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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的十月是金秋季节，沿“巫人棚屋湾”的榆树在寒冷的秋风中沙沙作响，火红的阳光变成了金黄色，然而那里还没有结霜，柿子树上垂挂着累累的金黄色柿子。会议选择了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优美的场所啊！。
没有太多地注意对友谊的修辞——无论是故意作出的姿态，还是出自内心的笃诚之情，加之翻译的大量篡改与歪曲，但以某种详情来看，似乎还是表明了一些对和平的极度渴望。阿伯特·巴尼兹上尉（他曾负责骑兵中队）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记述道：“这天黄昏，一个我从未注意过的阿拉伯霍人，把一双鹿皮鞋送给我……”
色旦卡给政府官员们讲了话，时间很长。斯坦利被这位笨重且极其危险的基奥瓦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但由于听不懂语言，仅靠色旦卡讲话时的语音意义速记了一点
在这儿，斯坦利还遇见了这位首领的代理人（更严格地说，是基奥瓦人的代理人），杰西·利文沃思少校。他是修建这座著名城堡人的儿子。利文沃思少校此时腿跛了，胡子随着年龄的增加变成银白色，但还是一付精明的模样，且一心致力于红种人主义的事业。他的大衣口袋里常常装着鼓鼓的官方文件资料，而资料的一头总是有近一，英寸左右露在口袋外边，每张文件上都署有他法定名字——‘印第安人代理人利文沃斯’”。这位稀奇占怪的人物——不合格的空想主义的官僚，毕业于西点军校，但不属于军队官员。南北战争时期，他被解职。后来，基奥瓦人指责他受贿，也许，他没有过失，最后，以躲闪的方式离开了那个不稳定的台阶。官方文件如同一件纪念礼物——一出失败戏剧的节目单，贴附在大衣的口袋外边。
“巫人棚屋”堆放了三堆礼物，是华盛顿的“大爸爸”总统送给他的遭受苦难的红种人儿童们的：一堆分发给基奥瓦人和科曼契人，一堆分给阿拉伯霍人与阿帕奇人，另一堆分给夏安人。一筐筐玻璃弹球、小刀和难以计数的小玩艺，还有由圣巴神父买的3423支过多的小喇叭。也有南北战争时期的军装——燕尾服，裤于，靴子，战帽——印第安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把它们做了改制。例如，要是把一顶美利坚合众国的战帽帽顶剪掉的话，将会更合意，帽檐上可以插羽毛，并涂染上各种色条；把裤子屁股部分剪掉，穿起来会更舒服些；靴子的盛脚部分没有用，干脆割下来扔掉，但靴腰经改制后，倒可以塞进鹿皮鞋里。食品则远远超出这些印第安人所料想的，真是一场大丰收。协商会议结束之后，每个人的矮种马都装驮得满满的，但还是无法把所有食品驮回去，白种人也没有多余的袋子把它们带回东边，所以就丢下任其烂掉。
一罐罐黑色火药小筒、雷管、铅、纸制弹药夹、枪等则成为使这些受礼人最为高兴的礼品。同上述礼品相比，它们更有价值，所以，被最后分发。而那些鲁莽性急的年轻勇士们，简直按捺不住了。第一支手枪爆炸，然而，这位开枪勇士似乎更关注被炸毁的手枪，而不是他自己流血的手。不止一支手枪爆炸了，因此，这些印第安人开始嘀嘀咕咕地抱怨起来，他们认为这些白人在欺骗他们。斯坦利记述道，议会将对美利坚合众国这些武器的制造者进行调查，然而，一些左轮手枪还是被发放。印第安人认识它们，并已多次使用它们，知道它们是灵巧有效力的杀伤武器。
武器的发放，把一些军官弄糊涂了，特别是治安委员们，他们感到纳闷，认为这样的礼物是不大合适的，可委员会中的军人成员们争辩说，这些武器是打猎的必需品。特理特军特别赞同这些武器的分发。
