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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星之子 作者:康奈尔-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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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年7月7日,纽约《先驱》刊登了一则对费城一名军官的采访记。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位军官并不在乎提及他的姓名,他十分了解这位年轻的将军,把卡斯特比做一支温度计。也许他的剖析是正确的:“卡斯特确实曾是一名‘最得宠的士兵’,他的荣升当之无愧,但比之有相同功绩的人来说,他好像提拔得更快。同菲尔·谢立丹一同作战,他得宠于谢立丹的推荐与庇护,卡斯特高升了,可是,菲尔·谢立丹赞赏他的英勇、无畏,喜欢他的锐气,却从来没有信服过他的判断力。谢立丹总是冷静如冰,卡斯特却常常急爆如火。如此青春年华,却又荣升到这么高的指挥官位置,他的经验自然不足以应付这么高的指挥权力并获取成功。”他在西点军校的表现,也成为人们对他的提拔感到震惊的一个原因。在西点,他更像一棵萎草,而不是一束鲜花。他是第34届第34班毕业生,在校期间,累计过失达726次,使他欣慰的是排在军校学员乔治·瓦特的前边,或者说比他还劣一点吧。瓦特以仅次于他的695次过失记录毕业。最寄希望,最杰出的精华毕业生是帕特里克·亨利·罗凯,但他在宾夕尼亚的葛底斯堡被杀害。

  过失记录还存放在西点档案馆里,所以,可以查阅到卡斯特违反纪律的过失:

  1857年9月29日:在阅兵场行进时精力不集中。

  1857年12月19日:下午3点半到4点,以非常不像样的吊儿郎当的样子,朝兵站扔石头。

  1857年12月19日:下午3点钟,用粗暴的声音呼喊下士。

  1858年2月21日:在排风装置上放置禁止放置的东西。

  1858年3月8日:把烹饪用具放在壁炉里。

  1858年4月3日:在年级会议上头发太长。

  1858年5月14日:在年级会议列队中,四处张望。

  1858年6月26日:在帐篷后边倒垃圾。

  1859年6月26日:阅兵时迟到。

  1859年6月27日:在M·H连队晚餐时,迟到。

  1859年元月27日:晚饭迟到。

  1859年元月30日:早饭迟到。

  1859年2月5日:在学校第4节绘图课上说笑。

  1859年2月17日:下午及声、半至2点,朝bks门廊扔雪球。

  1859年3月18日:晚餐时(实为17号),在M·H扔面包。

  1859年4月22日:晚上7~8点钟在洗涤槽吵吵嚷嚷。

  1859年11月19日:在学院绘图课上偷闲说笑(实为15号)。

  1860年2月17日:早晨9点半至10点钟用铅笔损坏墙壁。

  1860年3月19日:早晨9点半至10点钟,房间零乱,床铺不整齐,没有拖地。

  1860年3月19日:早晨9点半至10点钟钟,面包、黄油、土豆、盘子、刀子与叉子狼藉。

  1860年7月4日:晚餐时,挥动胳膊模仿游泳动作。

  1861年2月3日:检查时,胡子太长。

  1861年3月10日:检查时,头发太长。

  1861年4月3日:下午4点至5点钟,在BKS的附近扔雪球。

  1861年6月4日:早晨11点钟,穿衬衣,挽着袖子,脚蹬窗框,坐在窗台上。

  1861年6月15日:在大衣上戴未经许可的装饰物,行军时,离开警卫岗位。

  1861年6月22日:早晨检查时,发现营帐里放置大多用具。

  1861年6月23日:在迪利乌吉迪西行军时,挥动胳膊。

  1861年6月27日:在迪利乌吉迪西行军时,挥动胳膊。

  同一般学员那样,他无视纪律、浪荡、酗酒,至少这样。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不顺和、行为偏执的人。他的一位同室同学后来回忆说,他对任何事都是毫不经心:“不管对他所学的知识掌握的怎样,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不愿让那些事扰烦他。”

  一位传记家说过:“西点曾为一个没有指望的人苦恼过,卡斯特自己也说过,他在军校的那些日子,可能曾经是相继入学学员们过关借鉴的典型。”

