻花问柳，他当部长时的艳史，如提起了风流部长，在当时的南京、上海无人不知是陈公博。而他自己对于“风流”一词，有熟人相戏，亦笑而受之不愧。他曾追缠秦淮歌女，广结交际花，勾搭闻名舞女，为此，上海报纸喧腾，远近皆知。但流传最广的，还是他与何家三姐妹何大姑、何二姑、何三姑的里里外外。何二姑早已嫁人，但鲜为人知，何大姑、何二姑居然与陈公博夫人同居。何家两兄弟也因此裙带关系而做了局长。但人们要问陈公博夫人是谁，却不知有李励庄，也不知有何三姑，却公认是莫国康。提起莫国康，倒是一个出奇的怪物，她分明是陈公博的外室，对外却自称“老大未嫁”，要独身终生。此人原是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那时陈在执信中学教书，莫国康是他的学生。1926年以后，随陈参加北伐，瞒着陈妻李励庄与陈暗通。陈投敌以后，出任伪立法院长，莫就以伪立法委员的身份侍奉在侧，参与机要。陈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