老色旦卡在带着自己的礼物回家之前，拜访了高职位的人们。他轻轻地抚摸着他胸前的布莰南勋章对科曼契人与基奥人说：“瞧我佩戴的这枚奖章吧，正是由于佩戴了它，我开始变穷了，在此之前，我拥有大量的马、大量的棚屋，我很富有。如今我成了这儿最贫穷的人了，他们给我脖子上戴上这枚勋章之日，即成为我变得最贫穷之时。”他继续说，他的人民感谢崇高的结束这种悲惨命运的圣灵。他说，应当为我们自己做些有益的事，给我们自己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现在我们得分手了，但请记住我色旦卡吧……”他们确实再未见过他。1871年6月8日，由于他部落的一部分人参与了基奥瓦与科曼契人一起的袭击事件，并残杀了几名卡车司机，他被骑兵铐上手铐，并看守起来。在送往监狱的途中，他做了十分坚定的决定。一名革部人骑马同政府的车辆队并行着，色旦卡要他转告一个口信：“把我的死亡情况告诉我的人民吧，说我死在西尔堡外的重要日子里，我的尸骨要躺在这条路旁，我希望我的人民把它们收捡起来，带回家。”在离开堡一两公里处的公路上，他喊叫道：“我决不越过前边那棵树！”他挣脱了手铐（据说，他在把手从手铐中拉出时，皮肉也撕下来了），拔出藏在毯子里的宰牛刀，刺伤一位卫兵，就在要夺下这个卫兵的卡宾抢时，他被另一名卫兵开枪击倒了。他挣扎了约一个小时，死了。这时，他至少已经70岁了，所以，不难设想数十年前，他是怎样一位强悍刚勇的人。
1928年，威廉·康向利给堪萨斯州历史协会写信说，政府募集了面粉、咖啡、白糖（科曼契人喜欢吃糖，一杯咖啡倒半杯糖）、“于果等，这些东西足够作为一支出征部队的军需品”，还为这些印第安人募集了一群牲畜。“‘但我们喂养了怎样的印第安人？这帮人一直屠杀移居者，揭妇女和儿童的头皮，残杀火车道上的工作人员，放火烧房屋、哨所，袭击各个站堡，整整一个夏天，把边疆地区弄得荒败不堪……”委员会明明知道所有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对边疆移民犯下了残杀暴行，但依旧把他们“当作‘善良的印第安人’，殷勤地款待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提及他们的背叛行为，幸运的是这些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高兴挂在脸上，而是在内心暗自捧腹大笑”。至于提供给他们的所有装备武器弹药，“早已被用于残杀沿边疆一带的移民、牧场工人，以及火车道工作人员。十分慷慨慈善的‘大爸爸’为他们的另一次战役提供了装备……”
汉考克将军未出席那次协商会，那时，他被迫退避到利文沃斯堡总部，把前哨警卫部队交由卡斯特负责。他笨重的远征究竟是一个成功还是一场失败，应据各人的看法而定了。治安委员圣已给内政部长奥维尔·布朗丁写信道：“汉考克将军的行动计划对公存财物带来了十分惨重的损失，同时，对我来说，也似乎是十分残忍的……”布莱克·惠斯克尔斯继续说，一个巨大的民族发动战争反对少数游牧部落，简直是一场令人作呕的奇景，“空前未有的不公正，最令人震惊的国罪，迟早我们会遭受惩罚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遭受上天的报应的”。印第安人事务负责人托马斯·墨菲在华盛顿对新委员纳撒尼尔·泰勒告诫道：“抱歉地说吧，汉考尼将军的远征，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适得其反，造就了更多的魔鬼。”
分得土地定居的移民们受够了印第安人的狂暴行为，他们对印第安人没有什么同情之心。《Topeka每周社论》也没有含糊其词：“一帮贪吃内脏的臭鼬，他们可怜而粗卑，多虱而肮脏，是裹着毯子的行窃之人；他们撒谎且又偷偷摸摸；他们行凶杀人；他们粗野而又冷酷无情，好似上帝答应让他们这样影响这个地球。他们最终将直接被所有的人们铲除，除非他们的代理人和商人们为他们祈祷……”
谢尔曼不希望把他们斩尽杀绝，但也认为，如不采取一两种方式把这些印第安人除掉，是不会有什么和平的。他告知陆军大臣斯坦顿，在阿肯色与普拉特河之间，哪怕仅有50名印第安人，也得对兵站仓库、对每一节货车、每一个留下踪迹的人提供警卫。他建议对这一地区进行清理，所不同的办法是或者让印第安人的委员们把他们哄弄走，或者把他们杀掉！
卡斯特却实实在在地带领他的骑兵在堪萨西部四处小跑着。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神出鬼没，很难找到，同他们的交往不像在南北战争中同南方邦联支持者们那样，能勇敢地同你面对刺刀见红，他们以他们惯用的方式进行骚扰：如同阿米巴原虫一样，他们每一帮人都会分裂、分裂、再分裂、再分裂、再再分裂，几乎留不下什么识别特征。结果是，卡斯特穿蓝制服的骑兵，不可能抓到任何一个能给以惩罚的人。他们甚至没有在那些偏远的山岭间，看见有如一群鸢般的夏安人的白色棚屋。