  没有人试图去解释他惊人的飞黄腾达。在布尔·伦,作为一名副官,他由于作战勇敢而受到嘉奖。那年8月,也就是离开西点两月之后,他就被提升为旅长菲利普·克尼将军的副官。

  1862年春天,在威廉F·鲍迪·史密斯将军手下任职时,他简直是真正地青云直上了。那时,汽球驾驶员T.S·C·洛教授曾被美利坚合众国雇用,在里土满附近的南部邦联支持者军队上空侦察,可洛的报告只是些什么“新土木工事”啦,“庞大的营地”啦,“大规模活动”啦,等等。于是,史密斯叫卡斯特带上笔记本、铅笔、指南针和望远镜,跳进一个筐子里,随汽球起飞,在空中做实地侦探记录。卡斯特接受了这个命令,他承认,“我一点也不惊慌,既然我从这独一无一二的选择机会中选择了登高服务,我也便有机会成了登高的人物,而这个推荐则远远超过我从未期望过的高度。”

  有他的一张照片(几乎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他如同商店商品陈列台上站立的时装模特儿,身着大星星与竖条图案的时装。地勤人员把这张像用绳子拉直,悬挂在史密斯总部附近三四十英尺的高处。“简直像一个狂热未被驯服的动物”。卡斯特不愿走近它:

  在此之前,我除了远远地见过汽球外,从未仔细审视过它。由于对它的结构的好奇,我差不多对它的所有部件做了仔细研究。此时,这位汽球驾驰员宣布。一切已准备就序。他问我是独自一个上去呢,还是由他来陪同,但更坦率地说,我希望不上去更好;如果非得上去的话,有汽球员作伴自然是更合意的事了。我毫不在乎的说,他可以同我一齐升空。我们乘坐的筐子约2英尺高,4英尺长,2英尺多宽,整个结构差不多像一只同等尺寸的普通柳条筐(除把手外),筐子绑在汽球的绳索上。

  我的助手向拽着4根绳子的人们示出方位之后,跨了进去,并告知我到筐里就坐,我照做了。在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乘的汽球就要升空时,我明白我们已在离开大地。周围非常寂静,几乎感觉不出一声、声音,我们在升向云端。这位助手握着固定在筐子上头2英尺高处的铁箍带,端直地站着,我也竭力站了起来。此刻,我乘坐汽球的信心还不十分坚定。然而,为了证实这一进程,我保持坐在筐子底,紧紧抓着筐子两侧。我首次端详起筐子的结构来。在我看来,它确实是脆弱的,不像是能承什强行力口在它上面的一声、点重量,四边与底部的空隙好似巨大无比。我们离地球越远,这些空隙似乎变得越大。直至我几乎想象着,一个人可能会从这些空隙中跌落下去。我问我的伙伴,汽球是否确实是安全可靠的,他说,肯定无疑,说着,为了证实他的断言,他开始蹦跳起来……

  汽球飘移在大约1000英尺时,卡斯特总算开始有点定下心来。在他的右方,他可以看见约克河朝切萨皮克湾流去;他的左方,是詹姆斯市。它们之间是两个庞大的交战部队的战场。借助望远镜,在汽球每一瞬间的稳定时刻,他可以分辨出工事轮廓,营地,还可以“看见缓缓地从炮眼里探出来的”重炮。

  他自己也成了被观察的对象,南部邦联支持者的士兵们围聚在战壕里,凝视着这个庞大的汽球。他们为什么没有朝他射击?他们明明知道他是间谍,他也在他们的大炮射程范围内。临时搭起来的炮手台大概已经把炮弹导架升起来了,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呆呆地盯着看,好似被这个鬼怪攫住了。

  鲍迪·史密斯认为观察极为重要有用,差不多命令他每天高高飘在上空,直至南邦联盟支持部队被迫后撒。

  同年5月,在里土满战役中,他受到了迈克莱兰将军的重视。那时,急需要渡过查克霍梅尼河,可桥已被拆除,对岸又被南部邦联支持军队把守着。迈克莱兰将军的总工程师需要知道是否可以涉水过河,便转向卡斯特。卡斯特二话没说,立即跳入水中,朝对岸跑去——一个庞大、缓慢移动的目标!要是叛军士兵警觉的话,他的胸膛肯定成了子弹靶子了,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可是,据说,他连紧身短上衣都没有脱,便跃入急流中。1876年,迈克莱兰将军给卡斯特的遗孀写信道:“人们向我汇报说,他在完成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时,极其英勇无畏……我立刻召见了他,在表达了我对他的感激之后,问他我能为他做什么,他似乎并没有关注他所做的事的重要性,也没有任何要求。因此,我问他是否愿意以上尉的身份做我的参谋人员,他高兴地接受了,留在我的身边,直至我的指挥权被解除。”

