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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警幻仙姑之所以推许、看重宝玉，乃是因为他“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而宝玉与所谓“世之好淫者”的区别，也正在于“意淫”二字。在警幻仙姑看来，一般“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者，大抵不脱“皮肤淫滥之蠢物耳”，而真正的多情种子却是能够“领略仙闺幻境之风光”的“意淫”者，即如法国作家莫洛亚所说的：“与美人相对，就是一种幸福”，庶几就能够代表这样一种境界，或者一种状态。所以警幻仙姑既充当了宝玉的性爱启蒙者，同时又及时提醒他性“即迷津也”，毕竟“意淫”者才是仙姑理想中的浊世佳公子形象——这里无疑带有明显的灵、肉两分的痕迹。文人对于人格高下的判断亦同样由此划分。可见，“蠢物”与“意淫”者虽然都喜欢美女，但后者与前者的“片时之趣兴”却有着截然的不同，与其说后者喜欢的是女人，不如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理想，而那些心智超群、纯洁无瑕的女孩子，也正是这一理想的象征与化身，所以，作为“意淫”者的贾宝玉屡屡声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也就毫不足奇了。
但是，话虽如此说，但警幻仙姑的灵、肉两分却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她本人也只能沉迷于左右摇摆、进退失据之境而无法解脱。根据她的理解，所谓“意淫”，原是将性的接触限制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之内，为你制造想象力的空间，而并不提供性的生理满足；让你感受到性的气息，却无法真正抓住它。传统社会之所以不乏意淫氛围的营造，首先是因为它缺少两性之间正常交流的机会，当性找不到正常的渠道去发泄时，它只好诉诸精神的自赎来解决，性就是以这种意淫的面目出现在传统文学中，满足着各色人等的心理需要。人们读明清小说，总能在其中的两性关系中嗅出一股狎邪的气息，即一方面是无休止的纵欲，另一方面却是以精神营造性爱的乌托邦，即前者刻画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性爱场景中的拉线木偶，后者则塑造灵、肉两分的理想人物，借小说之名，行意淫之实。而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殊途同归，不免都是性压抑的产物，只是前者执著于性行为，后者执著于性意识而已。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文人更喜欢以他者的目光去偷窥性爱场景，来达到自己解欲的目的，因为宗法社会必然以禁欲为保证其血缘关系纯正之前提。在这种环境下，偷窥实在不失是一条风险最小、收获良多的解欲渠道。表现在性爱描写上，则大多相互因袭，既缺少个体间的差异，尤缺少个人化的真实体验，所以他们意淫起来固然津津乐道，而一旦涉及具体的性爱操作细节，马上就会想象力枯竭，陷入陈词滥调的境界中而无法自拔。不过，意淫虽然与现实无涉，却足以为想象力提供一个左右逢源的空间，最终使意淫演进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性爱文化，以至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沉湎其中，且乐此不疲、大废不起。据晋人王嘉的《拾遗记》所载，汉灵帝曾在自己的王宫中建了一座“裸游馆”，为的是让美丽的宫女们在这里集体裸浴，供他观赏；到了《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则尤喜欢从浴室外四垂的帷幕间偷窥赵飞燕姐妹洗澡时的裸体，甚至为自己的这一雅好不惜动用国库里的黄金来贿赂宫女。最绝的当然还是《长生殿》中的“窥浴”一节了，洪升以宫女的视角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鸳鸯浴”：“悄偷窥，亭亭玉体，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娇辉。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明霞骨，沁雪肌。一痕酥透双蓓蕾，半点春藏小麝脐。爱杀红巾罅，私处露微微。”在这里，很难分清何为实、何为幻，哪些是真实场景的描述，哪些出自作者的想象，借用纪晓岚评价《聊斋志异》的一句话，真个是“燕昵之词，亵狎之态，细微曲折，描摹如生”，字里行间，可谓极尽意淫之能事。
