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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跳到雪地上，膝盖一软，险些没有跌倒。一阵恶心，想要呕吐，尽管肚子是空的。
戈尔洛夫盯着坍塌的栅栏和覆盖着积雪、供牲口吃食的空地，仿佛是刚睡醒似的，伸了伸懒腰，也下来了。佩奥特里打开栅栏门，把牲口拽了进去。
没等雪橇滑动，我从座位下面找到了我的包。“哎，”我用法语对戈尔洛夫说：“我的双脚痛得要死，大概今儿晚上不会冻掉吧。”
“今晚不会，”戈尔洛夫说，“明天。”
我仍然感到想呕吐，听到戈尔洛夫的吓唬后，我不甘示弱地回答道：“你保证过要安全地送我到圣彼得堡。要是我掉了一个脚趾，你就得掉一个手指。要是我掉了一支脚，你就得掉一只手。”
戈尔洛夫从座位上拿下他的袋子，还有那个商人的袋子。“骑兵要脚干什么？”他耸了耸肩膀。
我们俩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我正想着如何反驳他，但佩奥特里异样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雪橇没有动弹，他在跟牲口讲着我听不懂的什么话，但我听得出来他是在恳求着什么。他用短小的罗圈腿站稳身子，伸出双手去够着挽具，看着枣红色母马，轻声轻语地对它说着，然后用力拽缰绳。母马没有反抗，也没有任何反应。接着，它的前腿一软，歪靠着骟马。骟马带着缰绳尖声叫着，嘶鸣着。母马朝另一边倾倒，扭过脖子，仿佛要咬自己的后背，然后倒在地上死了。
《爱情与荣誉》第一章（4）
佩奥特里仍然握着母马的皮颈圈，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骟马被自己的挽具给拉倒了，在地上踢着，挣扎着。我跑到骟马跟前，解开缰绳，牵着它走进马厩。骟马离开了死去的母马，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跳跃，我要是有戈尔洛夫的手枪，非一枪崩了它不可。它的胸前没有母马那么多的白沫和伤痕，所以是母马拉着我们度过了难关。
现在该我们拉它了。我们用绳子捆住它的脖子和前蹄，把它拽进马厩，以免给狼留下饵食。驿站长早就为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还能不能睡觉感到不耐烦了，所以我们刚走到干草堆前，他就扔下用来拉马的绳索，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他的木屋。戈尔洛夫跟我一起站了一会儿。“瞧见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母马已经冻得僵硬的尸体。“这就是俄国马。要等到完成了任务才死。”说完，他也扔下绳子，走出了马厩。
“谢谢，主人【原文为俄语。――译注】！”佩奥特里用他知道的那几个英语单词说。“明天——走，走！”他坐在母马的脑袋旁，替它解开套索。
“是的，佩奥特里，”我说。“谢谢。”
我本想把手放在他的头上，结果只是拍了拍马头。不过，这带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我走出马厩的时候，佩奥特里搂着母马的头，低声哭泣着。
《爱情与荣誉》第二章（1）
晚上，在那个充当驿站的、臭熏熏的木屋里，我开始思考让我来到这里的秘密使命——这是我进入俄国境内后第一次想这个问题。我一直把这个秘密深埋在心底，不让它进入我的思绪，仿佛我也要对我自己保密似的。在这个单间木屋里，戈尔洛夫和驿站站长各睡一张床打着呼噜，佩奥特里裹着几条毛毯睡在火边的屋角里，鼾声不止，而我则坐在石头垒成的壁炉前，毫无睡意，眼望着微弱的火苗，耳边又响起三个月以前的那些话……
“那不是很容易的事。”
这一声警告把我带回到了伦敦，带回到了那阴沉沉的港口，带回到了那个晚上——当时我站在一条木船甲板的栏杆边。木船就停泊在云雾笼罩的码头旁，周围到处是操着伦敦口音的水手和码头工人，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吆喝着。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只是凝望着水面。
