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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齐病愈出院了。康复痊愈，是一件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可对于我，却是美梦的结束，厄运的继续。
因为早就有人在老齐面前进了“谗言”，老齐一到电视台就大发雷霆：“一个晚上从头至尾全是杨芊芊的节目，难道电视台除了杨芊芊就再没有别人了吗？”
老齐毕业于北京某著名大学，又能写文章，是赫赫有名的“大才子”。除了桑，所有的中层干部均是他的“学生”或旧友，他们对老齐的个人崇拜几乎达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很多人提到老齐的名字，仰慕敬畏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一些女人，赞美之词隆重而热烈，表情庄严肃穆，感动得几乎达到要流泪的程度。
老齐不欣赏我，全台皆知。我在台里的命运，可想而知。前段时间我的“嚣张气焰”被狠狠打击，我上节目的机会被纷纷取消，而且，专门有一帮人，分析着我的缺点，好来印证老齐不欣赏我是大有原因的。
如果是别的人，估计就完了，偏偏我的作用一时还无人替代。一些重要活动，比如说主持大型文艺晚会还不能不用我，但每次都用得极其无奈。常常是遍寻高手而不得，临到直播头一天晚上，“啪”的一下将台本扔给我。
桑对于老齐的态度，倒颇为赞同。我的锋芒毕露早已对他造成极大威胁，老齐对我的贬低，正好迎合了他对我的评价——杨芊芊根本不具备做一个优秀节目主持人的条件。所以，他幸灾乐祸地说：“我早就说过你不行，怎么样？别再逞能了吧。”
在老齐和桑“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下，我像一棵在岩缝里挣扎的小草，苟延残喘。我和桑为工作爆发了一场剧烈的争执。这次争执，险些让我们的关系土崩瓦解。我痛苦地意识到，桑并非我的真命天子，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并不是一路的人。而且，我与桑的关系已经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死结，只要我在凤凰城，就永远无法解开。
我又开始想走，我要去远方寻找我的电视理想。是的，我希望离开凤凰城，离开桑。永远地离开，再也不回头。
我的去意令桑焦灼万分，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恰在此时，电视台福利分房，桑作为中层干部，有资格分一套。但是，据说分房子必须要有结婚证，桑正好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为了帮他顺利分到房子，我必须与他去领结婚证。
结婚？我吓了一大跳。此时我还未满21岁，自觉是个小女孩。而且，我与桑的分歧和裂痕已经如此明显，怎么可能结婚？
桑四处托人前来做“说客”，电视台的各色人等包括老齐都来给我做工作，劝我和桑领结婚证。最后，甚至连母亲都被桑说动，劝我说，反正与桑都已经谈了两年多恋爱，领个结婚证，也好。母亲一直觉得桑不错，工作能力强，对我又死心塌地。而且，她认为一个女孩既然已经和别人谈了那么长时间恋爱，就是他的人了。母亲欣赏从一而终的爱情，坚贞、美丽，穿越一生，就像她和父亲那样。
我痛苦矛盾极了。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幸福，我一定不能领这个结婚证。可是，如此一来，我便“背叛”了自己心中神圣的爱情，成为不忠不义之人。
我终于在桑的“逼迫”下，前往办事处和他去领结婚证。
尽管已经说服自己接受已成定果的命运，“好人做到底”，不要功亏一篑，但坐在车上，我内心还是沸腾如煮，如此的心不甘情不愿。韦唯的歌一遍遍在心里回响：女人不是泥呀，男人不是筐。命运不是辘轳，要把那井绳，缠在自己身上。
我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下来，我哭得稀里哗啦。桑铁青着脸，飞快地开车，不发一言。一句话在我的心里反复翻滚，我终于喊了出来：“不！我不想领结婚证！”
桑火冒三丈地把车开到一个小巷子，停了下来，说：“你好好想想，到底领不领？”
我沉痛地啜泣，宛如要上刑场。
桑气愤地说：“我怎么如此倒霉，和女朋友谈了两年恋爱，怎么竟然跟买卖婚姻一样？我在电视台奋斗10年，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么一个福利，这也许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难道就因为你不领结婚证，就让我10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吗？你也太自私了吧，你既然不愿与我结婚，当初为何要与我谈恋爱？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和别的女孩谈恋爱，她一定欢欢喜喜地就跟我去领结婚证了，哪里至于这样低三下四地来求你？”