中国古代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俗语：“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所谓“偷不着”，其实也就是意淫了。看来，无论是让人失魂落魄也好，令人精神恍惚也罢，意淫的欲擒故纵与欲盖弥彰之玄妙，的确自有其颠倒人心的力量，而且，不管意淫的现实作用如何，它曾为自古至今的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红楼梦》的高明处亦恰在这里，作者让你看到了性，却永远不让你得到它，而越是无法得到，也越是让人产生莫名的幻觉，那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无谓的克制与内敛，那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一般“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既撩拨得你心旌摇荡、难以自持，也更让你感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凉与不堪！在这种阅读状态下，读者除了让作者牵着自己的鼻子亦步亦趋而外，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当然，清代统治者也敏锐地看出了曹雪芹的用心所在，看出了《红楼梦》虽然并没有以文字宣淫，却有着远比那些“淫词小说”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杀伤力，所以，对之围追堵截不遗余力，甚至咒骂作者身后萧条是“编造淫书之显报”等等，也就决不是偶然现象了。
我有一位喜欢写作的朋友，曾将贾宝玉与秦可卿之间的性爱故事进行了再加工，其文笔也算极尽声色缠绵之能事，结果虽然其间的性爱细节终于大白于天下，阅读效果反而不如原著更让人想入非非——一览无余也就了无意趣，可见，蒙在性爱上的那层薄纱实在还是轻易撩不得。
玉钗思重是前生
——吴梅村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始末
？ 戴庆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人赵翼的这两句诗用在作为诗人的吴梅村伟业身上是颇为合适的。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英雄辈出而天下苍生却受苦受难的年代。正是这个动乱的年代成就了一个有清一代最杰出的诗人吴梅村。但是，这绝非是他个人的愿望，因为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掩盖不了他人生道路的巨大悲剧。生活在动乱年代的人究竟还是不值得羡慕的，不管是什么人。有句名言叫“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当然，那些不惜以天下苍生的性命为赌注来博取不世功名的“英雄豪杰”除外。
吴梅村的人生悲剧是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而他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爱情悲剧又是他人生悲剧的一个缩影。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古代中国社会是缺少培植爱情的土壤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早早地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绳索捆绑住了。但毕竟对爱情的向往是人的天性，它可以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被摧残，却不可能被任何力量完全扼杀。敏感多情的文人墨客尤其如此。但是，在歧视妇女的封建时代，能与这些文人墨客找到共同语言的有文化有教养的女性人数本来就不多，且这少数人又大多养在深闺，被无情的礼教重重束缚着。像《西厢记》里的张生与崔莺莺似的爱情只会出现在戏里。但是，到了晚明时代，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产生了以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为代表的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尽管她们仍然是被玩弄被侮辱的群体，但却不同于纯粹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娼，因为她们有着高度的艺术才能和文化素养以及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于是她们中的姣姣者就成了生于末世的文人名士们精神寄托的对象，以她们女性的妩媚和温柔滋润着这些在乱世烽烟中惶惑不安的灵魂。