我注意到一个身材单薄的水手悄无声息地走上舷梯，在我旁边的阴暗处止住了脚步。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他正端详着我，仿佛想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脚上穿着骑兵的长统靴，斗篷下面挂着马刀，显然不是出海的人。最后，那人走上前来，平静地问：“你是从弗吉尼亚来的基兰·塞尔科克吗？”
“是的。”
“有人想见你，也是一个美利坚人——跟我们一样。”听口音，他像是来自殖民地中北部地区，我想，是宾夕法尼亚。
“我买好了回家的船票，”我说。“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开船了。我在伦敦连鬼都不认识一个。”
“有人认识你。他从事爱国活动。”那人提着我的包转身朝舷梯走去；我拔出马刀，把锋利的刀刃对着他的脖子。
“朋友，那可是个危险的字眼。你得告诉我那个爱国者的名字，不然休想让我跟你走进任何一条漆黑的街道。”
他侧着脖子，避开刀口，全身僵直，左右转动着眼珠，然后压低嗓音说：“本杰明·富兰克林。”
一个小时以后，我坐在伦敦一个富人的寓所里毕恭毕敬地等待着。屋子的窗帘都拉了下来。那个水手坐在我身边的另一把椅子上。
门开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闪亮的眼睛上架着一副眼镜，他那秃顶的头颅很大，四周长着像刘海一样笔直的头发。华丽的衣服紧绷着他那粗壮的腰围。他毫不拘礼地闯进来，人未进门先闻其声：“晚上好！谢谢你的到来，”这位伟人说。我注意到他没有称呼我的名字。刚才说话轻言细语的水手这时迅速地溜了出去。我蓦地站起身来，握住了富兰克林伸出的手。“请坐，”他说。“你要是饿了，我的仆人会给你送酒和饭的。”一个英国仆人在他的身后跟了进来。
“不用了，谢谢。”
富兰克林知道我见到他时很激动，似乎觉得有点好笑。他挥手让仆人出去。等房门悄然关上后，他很坦率地问道：“你知道叶卡捷琳娜是谁吗？”
我清了清嗓门，回答道：“是俄国女皇吗？”
“他们管她叫女沙皇。是女斯——阿皇，”他皱着鼻子，发出那个颤音。“俄国人发这个音很特别。可我知道你学外语很有天分。”
“我会讲一点法语和德语。”
“女皇是纯血统的德国人，在德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公主。王室的媒婆发现她跟俄国的皇太子很匹配。俄国宫廷内都讲法语。”听他那口气，似乎是对我的资格问题进行过慎重的考虑。“关于她的事情，你还听说过什么没有？”
“没有，先生，”我稍稍停顿了一下，回答说。
看到我的迟疑，富兰克林笑了。“你当然听说了！但是伏尔泰【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著有《哲学书简》，哲理小说《老实人》、悲剧《扎伊尔》等。――译注】告诉我说，有关她和马的故事，那纯粹是夸张。”他猛地坐在一个铺着绣花座垫的椅子上，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他收敛了笑容，并不是因为身上的痛风，而是别的什么事情，某件令他恐惧的事情。“叶卡捷琳娜真是光彩夺目、天生丽质、冷酷无情。她跟丈夫一起登上皇位后不久，丈夫就给人勒死了。现在沙俄帝国的全部权力都攥在她的手心——美利坚的命运现在就掌握在她的手中。”
刚开始我还以为富兰克林是在说笑话：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一国之君，跟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没有丝毫的联系，怎么能够对我们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发现他不是在说笑。
“你上大学时参加的一些协会里就有我的朋友，”他一字一顿地说，“我从他们那儿知道你有理由仇视英国人。”
“我更愿意认为自己热爱自由，富兰克林先生。”
“说得对！你的朋友们都选择了一些温和的职业——譬如法律、神学、商业——而你却到欧洲来学习战争的艺术。本来你可以为自己的激情找一个更平和的抒发途径，我知道你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
“坚守自己阵地的士兵才是最能言善辩的。”