  就在那个酷热的热天,他杀了一个人,也许是他杀死的第一个人。那在白栎树沼泽地,他所在的兵团在艾夫里将军的指挥下,袭击了沼泽地敌人阵地。卡斯特开始追击骑一匹良马的一名军官。在给他的妹妹莉迪娅·安的一封信中,他吐露了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追猎:“我把他选作我的追捕猎物……”叛军跳到一个栅栏旁,卡斯特变得更加激动起来,他大声呼喊,令这个叛军投降,但此人不予理睬,于是,卡斯特开了枪。什么也没发生,他又开了一枪,这位叛军在马鞍上摇晃了一下,悬挂了一阵子,倒在地上。卡斯特骑马越过他去追寻其它猎物。不久,他又看见了那匹失掉主人的马,是由一条红色摩洛哥皮护胸带认出的。“我享用了它,并打算把它留下。马鞍也留下了,这是一个奢华的马鞍,蒙盖了一层黑色摩洛哥皮革;上面有银装饰钉。”

  亲眼看见他杀死这名叛军军官的副官说,那个南方叛军军官倒在卡斯特脚下,翻滚了几下,摊开双手,嘴里喷涌着鲜血,死了。卡斯特给莉迪亚写道:“这是他自己的过错,我两次喊他投降……”

  这位富有的叛军是谁?什么人在战场上使用这么奢侈的马具,无人可知。

  卡斯特不仅获得了一具奢华、有装饰的马鞍及一匹良马,而且也获得了死者锋利的马刀,刀面上雕刻着一句西班牙语:Nome Sagues Sin razon;no me envalnes Sin honer。即:无缘不杀人,无荣不收刀。由于是西班牙语,它常被称为“托莱多”①钢口。然而,著名的卡斯特的历史编撰家,劳伦斯·弗罗斯特用放大镜仔细查看后,也未能找到它的确证来。固然,在靠近剑柄处,有几个西班牙字的痕迹,他认出是所林吉恩,是一个德国制剑匠的名字。马刀比骑兵用的标准马刀约长3英寸,宽半英寸,但却比骑兵用的标准马刀重近2倍。这证明这位南部邦联支持者必定是一个大人物。卡斯特自己站着还不足6英尺,也很单薄,但挥起刀来,却显得具有神奇的体力。然而,他对这些规格尺寸的情趣,远不抵挥舞它再次砍杀敌人时的瘾头。

  ①托莱多:西班牙托莱多城。位于西班牙中部濒塔霍河。以产精致的剑著称。

  他喜爱马刀,显然,如同收集法国白兰地酒瓶的人或集邮爱好者那样,他以纯真的乐趣收集它们。在弗罗斯特先生收获的这些马刀中,有一把十分奇特,它有一个圆头式的象牙柄,是一个镀金狮子头。“上面还镶嵌着如同一双眼睛似的两颗红宝石”,可能是英国造的,而且,可能是剑主人先祖的遗物。后来,还有一把是国民军警军官的,它带有一个珠母刻槽的剑柄,柄头是一个呈圆形的黄铜骑士头盔,19世纪中期的产品,产自马萨诸塞的奇科皮布。

  在费雷德里克笔下,卡斯特刀削般的颧骨和冷竣的面相,显现了他的“早惠与冷酷无情”。他有一张天赋的武士脸型,配着那双深邃的咄咄逼人的眼睛,一只高高隆起的鹰似的刀刻型鼻子。卡斯特的几个朋友也都赞同这种描述。一个陪同他穿过“黑山”的人(仅知他是一位有身份的人)说,卡斯特有很强的记忆力,注重细节问题,但他所吸收的东西,都是刻印在他记忆中的东西,而不是经过他思索后融汇贯通的东西:“他不是一位哲学家,他可以从他的头脑中抽取论据,但却不能对它们做精辟的分析,并给出综合性结论,他不是一位研究者,也不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他喜欢参加各种实践活动,而不是在那里沉思冥想。”

  南北战争时期,他的勤务兵约瑟夫·弗特撰写了他们1863年的阅历,回忆了这位刚愎自用,而有时又令人难以理解的谦虚的首领。阿尔戴战斗刚刚结束,卡斯特手中拿着一张报纸走来说:“我赢了布里盖尔德准将。”

  弗特回答道:“你赢了一个恶魔。”