我被桑说得头昏脑涨，他的话听起来不无道理，我确实耽误了他的青春。可是，当初是他自己说的，只要我和他谈恋爱，不管多久，他都会感激我给了他一段美好的回忆。我不知怎么现在就变成我“耽误”了他？当初在小山坡上，我以为接受他的感情是对他的“恩赐”，没想到当初的承诺竟成为日后他讨伐我的理由。而我为了“对得起他”，就必须继续和他纠缠下去。
桑语重心长地说：“这个结婚证，只是为了应付台里，我们的关系，并不会有任何改变。你不同意，我们并不举行婚礼，我也不会碰你，一切都和现在一样。我们好歹交往了两年，我待你也算不薄，你就算可怜我，帮我分到这套房子，然后马上把结婚证作废，你想走哪里就走哪里，我绝不再干涉你，行不行？”
我动心了。我居然相信了他。他总是以“随时可以分手”来诱惑我，逼我一步步就范。我以为，“帮”他分到了房子，我就可以对得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与他分手了。
我们去到了办事处。
我怀抱着“帮桑分到房子便与他分手”的良好愿望，懵懵懂懂地在结婚证上签下了名字，甚至还力求把名字签得漂亮，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在赴刑场时，还为自己没有把“卖身契”上的圈画圆而遗憾。
如此可悲的蒙昧！
短短半个小时，一切都已结束。我茫然地抬起头，却不知这一纸婚约已将我的身份，我与桑的关系改变。我们已经是法律认可的夫妻，我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说分手就分手，而只能是离婚！
走出办事处的大门，站在大街上，桑挥舞着手中大红的结婚证书，竟狂喜地大喊：“哈哈！你再也跑不掉了。”
他是那么的得意，那么的有恃无恐，以至于没有任何掩饰，将他的目的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什么“为了应付电视台，分到房子就解约”，根本就是为了彻底把我拴住而玩弄的花招。后来事实证明，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分房子根本不需要结婚证。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还有人被骗结婚，有人信吗？如果说，上当者并不是愚昧的村妇，而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主持人，且素以聪明伶俐著称，是否会有人认为是胡说八道，编故事都不会编？
如此荒谬，如此不合逻辑，可这，就是可悲的事实！
我并不是一个怯懦柔弱，逆来顺受的人，可是，我就是一步步走向他设置的圈套，按照他的指挥棒翩翩起舞。他的魔法，一是永远让我感觉亏欠了他，对不起他；二是永远以“随时可以分手”做诱饵，让我一步步陷得更深。
我从18岁在小山坡上接受他开始，便不是接受了一份“感情”，而是“责任”。所以，每一次与桑分手，我都面临“高尚”与“卑下”，“无私”与“自私”，“忠义”与“背叛”的抉择。而不是“爱”或“不爱”的抉择。作为父母的女儿，我骨子里亦流淌着“英雄主义”的血液，把人品和人格看得重于生命，宁可牺牲自己，绝不有负于人。所以，每次经过“深思熟虑”，还是选择了“高尚、无私与忠义”。我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背负到自己身上，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几欲窒息，还自以为是一个“人品高尚而伟大的人”。
站在街中心，我呆若木鸡。我知道，自己上当了。我的善良与天真被人利用，我这个自作聪明的傻瓜，睁着眼睛自己跳入猎人可怕的陷阱和圈套，再难脱身。
我看着桑挥舞着大红的证书，在大街上得意地狂笑，突然感觉他的面目是如此狰狞和可怕。
我的心沉入冰冷的谷底。初春的风吹来，几乎将我冻僵。
裴 裴
我没有再去上学，只在临毕业时匆匆领了毕业证书，一纸高中文凭对我并无任何用处，因而学校也并没有吝啬。
想死的念头只存在于一刹那，一旦未遂，便再也没有了勇气。但这样一来，裴望竟有些敬畏我。他发现我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懦弱，甚至比他更狠更“酷”，便也不太敢来招惹我。而母亲也停止了她喋喋不休的抱怨唠叨，我的寻死对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她一时间憔悴了许多，不管如何地不喜欢我，她应该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走上绝路的。
家中暂时平静，但彼此之间的裂痕太深，以致无法修复。冷冷碰面，无话可说。