她们与这些名士结为知己，在感情上情投意合，在文学艺术上有共同的语言，在政治上也有共同的见解，留下了无数爱情佳话。于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名士们与这些秦淮佳丽结为连理一时蔚为风尚，如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等等。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之一的吴梅村也未能例外。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与卞玉京最终未能结成连理，他们的爱情悲剧成了时代悲剧的见证。
出身贫寒的吴梅村，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从崇祯三年八月到四年三月，连续考中举人和进士，并取得会试头名的好成绩，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他的文章还得到崇祯皇帝的特别赏识。在他会试高中第一名之后，初到京城的他就被动地卷入了朝廷的党争。他因为受到当朝首辅周延儒的青睐而在会试中取得头名，但被与周延儒有矛盾的次辅温体仁指责为舞弊。科场舞弊的罪名如果成立，不仅吴梅村本人的仕途前景会化为泡影，首辅周延儒也脱不了干系。一时不知所措的周延儒干脆把吴梅村的卷子送到皇帝的面前请求圣断。年轻的崇祯帝看了试卷以后对吴梅村颇为赏识，在上面用朱笔批了八个大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有了皇帝的首肯，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波顿时无影无踪，吴梅村反而因为皇帝的褒扬一夜成名，顿时身价倍增。也正是这个原因，吴梅村一生都对崇祯这个亡国之君饱含感激和景仰，在他被迫出仕清王朝的时候，也比其他的前明官员多了几分良心上的愧疚，负罪感也就更加深重。
卞玉京的身世却已经无从考证，连吴梅村也说：“玉京道人，莫详自所出。”〔1〕她可能是南京人，姓卞，初名卞赛，后改名卞玉京。因为吴梅村一直称她为玉京，因此本文仍然沿用此称呼。同所有的秦淮名妓一样，卞玉京很美丽也很有气质。吴梅村曾赞扬她“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吴梅村还记载，她书法很好，能写一笔漂亮的小楷，绘画也不错，特别擅长画兰花，据说一落纸便是十余幅。她还能够弹琴，指法精妙〔2〕。可惜的是，卞玉京的作品很少流传下来，我们无法具体了解她的文化素养。但是，吴梅村却为我们保留下了她的一首七言绝句。吴梅村的朋友吴志衍赴任成都令，梅村作长歌相送，玉京也作一绝：“剪烛巴山别思遥，送君兰楫渡江皋。愿将一幅潇湘种，寄与春风问薛涛。”〔3〕诗不算特别出色，但隽永可爱，清新流丽，出自一个年轻女子之手实为难得，可见卞玉京的文化素养一定不同于等闲之辈。十八岁的时候，她从南京迁居苏州，侨居虎丘之山塘。所居之处，湘帘榧几，一尘不染。她见到来客时，起初总是不大说话，一旦熟悉了就妙语连珠，机智幽默，让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
其实，吴梅村并不是风流放荡的才子，尽管在明清时期这样的才子并不在少数。他的“狭邪之游”主要是在他到南京任职以后，也就是明亡前的那几年间。南京是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因此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仍在南京保留了一套象征性的中央班子。吴梅村是由于党争被排挤出北京朝廷的，他在南京的职务是国子监司业，大约相当于国立大学的副校长吧，这只是一个闲职，从官场的角度看，是明升暗降，但从吴梅村个人的角度看，却是正中下怀。他早已经厌恶了虚伪的官场礼节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在南京任闲职不可不称之为美差。吴梅村的“冶游狎妓”大约是从到南京以后开始的。
南京是著名的六朝金粉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因为是明王朝的南都，所以南京得到朝廷的特别关照。南京堪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里冠盖云集，人烟稠密，商品经济发达，秦淮佳丽更是闻名天下。卞玉京就是有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吴梅村才三十出头，正当盛年，既是朝廷大臣，又是名满天下的诗人和才子，同时也是声誉日隆的文人社团复社的重要成员。