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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这个名词，原本是属于古代士子的，对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合适了。那么所谓“隐遁”之路，今后是不是也会因少有人走而长上青苔呢？这倒也不可以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和古代士子比较起来，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士子有更多的安全感。古代“杀士”，至多不过数百；而现代杀起来，可以成千累万。现代知识分子由于较多独立自由而较少依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就更不稳定，更多波折。他们知识面较广，长于思索，敏于感受，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就更大。他们对前途的希望愈美好，失望就愈沉重。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愈强，语言行动就不免于激烈，甚至失控。有时，横逆之来，超乎想象，人也就不免于会有灰心绝望的时候。特别是生活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其遭遇的苦难之绵延不绝，心中积累的巨痛深悲、重愁永恨，又往往有“人间无处诉烦冤”之过度压抑。激愤深慨，难于宣泄，因而萌生出“遁世”思想的人，也是很不少的。然而，为什么有很多人出家当和尚，却并没有多少人进山去当隐士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当和尚很简单，而作隐士却可能是件麻烦事。因为，出家当和尚是皈依宗教，皈依以后，过的就纯然是宗教世界的生活：佛灯香火，持斋诵咒，无牵无挂，无喜无忧，等于回到了古代。而如果要想当隐士，则仍然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麻烦很多。比如说，你要买块地来种，得拉关系、签合同。要修房子，还得基层批准。你必须把土地经营好，除去税费负担还能够支付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开支。那么，你是自己种、雇人种或是与人打伙种，你用什么种子、肥料，你的产品如何卖出去？都不能不有经营计划，不能不打听市场行情。就这些，你就免不了要和许多人来来往往地打交道，你又如何能“隐”得安生呢？何况，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即使你不上互联网聊天，要做到不看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做“隐士”的条件，似乎已经在纷纷攘攘的世事中无影无形地消失了。
那么，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不是就绝对的不能“隐”了呢﹖依我看，生活上的“隐”是几乎不可能“隐”得住了，但精神上的“隐”则仍然是可能的。现在，有一些醉心艺术的人，打伙在北京郊区建了个小村子，成天只是埋头作画，靠卖画生活。由于要卖画，他们得迎合市场需要，难于避俗。生活上是“隐”不住的。但他们成天只是聚精会神地作画，可以说，精神是完全“隐”入艺术世界里去了。可见，现代知识分子如果要想“隐遁”，惟一可能的方式是，在生活上“和光同尘”、“含光混世”，和普通人一样过，精神上则守护着自己内心的自由天地。这是一种特殊的“隐”，别人看不出的“隐”，即所谓“隐于不隐，不隐而隐”。与古人所谓“大隐隐于市”的意思有相近之处。
李青松的“隐遁系列”作品，写的全都是诗，把自己的心灵全部隐入诗歌艺术的自由天地，这可能是比作画更有普遍性的精神隐遁方式。不过，我觉得，李青松自己似乎还没有很确切的意识到，诗歌艺术本身就是精神隐遁的自由天地，无须有其他的挪用和假借。他在《悟道与逍遥》一集中写了许多禅言道语的诗，结果是使诗的艺术天地被禅道的皮毛角屑挤塞得非常局促，只有“逍遥”的词语，不见“逍遥”的精神。这可能是拘执于“皈依宗教才能遁世”的旧观念，反而束缚了自己心灵的自由。《清庐随笔》也掺杂了许多与诗歌艺术不相融会的人生哲理，似乎只是运用诗的语言形式去说一些虚悬于生活之外的玄理。作者心中浮荡的不平之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就诗来说，只有把哲理和心情全都涵蕴在诗境的艺术表现中，才有可能获得心心相印的艺术效应。不然，读者为什么要读诗而不去直接读哲学原著呢？恕我直言，“遁入空门”是失败者的精神自杀；“隐于玄理”是梦游者的精神自欺，两者也都非诗道。诗道是人间正道，诗情诗理都来自人心中的真情真理，不涉玄虚，不崇奥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东晋玄言，湮没无闻；隋唐佛偈，不存诗苑。郭璞游仙之诗，不过是借游仙以抒愤；李白寻仙之句，也只是夸山水的神奇。如果现在的人，仍然想在禅机佛学中去参悟人生哲理，恐怕虚耗一生，也只能全无着落。历代好禅好佛的诗，多半是野狐外道，若真拿去质之禅门佛子，恐也将为禅佛所笑。故作诗的人，尽可游心天外，想入非非，却应以“野狐”之空言为戒。
我认为，在作者的诗集中，《重温亲人》一集写得较好。虽然不能说每首都是佳作，但诗中天真之情，天然之境，都颇有动人之处。其中尤以《残秋》、《鸽哨》两首，境象逼真而涵蕴深远，意超言外，可谓深得作诗之三昧。如《残秋》，只有八行：这是秋天最后一盘棋一盘不见分晓的残局冷雨无意地数点着雪瓣做翔舞之姿 隐蔽着没有结局的遗憾等待对弈者以春天的名义做出裁决这诗，仿佛是从太空中俯瞰地面，看到这“一盘不见分晓的残局”，“冷雨”、“雪瓣”，隐蔽着“没有结局的遗憾”——诗情何等沉重！境象何等森严！但是，因为诗人站得高，看得远，知道“这是秋天最后一盘棋”，一切都了然于心中，没有悲秋的嗟叹与哀伤，冷静而清醒地看着这“残局”，“等待对弈者／以春天的名义／做出裁决”。诗的结尾三行，乐观而沉着的心境，揭出一片新春的希望。这样的诗，其境象的深层涵蕴，牵系着面对“残秋”的一切人的心情。而诗中对人的启示与抚慰，只用了结尾三行，短短的十五个字。这十五个字，岂不胜于一卷《金刚经》的佛语，胜于一部《五灯会元》的禅偈吗？所以，我以为，在诗家来说，知禅者不言禅，知佛者不言佛，才是诗之正道。不言禅而禅在诗中，不言佛而佛存诗境，岂不证明：在现代，诗与文学艺术的自由天地，正是能代替宗教为人们提供庇护与安慰的精神避难所，正是能启示人们安然地泛过孽海直登彼岸的普度慈航吗？
末了，我想引述海德格尔谈诗的一句话，为这篇文章作结：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之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
（李青松的“归隐系列”作品共三部：《我之歌》、《悟道与道遥》、《清庐随笔》，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高陶事件”启示录
——读《“高陶事件”始末》？ 耿 法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即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向世人公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往虽然也读到过有关此事件的一些文字，但大多是一鳞半爪，简略带过，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详尽经过不甚了解。最近，读了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撰写的《“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史料翔实可信，叙述不加掩饰，使我不仅对事件本身有了详细了解，而且对高、陶二位先生尤其是陶希圣的心路历程有了较深的理解，启示良多。
一、实事求是，不为亲者、尊者讳作者在书中做到了不为亲者、尊者讳，没有讳言高、陶二人一度已经上了汪精卫叛逃投敌的贼船，落入日寇设下的陷阱已经很深的史实，同时也明确否认陶希圣去上海是作为重庆政府的间谍“卧底”之说。