  “你说得对。”卡斯特说完,开始大声朗读报纸。

  他同弗特握手并问道:

  “那我用什么东西显示我的军衔呢?”卡斯特问。

  “有了,”弗特说,“叛军刚刚从这儿逃走,他们抢劫、威吓了所有的人,我去看看我能做什么。”

  据这位勤务兵回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找到一位犹太老人,他住宅里有一箱军服和一些星章。我买了两枚星章走回去,在卡斯特指挥部的房间里找到他。他很喜欢这两枚星章,但谁给他缝上?我们又在哪里能找到针线?我在周围四处寻找,总算找到了针线,并把星章缝在他领角上,一边一颗。”

  弗特也提到了卡斯特领导的一场对5倍于他的兵力的反叛军的袭击。如此鲁莽,简直如同自杀,同印第安斗士发狂般的厮杀没两样,印第安斗士相互呼喊着,把战场厮杀之日视为死亡的盛大节日。他好像是一个宿命论者。

  一次,他给妻子写信道:“我绝对不会像任何人那样去祈祷,可是,在我所参加过的各次战斗前夕,我从来不忘记在心中暗自祈祷,虔诚地祈祷。我从不忘记把我交付给‘上帝看护’,请求他能原谅我旧时的罪过,在危机之中守护我……当我为我所有的焦虑祈祷之后,这些焦虑便消失了。我认为,我的命运在全能的上帝手中,这一信念超过任何其它事实与推理,给予我超越我自身的勇敢与无畏。”

  在弗吉尼亚白宫站附近的战斗中,一位士兵的心脏被子弹穿透,“他甚至已没有救助的指望了,但我不能忍受他再次遭受枪击,所以,猛冲到他跟前,把他扛到一个安全地点……”

  也许,就是这些绝对不顾及个人生命的无畏精神,使他迅速攀上了晋升的阶梯;这种激烈的勇敢行为,使他猛跃入查克霍梅尼河,冲过防线去搭救就要死去的士兵,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这不应当算作高级指挥官的才能,然而,退一步来看,一位军官,往往是由他的士兵们来评价的,他们会因自己的军官的行为而受到感化。

  在迈克莱兰将军参谋部工作期间,他天赋的勃勃朝气,变成了仅能被称做是浮夸年华期的什么事了。那时,部队很少有极权主义,至少缺少如同现代的标准化,特别是在军服与穿戴方面。在西点军校,一名士兵穿未经批准的服饰是会被记过处罚的,可是现役列兵的随意衣着并不会受到谴责。军官们在战场上,依旧喜欢随便。卡斯特刚好乘其便,他穿一件紧身轻骑兵夹克衫,一条镶金黄色饰边的裤子,一双叛军的靴于。一位参谋部成员把他比做要杂技的骑兵。弗特回忆,他身穿一件深蓝色海员衬衫(这是他在詹姆斯河的炮舰上获得的),系一条浅红色领带,外套一件袖口上有金黄色圈的平绒夹克,戴一顶南方邦联支持者戴的大檐帽。

  这顶帽子还有一些说法;在阿尔戴战役中,他狂烈猛冲,以至于冲到南部邦联支持者队列纵深处,但又幸运地返回来。据说,他们把他误认为自己人了,不光是由于那顶帽子,也由于他的模样,他确实像他们的一个成员。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戴着这顶帽子,大概由于他那易被晒黑的苍白的皮肤吧,一顶正式的无沿帽,也实在难以遮挡住太阳。所以,他显得十分特别、显眼。他打心眼里喜欢那个扣在他长长的几乎披到肩头的金黄色卷发上的不落俗套的装饰物。

  他一直佩戴有特殊意义的装饰,特别是那条樱桃色领带。他要他的骑兵们都能认出他来,知道他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畏缩在他们后边。投向他脖颈的种种责怪从未使他退缩。他骑马走在前边——总是这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跟随他的人有四分之一不幸残遭伤亡。另一次、他挥舞一把马刀,领导400名志愿人员袭击南部邦联支持者一个师,损失了86个人。那是一场戏剧性而又鲁莽的冒险,它挡住了叛军的向前推进,完成了这次阻击任务。但军事分析家们认为,如果采取谨慎的防御调遣战的话,可以在不损失这么多的人的情况下取得同样结果。

  同“狂马”一样,他差不多总能安然无恙地逃生。除在布里安迪站附近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被弹片划伤外,整个南北战争中,他所遭受的折磨只不过是感冒和有毒的标属植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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