公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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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0月10日到1867年10月1日，第七骑兵团的500多名成员做出“辞退”的选择，这是说，他们自动脱逃。
1867年夏天，布仑尼兹上尉见证般地从海斯堡给他妻子写信，说卡斯特为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安娜·德罗尔的朋友支了几个舒服的帐篷（安娜是密执安货商的女儿，她喜欢冒险），“修建了凉亭、绿色蔽障、许多凯旅门，以及其它一些我不知道的设施。他有一间很大的正方形野战医院帐篷，同莱利堡私人祈祷室那样大，可以使这些女子们非常舒适……”布仑尼兹的结束语被哨所传来的一阵枪声打断，14名骑兵开了小差。“所以，他们走了！要是卡斯特将军继续留在指挥位的话，我敢保证，为补充兵团人员，须得进行一次征兵运动”。
卡斯待并没有完全怪罪这些不满的士兵。如当时那样，政府发放的食品成了嘲弄的话题，也成为士兵持续不满的根源。利文沃斯堡的官僚腐败，导致了把蛆蛀了的硬饼干也发来，一些发运到海斯堡的面包甚至是六年前烤制的。至少有一次，明明装运的是石头，发票上开的却是食品。有一次，伊丽莎白陪同丈夫验收食品时发现，那帮家伙聪明的把一块石板夹在装运的成肉中间。局势可能变得更糟，第七兵团的一个成员记述说，他在1890年战场上的配给品竟然是二十七年前生产的陈腐食品，包装日期依旧贴在包装箱上。“硬饼干全长了绿霉，但我们仅仅把它们擦掉……”通常，士兵试着吃时，只得把这些古式硬饼干先泡软，或用油煎后里上红糖。
午餐是辛辛那提鸡（也称之为咸肉），还有咸猪肉（可能蘸醋生吃）和蛋糕，而这最后一道食品则被烤的仅保证不把牙齿崩掉。至于给骑兵提供的咖啡，仅为绿色咖啡豆，而怎样把它们磨制成饮用的咖啡，则无人考虑。通常，十兵们用自己的餐具把它们烤糊，放在岩石或左轮手枪枪托上碾碎，再把碾碎的粉沫倒入盛污浊的河水的罐头盒里。用左轮手枪枪托比用石头更容易把咖啡豆碾碎，但很多军官又把这种做法视为犯罪行为。
卡斯特记述道：“糟糕的给养，自然富有成效地导置了糟糕的健康状况。消沉懒散的生活，导致了焦虑与不满，也出现了坏血病，邻近的兵站还遭到霍乱袭击。逃跑，便成了躲避这些恶魔的最理想的方式。”
他拒绝接受不可吃的食品，并于脆建议军粮库把它们重新包装，退回利到沃斯堡。他组织打猎队，提供新鲜肉食。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提及到坏血病，但记者戴维斯为《哈珀》撰文，说第七兵团的“所有军官，由于遭受坏血病折折磨，掏空钱包从随军小贩或其他人那里购买抗坏血病的食品”。然而，骑兵们还是坚韧不拔地朝太阳落去的西部急驰。按照1867年陆军副官长给第四届议会的汇报，卡斯特第七骑兵军团的开小差的士兵已达百分之五十二。
他的兵团不是唯一兵员逐渐减少的兵团。那一年，美国军队中有14068人退伍，而1868年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退伍人员达到70893名。接下来两年，退伍人员再度大增。1867年到1891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新兵认定，他们原犯了遭透了的错误。
春天便成为改变职业的理想季节，不但冰化雪消，旅行方便，而且由于横穿大陆的铁路又开始启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工作。所以，逃兵们被公认为雪鸟，因为许多人报名参军都只是为了度过冬天而已。当然，他们总是会被抓获，不但被军方人员抓获，也常常被想要得到30元赏金的市民们逮住。
黑人中开小差的比率很低，对此，历史学家们感到费解，例如，在1867年，部队中有25％的人消隐失踪，而在这些消失的魔术师中，仅有570名黑人。无人知道其原因，除肤色外，人们都忍受着同样劣等食品的折磨，享受着同等的军衔。据认为，他们不大容易从边疆的社会团体中逃脱，因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士兵的军服常常又表明了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但唯一肯定的事情，是只有极少数“野牛士兵”在点名时，听不见答到。