抗战前陶希圣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弃学从政，进入政坛。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安南（今越南）河内机场，铸成大错，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结果误杀曾仲敏。事后，陶希圣在香港为《南华日报》撰写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社论，声称“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后来，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新政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艺文研究会”期间，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引为知交），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参与汪日谈判。此时，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高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因在《中央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汪精卫的注意，提拔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后来高奉派驻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高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中心人员之一，赞成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实际上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牵线搭桥。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周佛海访日。以后，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因此重庆当局下令通缉的名单中就有高宗武在内。
二、迷途知返，深明大义高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高、陶惊出一身冷汗，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或出国隐居，总之绝不继续谈判。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高、陶对汪精卫已讲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1939年12月30日汪逆签订卖国密约这天，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高、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称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在杜月笙、万墨林的援救下，1月4日他们被悄悄护送上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终于脱离了虎口，回到抗日阵营中。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另函交本报港版发表“汪日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对日本和汪伪集团引起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抗日阵营中一些原先对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人士丢掉幻想，头脑清醒起来。当有人批评高、陶此举在道义上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时，高、陶义正辞严地公开表示：他们参加了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精卫组织“不可得而私为秘密”，“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
应当提及的是，陶希圣有一位智勇双全、深明大义的妻子万冰如，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帮助丈夫首先脱离汪精卫组织的人员居住的愚园路住宅，再图脱身之计，她带着五个子女义无反顾地于1939年12月13日从香港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使陶希圣得以有借口离开愚园路和家人同住。在汪精卫一伙逼迫陶希圣在卖国密约上签字时，她斩钉截铁地对陶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在高、陶秘密离开上海后，她大胆地去面见汪精卫、陈璧君，机智地以劝丈夫回上海为理由，要求带两个小孩子同去香港，毅然把三个大孩子仍然留在上海读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这样使汪精卫夫妇得以放心。作为一个母亲，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啊！陶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先行到达香港。后来，在杜月笙、万墨林的营救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又被秘密送上去香港的轮船。1940年1月21日上午，陶氏三姐弟乘坐的轮船刚驶出吴淞口来到公海，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全文已由专人送至大公报社。1月22日三姐弟搭乘的轮船还未抵达香港，汪日密约已经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同时见报。真是好险啊！晚走一天就脱不了险了。全家在香港终于团圆，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国主义正气歌。后来香港沦陷，万冰如毅然让丈夫跟随九龙难民回乡队逃离虎口回内地，自己则带着孩子们颠沛流离，经历种种艰辛危难，跋涉五个月才抵达重庆，确实是一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三、警示后人，勿忘爱国高宗武、陶希圣曾经是汪精卫的亲信，是汪氏“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而且追随汪精卫到上海，参加汪日谈判，错误不可谓不重大。他们一生都为此大错而痛悔和自责。高宗武后来去了美国，不问政事，专事学术研究。陶希圣后来在委员长侍从室为蒋介石效力，还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跟随蒋去台湾，直到七十岁才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重新专心从事学术著述，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他始终认为当年一度随汪行动，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件憾事。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们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坚决脱离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虽然内心的煎熬和压力是外人所无法体会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一步，以行动向全国同胞剖明了心迹。
在“高陶事件”发生二十七年后的196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