我应该找一份工作，但我不知自己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我在街上闲转，看见一个歌舞厅的招聘启事：招收营业员，高中文凭，身高一米五五以上，五官端正。
我走了进去。老板是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戴了一副眼镜，使他看上去颇有几分文人气质。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今晚来上班。”
我干的是服务员，端茶送水，月薪两百元。彼时正流行卡拉OK，大厅里摆很多圆桌，一桌一桌地轮流唱，这满足了部分人在大庭广众下“演唱”的欲望，代价是必须整晚忍受不堪入耳的噪音。
主持人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因为她干的是“技术活儿”，月薪是我们的4倍——800元，这让她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其实她普通话一塌糊涂，台词也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实在不怎么高明。但她仍不知天高地厚地要求老板加薪，老板一气之下，指着我说：“今天，你，来做主持人。”
“我怎么可以？”我吃了一惊。长久的自我封闭使收缩成为本能，我早已习惯于沉默，哪怕是面对最好的朋友。比如和芊芊在一起时，我的话也非常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她倾诉，更不要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再说我又不漂亮，完全不是时尚靓丽的那种，这种抛头露面的事似乎是与我绝缘的。
“为什么不可以？你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气质也不错，只要大方一点儿就好了。要知道，做了主持人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工资可是800！”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犹豫地答应了。
我没有演出服，只有芊芊送的一条黑色长裙，巨幅的裙摆，拦腰系一条宽宽的腰带，似乎尚可。没有化妆品，我只在唇上抹了一层透明的唇膏，就这样草率上阵了。
果然，我站在台上紧张得双腿发颤。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丑小鸭，土气又难看，我几乎失去了说话的勇气。老板，我记得他叫尹侃，见此情景赶快叫灯光师将舞台的灯光调暗，在昏暗灯光的掩护下，我终于挣扎着说出了第一句话。
第一晚的表演显然是不成功的。我想自己还是做服务员吧，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也有些遗憾。没想到尹侃竟叫我继续。
连续主持了一周，状态开始慢慢松弛。我还是不能适应在聚光灯下受众人瞩目，每次都要求把灯光调到最暗。好在顾客都为了自娱自乐，主持人如何他们倒并不关心的。
有一天，突然抑郁难当，对着话筒莫名其妙地朗诵了一首诗。这是我和芊芊最喜欢玩的游戏，在山上，我们曾整本地背泰戈尔、席慕容、舒婷、北岛等人的诗，狂热而执著。我想起了芊芊——我赤胆忠心的好朋友，我忘了舞台的存在，读得泪流满面。
并无人喝彩。来唱歌的人都想在流行歌曲的吼叫中发泄掉过剩的精力和欲望，谁耐烦听人读什么诗？
无所谓。
我本就不期望赢得什么掌声。
走下台来，尹侃却研究地看着我，说：“你一定喜欢文学，也喜欢朗诵，是吗？”
“我曾经拿过市里作文竞赛一等奖，朗诵一等奖。”我轻描淡写地说，有些怅然。学校，多么遥远的记忆。
尹侃一笑，萧索地说：“你不该来这里，这不是你呆的地方。歌厅这乌七八糟的环境会将你的灵气毁了。”
“那么，我可以去哪里？如果你把我炒了，我会成无业游民。”
尹侃看着前方，不再搭话。
我继续朗诵诗，在胸口闷得要炸开的时候。诗人海子曾经在一家餐馆要求朗诵一首诗，以期能免掉饭钱，却遭到老板娘无情的拒绝和嘲讽，一怒之下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现在至少比他幸运，我是主持人，有这个特权。
幸运不期而至。
尹侃带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凤凰城电台的文艺部主任柳如眉，一位50来岁的女人。她说：“你的朗诵我听了几天了，你的音色很特别，虽然不是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那种，却很有个性和张力，尤其你对文学作品准确独到的诠释，使你的朗诵非常富有感染力。你愿意到电台来工作吗？”