在文坛，他的地位仅次于钱谦益，但他还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钱谦益却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可以肯定地说，他一定是秦淮佳丽们竞相取悦的对象。这时的明王朝正是危机四伏的年代，内有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四面出击，外有新兴的满清势力步步进逼，因为军费开支的不断扩大，明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贪官污吏又从中盘剥，加之连年的饥荒，一时堪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但是，明王朝的大小官僚仍然热衷于党争和内斗，崇祯皇帝又刚愎自用。总之明王朝已经彻底腐朽了，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在当时明白这一点的人并不多，不管是文人还是官员。作为诗人的吴梅村对于时局的变化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他知道时局已经无法挽回，很早就产生了“拔脚风尘际”的想法，因此他在南京任职时间不长就辞官归隐了，而且迄于崇祯朝灭亡，再也没有出仕。对于时局的绝望和对于官场的厌倦，使得吴梅村彷徨忧郁，一时看不到出路，这是他放荡情志的主要原因。吴梅村早期的诗词留下了许多“艳情”篇章，大多是他本人混迹青楼的写实之作。
吴梅村大约早已闻知卞玉京的大名，于是专程前往苏州虎丘去见她。这一年是崇祯十六年的春天，距明王朝的灭亡仅一年左右的时间。一见到卞玉京，他立即就为她美丽的外表绰约的才华所吸引。卞玉京也一定听说过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吧，对他的文采风流满含钦佩和爱慕。乍一见面，她就想以身相许。对于一个明代的女子，哪怕是一个卞玉京一样的青楼女子，主动追求一个男人也是需要鼓足极大勇气的。当然，卞玉京并不是异想天开，因为她的秦淮姐妹中有许多人都嫁给了复社名士。她手抚几案含情脉脉地望着吴梅村，低声问他：“亦有意乎？”任何一个涉足爱河的男人都是不难读懂女人传递的爱的信息的，何况，吴梅村还是一个敏感和多情的诗人。但是，就在一见钟情的女人主动抛来绣球时，吴梅村犹豫了。就是这片刻的犹豫给他们的爱情蒙上了不祥的阴影。吴梅村假装没有听懂卞玉京的话，顾左右而言他。卞玉京是个聪明灵慧的女子，当然立刻就明白了吴梅村的意思，她长叹了一口，再没提起这个话题来。对于吴梅村为什么没有接受卞玉京，学者徐江曾有过比较中肯的分析〔4〕。大致说来，吴梅村是一个比较拘泥和保守的文人，不像他的朋友们那样风流放荡。他的迎娶秦淮名妓的朋友都是家境比较殷实的文人，如钱谦益久历高官，冒辟疆和侯方域等人都是世家子弟，吴梅村却出身寒门，而如果家贮如此秦淮佳丽，开销一定不会小。吴梅村的父母也是寒素谨慎缺乏大气的人，这可以从后来崇祯煤山自缢之后他们阻止吴梅村殉明和顺治十年敦促吴梅村仕清等事例中可看出来。如此老人，怕是难容儿子带回一个秦淮佳丽做儿媳的。而且，吴梅村已经有妻妾在门，他也许担心日后家里会惹出不愉快。
双方再没有提到嫁娶之事，但从吴梅村写给卞玉京的数首诗词中可以得知，他们两情相悦，在一起相处了不短的时间。画阁里，细雨中，乌鹊桥头，樱桃花下，他们既有心灵的相知相悦，也有肉体的相乐相欢。吴梅村自己也觉得有一种负罪感，他一次次地想离去，毕竟，自己是个有家有室的人。虽然他也一度混迹青楼，但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一个青楼女子动过真情。他也许感觉到，不能对这个深爱他的女人负起责任来，就没权利接受这个女人付出的爱。但是，卞玉京一次次地用她特有的柔情蜜意留住了诗人。吴梅村也因卞玉京的爱恋而诗情勃发，用一首首的“艳词”记下了他们相爱相依的情景：
娇眼斜回帐底，酥胸紧贴灯前。匆匆归去五更天，小胆怯谁瞧见。
臂枕余香犹腻，口脂微印方鲜。云踪雨迹故依然，掉下一床花片。
《西江月·春思》
门外青聰骑，山外斜阳树。萧郎何事苦思归，去、去、去。燕子无情，落花多恨，一天憔悴。
私语牵衣泪，醉眼偎人觑。今宵微雨怯春愁，住、住、住。笑整鸾衾，重添香兽，别离还未。
《醉春风·春思》
当然，虽然吴梅村对于卞玉京的感情超过了一般的青楼女子，但他的感情却并不是专一的，他还与为数不少的其他青楼女子有过交往，赠予过诗词。这其中甚至包括卞玉京的同胞妹妹卞敏。吴梅村有一首很有名的歌行体长诗《画兰曲》就是赠给卞敏的。另外，他还写过不少其他香奁体的诗词，并不都是给卞玉京的。他对卞玉京产生铭心刻骨的思恋是明亡以后的事。他写给卞玉京的词作有几首还是不甚庄重甚至称得上轻佻的，如《醉春风》：
眼底桃花媚，罗袜钩人处。四肢红玉软无言，醉、醉、醉。小阁回廊，玉壶茶暖，水沉香细。
重整兰膏腻，偷解罗襦系。知心侍女下帘钩，睡、睡、睡。皓腕频移，云鬟低拥，羞眸回睇。
这首词被后人称为“梅村词之最艳者”〔5〕。显然，吴梅村的笔端已经触到情色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