对逃兵们的惩罚，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异，这要由这一天在职军官和他们的心绪而定。一位在道奇堡附近被市民为获赏金而捕捉到的士兵，宁愿自杀，也不愿听任军官处罚。
原先，在南北战争中，一位逃兵所期待的惩罚是被鞭打，并不光彩地退役。但到1861年，鞭打被减免为人道的惩罚，即在身上纹刺。然而，在兵站在职军官的处理权限内，可以对逃兵像牛那样，打上一个印迹。约翰·雷安中士回忆了这些事件。1909年，他为他的家乡牛顿的马萨诸塞城的《城市叫卖人》撰写道：
几名逃兵侧身躺着，把他们的屁股露出，用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大烙铁，给它们烙上一个“D”①字，打完烙印之后，他们立即由警卫人员集合起来，在驻防地示众。士兵们的宅区在驻房地的两侧，军官的宅区在第三区，军需主任与军队库房则在驻地的另一区。示众包括：在这些逃跑犯的前面有一支双手背后的分遣队，兵站军乐队演奏着《劣种进行曲》！犯人后面是一队手持刺刀的分队，两三个黑人紧跟在他们后面，踢他们。他们从禁闭室出发，沿住区的一侧行进，并朝军官住区前边走去。此时，坐在外廊的管区值班指挥官英吉利少校站起来，挥手命令他们停住，他询问，是那位负责人让这样对待这些犯人的。回答说是在执行兵哨指挥官乔尔H·埃利奥特的命令。英吉利少校命令队伍中踢人的人停下来，游行队伍继续往前走着……埃利奥特少校后来由于这次惩罚事件被逮捕，但在后来的远征中，他又复职了。由于他在这次远征中被打死，所以，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听到他惩罚逃兵的事了，之后惩罚逃兵的事由美国科罗拉多第38步兵团B连的加纳中尉负责，并执行打烙印的工作。
①“D”，英文逃跑的第一焦虑字母。
有时，当一名指挥官心血来潮，非得要进行一场处置不可时，为了使新兵断掉逃亡的念头，依旧要进行一些非经官方允许的鞭打。偶尔，也用一些鞭打教训市民。
在塞奇威克堡，一位名叫亨利德里克的先生，在两位士兵的恳求下，愚蠢地买了一酒瓶，从而被抓住送交禁闭室。第二天，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按照当局人身保护法令，把他痛打了一百鞭。在职的中尉虽然愿意欣赏对这名无赖的惩罚，但却采取了绝对精明的为自己开脱做法，他没有下命令，而是让一位中士来处理。这位中士完全领会了在职中尉的意图，他命令亨德里克把衣服脱光，几乎只穿一双鞋，然后，把他五花大绑起来。士兵们如同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似的怒目横视地站在两边，等待下手的命令。他们轮起胳膊“……高高扬起鞭绳，站在右边那个人的嘘嘘的鞭子全落在亨利德里克赤裸的屁股上，他如同中了弹似的痉挛地弹跳着”。血很快从他的身上渗出来，流滴在大腿上，而且，随着每一鞭的起落，血水飞溅在周围人们的身上。打到50来鞭时，这位牺牲者的身体已呈青色，“皮肉被抽的一条条一片片地飞扬起来。”
除了火红的烙印，鞭子抽打，还有另一种替代性惩罚——监禁。而这种监禁常常则是被晃晃悠悠地悬挂在一个无月光的壁龛中，进行思悟。烧红的熟铁块与镣铐，被19世纪的士兵们称为山姆大叔的挂表与表链。不管在何处，熟铁块一般重10～25磅，而镣铐通常约为六英尺长，用一个铁箍扣在脚踝节处。在寂静的草原，当把它箍在犯人脚踝上时，他们惨痛的尖叫声，传到两英里远。偶然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铁匠，会用一个软铅铆钉来代替铁铆灯，使得犯人在晚上能把它取下，在天亮检查时，再装上。当然，任何这样做的铁匠，都在冒自己的自由会被剥夺的危险。
要是在职军官心血来潮的话，他可能会把一个人的大拇指悬吊起来，如同卡通运画片那样，只准他脚拇指尖触在土牢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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