我不相信幸福来得这么快，我已经习惯了承受苦难，却不知该如何面对幸福。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当然，不可能正式进台，也不能一下子就聘你做主持人。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现在文艺部有一个空缺，点歌台缺一个人收费，如果你愿意来，我可以做主。进来以后，我再想办法让你主持《书林漫步》，是一档诗歌散文欣赏的节目，很适合你。”
没有理由拒绝。
尹侃把800元工资递给我，尽管我做主持人还不足一个月。
“裴裴，有难处可以回来。不过，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你应该去更阳光的地方。”
我沉默地把钱收起。
尹侃，戴着眼镜的歌厅老板，有时粗野，有时文秀，有时郁郁寡欢，我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不清楚他为何一直帮我，但是，他是我通往阳光大道的重要领路人。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应该说一些感激的话，却不知如何开口，如何表达。就这样一语不发地走了，像一个全无心肝的冷血之人。
家里人听说我将去电台工作，都吃惊得合不拢嘴。在这个大杂院里，去电台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我似乎也成了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父亲脸上有了些喜色，而母亲看我的眼神有了些敬畏。
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临时工，每月工资只有100块钱。为避免观众找不到点歌地点错过财源，在一楼大厅的过道上安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块牌子：点歌台。这便是我的上班地点。
每天，大楼里的人进进出出，这里是必经之道，却从没有人会看我一眼。对于不点歌的人而言，我只是一个背景，一个道具。也有人会冷冷地扫我一眼，通常是台里春风得意的女主持人，满眼的不屑和鄙夷。她们目光如炬，照得人不自觉地要矮三分。
那个冬季，彻骨的寒冷。坐在大厅里，门大大开着，风“呼呼”地往里灌，无遮无拦。台里给我生了一个铁炉子，却无济于事。我买了一件铅灰色的棉大衣，从头到脚都罩了起来，还买了一把小水壶，在火上烧开后，冲一杯热茶暖手。整个冬天，我都瑟缩在这灰色的大衣里，手里可怜兮兮地捧着一杯热水，像足了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对于这个世界所给予我的不公，我只有默默承受，因为我并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资本。电台这个地方，本就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对于我这个来自大杂院的女孩，很多人欲除之而后快，哪怕就是这样一份卑微的工作，亦有人想取而代之。任何一个人若安心要铲除我，都像摁死一只蚂蚁一般容易。如果我去和这个世界对抗，就如鸡蛋碰石头，必将头破血流。我必须小心周旋，曲意承欢，不能得罪任何一个对我有益或有害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将永远地忍让和妥协，我只是在自己力量尚不强大的情形下，暂时以低调和柔弱的形象出现，但我会在暗中努力，暗中积蓄力量，就如卧薪尝胆的勾践，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为了日后的辉煌，我必须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必须忍受现实的黑暗。
牙齿比舌头强硬一万倍，可最后牙齿一颗颗掉落了，舌头还完好无损。笑到最后的人是笑得最好的。
在日记本上，我写道：我必须正式进入电台，不是一名卑微的临时工，而是举足轻重的王牌主持人。为此，我将忍受一切的冷眼和屈辱！哪怕别人把我从门里踢出去，我仍将从窗口爬进来，不屈不挠！
认识沈浩，是在红旗厂一位同学家中。
红旗厂原址亦在上海，当年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大潮全厂搬迁至凤凰城郊，大大小小有十几家分厂，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上海小区”。沈浩的父母便是这大潮中的一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像红旗厂这样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相当红火，经济效益颇为可观。幼年时总听到母亲羡慕地提及红旗厂的职工福利待遇如何丰厚，逢年过节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