透过他的眼镜，我看到他的眼睛眨巴了几下。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不仅仅是因为我慷慨陈词，而是因为别的原因，仿佛我是一道费解的难题；在此后的好几个月里，我一直猜不透他那聪颖的头脑是如何看待我的。他说：“我们发现英国人跟叶卡捷琳娜进行了一笔秘密的交易。”还不等我完全听明白这句话，富兰克林的仆人端着茶点走了进来，放在我们俩中间的茶几上。明察秋毫的富兰克林注意到我瞥了仆人一眼，就说：“别担心贝维克；我信任他，可以用生命担保。”
《爱情与荣誉》第二章（2）
“也要用我的生命吗，先生？”我说。
“你真风趣！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贝维克，给他准备去巴黎、然后从巴黎去圣彼得堡的费用。”贝维克鞠了一躬，几乎连眼皮也没抬一下就离开了房间。富兰克林继续对我说：“我知道你在巴黎有一个俄国朋友，是他训练了你的军事技术。”
“他叫谢尔盖·戈尔洛夫。可那有什么——”
“英国人请求叶卡捷琳娜提供两万俄国士兵到美利坚殖民地去镇压那里的一切反抗，”富兰克林说。我当时听了之后一定脸色有点苍白，因为他又重申自己的说法是对的：“是的，两万。美利坚的独立要想有任何希望，我们就必须寄希望于一个事实，即英国人把他们的兵力部署分散在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步兵短缺。但是，这两万俄国士兵是刚刚从击败土耳其人的战场上凯旋而归的，如果把他们放到美利坚殖民地……嗯，这种可能性不仅让你，也让我心神不宁。”
“富兰克林先生，您想让我做点什么？”
“俄国没有人替我们说话。我们的英国主人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想让你到俄国去，不是作为一个美利坚殖民地的人去从事爱国活动，而是作为一个拥有英国国籍的雇佣兵。说起来很荒唐，叶卡捷琳娜需要外国的雇佣军，因为哥萨克人正在俄国境内叛乱，而她本国的士兵不愿意与哥萨克人交战。他们对哥萨克的骑兵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忌惮。”当年，我作为雇佣军部队的一员，曾经在克里米亚跟我的俄国朋友和老师戈尔洛夫一起接触过哥萨克人，甚至还一起参加过篝火晚会。所谓的哥萨克人，是来自乌克兰的部落骑兵。他们英勇无畏，易动感情。根据戈尔洛夫的表情，我知道俄国人对他们是既鄙视又尊敬，这一点富兰克林说得很对。富兰克林接着又说：“所以，我要你去那儿，主动地去经历一些危险，特别是镇压哥萨克人。这样，英国人就会把你看作是盟友，甚至会帮助你，因为叶卡捷琳娜只要镇压了本国的暴乱，就会马上帮助英国人来镇压美利坚殖民地的暴乱。”
“如果我为叶卡捷琳娜、为英国人作战，那对我们美利坚殖民地有什么帮助？”
我注意到富兰克林的脸上毫无表情。“无畏、技巧以及接近于傲慢的自信，这些在叶卡捷琳娜统治的俄国是很引人注目的。如果你表现得很勇敢，你就会引起女皇的青睐。到了这一步，你就能为美利坚殖民地说话，把我们这一方的情况告诉她。”
“您让我到俄国去……充当说客？去游说女皇？”
“是呀。你在威廉和玛丽学院上大学的时候，口才是众所周知的。在你的班级里讨论法国进步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主要哲学著作有《对自然的解释》、《达朗伯和狄德罗的对话》等。――译注】的时候，你总是带头发言，而这几个哲学家都是叶卡捷琳娜很崇拜的。你既有机智，又有口才。”
富兰克林微微一笑，马上又皱了皱眉。“年轻的朋友，我派你去干的这件事很危险，”他说。“因为它涉及到美利坚大陆的未来。你在叶卡捷琳娜的俄国，英国人是无法把你当作卖国贼处以绞刑的。但他们一旦对你的动机有了怀疑，就会毫不犹豫地对你下手。所以，你必须尽快赶去，趁俄国的港口还没有解冻，趁英国船只还没有带来美利坚新近暴动的消息。从陆路去俄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合适的人能够做到。只要我们选对了人，他就可以到达俄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在引起那里的英国使馆人员怀疑之前就钻到了女皇的保护伞下。这个合适的人必须有锋利的刀剑和更锋利的智力，能够打入俄国的皇宫；一旦有了机会，就用感人的说服力为美利坚殖民地慷慨陈词。事情成与不成在于叶卡捷琳娜。这个合适的人可以接近她，为我们的事业辩护。你是合适的人选吗？”
我不记得当时在那里默默地呆坐了多久。富兰克林又坐回到椅子上，替我回答说：“面对这样的挑战，你的眼光显得很凶，很亮。”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火。现在，我抬起头来看着他，只见他笑了。我不知道他笑什么，但至少我可以肯定：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
《爱情与荣誉》第三章（1）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戈尔洛夫已经给火添了柴，我的靴子在火边冒着烟。他背对着火光，撩起睡衣烤后背，但站在那儿一点也没觉得烫。他瞪着我，他的黑眼睛直勾勾的，两撇眉毛令人想起火炮刷子上的硬毛。
“戈尔洛夫，你他妈的，”我在毯子里头动了一下说。“你为了不让我的双脚冻坏，就非得把靴子烧了吗？”他心不在焉地朝我的靴子转过身去，一脚把靴子从壁炉边踢开。昨夜我和衣而睡，并不想与驿站站长扔给我的被褥接触过多。“我干吗这样看着我？”
他也意识到这样看着我有点古怪，蓦地转过身去，一头扎进装满水的脸盆里。如果不是在一个礼拜之前我们就扔掉了剃须刀，我还以为他是要刮胡子呢。戈尔洛夫的下巴长满了跟髭须一样的黑胡子，而我的下巴上只有金黄色的胡茬，真叫人懊恼。他甩了甩头，抖掉脸上的水珠，开始穿衣服。过去他一向有军人的风度，对战友保持视而不见的姿态，这样我在最困难、最难堪的情况下也能拥有自己的隐私。而现在戈尔洛夫这样莫名其妙地凝视着我，可能是因为我朝他那个方向投去了更加注视的目光。当他扯上衬衣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左手腕处衣袖口上的镶边给撕开了。他与我的目光相遇，便咧着嘴傻笑，说：“是那个商人。”
看来潘特金当时并没有完全冻僵，他进行了反抗：刽子手对他处以极刑的时候，求生的欲望使他紧紧抓住了对方的手臂。不知怎么搞的，我倒觉得这个人不错，他毕竟凭直觉进行了反抗。我相信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所有的人都具有珍惜自己生命的尊严；对于那个把他扔给狼群的人，哪怕他只是抓了一把对方的手臂，那也足以体现他的这种尊严了。
佩奥特里跑到我们这张桌子上来跟我们一起吃早饭。他吃的是几块黑面包，蘸着热乎乎的动物油脂。刚到俄国的前三天，我不肯食用这种油脂，但后来为了抵御旅途的饥饿，又发现这玩意儿热量很不错，就尝了一些。驿站站长一边给我们递食品，一边打量着我的制服——骑兵部队的长统靴，缝有黄色条子的褐色马裤，绿色的紧身上衣——还不时地傻笑着跟戈尔洛夫拉家常。
戈尔洛夫把剩下的一撮面包蘸上碗里最后几丝油脂，塞进嘴里，咕哝道：“站长说那个德国军官穿着一件花睡衣。”佩奥特里放下木制的酒碗，饥渴地盯着空空的碟子。
“是吗？”我说。“告诉他，这是我的旅行制服，我还有一套正规的制服，干干净净地放在包里。告诉他，我不是德国人，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跟一支德国骑兵部队一道打仗，我出生在大英帝国最大的殖民地弗吉尼亚。不过，他说得也对：我穿的的确是德国军队的制服。告诉他，如果他侮辱这件制服，或者侮辱我穿的任何一件制服，我就宰了他。告诉他吧，戈尔洛夫。” 戈尔洛夫一边听我说话，一边继续干他的事：舔了一只油腻腻的手指，又去舔另一只。我凑近他，愤怒地说：“告诉他！”
戈尔洛夫懒洋洋地转过身去，对站长嘀咕了几句什么。我对他说了一大通，但他只是做了极其简略的翻译。我知道俄语不是一种措辞经济的语言，估计他没有直译我的话。站长忙着拾掇火堆上的炊具，不再看我了。
佩奥特里戴上帽子，穿好上衣，到马厩去了。戈尔洛夫站起身来，从口袋里摸出三个铜板，抛在桌子上。站长快步走上前来抓这几枚硬币。他刚一伸手，却发现我的手比他先到。他瞥了一眼门边放着的斧子。
“告诉他，只给他两个铜板，不是三个。”我对戈尔洛夫说，然后看了站长一眼。“告诉他，让他把马杀了，卖马肉。告诉他，下次再有军官，或是别的什么人到他这里来住宿并付给他钱，让他给人家干净的被褥。”
戈尔洛夫叹了口气，伸出一只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