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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使命是如此重大，犹如俄国无边无际的丛林。我能够到达这里是靠上天和马刀的保佑，而刚刚经历的事情与我即将面临的一切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然而，我躺在圣彼得堡那家客栈温暖的被窝里，凝望着木制的天花板；蓝色的星光反射着俄国的白雪，透过结霜的窗户投射到房间的天花板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这一使命。我相信，因为……嗯，因为我相信。我相信美利坚，我相信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美利坚人。我相信国王或女王的孩子不一定比农夫的孩子具有更健全的精神和头脑，更健康的身体。（事实上，我承认我有一种偏见，那就是情况刚好相反）。像所有的人那样，我相信上帝是有思想的。
更具体地说，我认为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和我一样都相信这一点：尽管她是女王，她不是生来就是女王。她是通过智慧和才华才登上高位的。仅此一点我就确信她会听得进去我简短的声明：“美利坚必胜”，而且她也会相信我的话。
我钻到被窝深处，陶醉于这些想法之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爱情与荣誉》第六章（1）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摇铃召唤男服务员，用他送来的热水洗了脸，我又让他把我的旅行制服和穿脏了的内衣拿去洗。为了在必要的时候能穿上正式的制服，我换上了带在包里的便衣，锁上门；为了不至于把戈尔洛夫从沉睡中惊醒，我轻轻地敲了几下他的门。听到里面没有任何响动，我就让他继续休息，自己先下了楼。
我在餐厅吃了早饭，有茶、奶酪和黑面包。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上我独自一人仍感到一种奇妙的轻松愉快、朝气勃发。饭后我上楼去拿上衣，仍听不到戈尔洛夫房内有任何动静，便转身来到楼下，出门上街去。
虽然圣彼得堡位于地球的北半球，冬天很晚才见到太阳，但夏天阳光一点也不少——这一点我在伦敦的时候就听说了。现在是四月初，早上八点钟，我正在芬兰湾的边缘。冰冻的大地吱吱地冒出雾气，那是要融化的前奏。黄色的晨光把雾气染成黄油一样。街道上不时有雪橇滑过。
看到佩奥特里坐在前门的雪橇上等候着，我很惊讶。“早上好！”我希望自己脸上的笑容能够让他明白我在说什么。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显然是希望帮我的忙。我高兴地走上前去，告诉他：“特南斯基胡同。【原文为俄语。――译注】”他笑着转过身去，用格格的舌音召唤马儿。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两副面孔：标志性建筑物高傲的面庞和贫民窟穷苦、肮脏的鬼脸。但在我见过的城市中圣彼得堡的贫富对比是最不和谐的。开始看到鳞次栉比的豪华住宅、教堂和公共建筑的时候，我还以为这里可以跟任何一座欧洲城市相媲美——维也纳、柏林、斯德哥尔摩——但是在俄语区和德语郊区交界的一条主干运河上面，我们的雪橇驶过一座横跨其间的木桥时，我发现我们把欧洲抛在了后面，重新进入了俄国。没有装修的灰色房屋蹲伏在冰冻的地上，宛如凝固的雾，下半截有洪水浸泡的痕迹，地基上的木板有的腐烂了，但上半截木料上的锯齿尚存，表明这些结构并不古老。沙皇彼得一世为了给这个内陆国家找到一个港口，击退了瑞典人，在沼泽地上建立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位于寒冷的海湾岸边。在过去的七十五年中工人们就住在我们经过的工棚里，不停地向大自然发动战争，而这场战争是由他们的伟大沙皇打响的：挖掘运河，为河流改道，抽干沼泽地上的积水，营造建筑。在主干运河的沿岸，到处可见劳作的人们，他们喊声震天，仿佛相信单凭吼叫就可以让大海和严寒退却。一队队带着镣铐的人把成堆的木料、石头拖到木匠们拉锯和抡锤子的工地上。几个工程师用德语发布命令；作为回应，监工们一边用鞭子抽打带着镣铐的人们，一边用俄语吆喝着。我估计这些苦力都是犯人，但又惊讶地瞥见一群人在走了很长一段路、把东西拉到目的地之后，卸下身上的镣铐，来到另一堆木料跟前，又给自己重新带上镣铐。他们把带镣铐和挨鞭子看作是很平常的事情。
佩奥特里把我带到涅瓦河边一条宽阔的大道上。这里，河流底下是流水，河面上结实的冰块映着蔚蓝的天空。大道与河堤之间耸立着高大的屋宇，像德国的市政厅一般宽阔，又像法国的鼻烟盒那样精致。“五号，【原文为俄语。――译注】”我对佩奥特里说。
不一会儿，我就下了马车，走进了一条两边有房屋、覆盖着积雪的街道。我站在一幢豪华住宅前，屋顶上飘扬着法国国旗，表明这儿住的是法国驻叶卡捷琳娜帝国的大使。
我走到门口，敲了敲门；门一开，我就念着事先准备好的话：“早上好。我叫基兰·塞尔科克。我要把这封信交给……【原文为法语。――译注】”
我发现开门的不是仆人，而是一个女孩子，便有些迟疑。她那赭色的卷发拖曳下来，露出一对闪亮的绿色眼珠。淡紫色的衣服要是换在别人身上会与肤色不协调，但在她身上却不然。她一只眼睛上面的眉毛扬起，另一只眼睛上面的眉毛下垂，那副模样自从第一眼看见我、还没有说话时起就一直没有改变，可以肯定她是故意这样的。可是她的眼睛却仔细地打量着我。“小姐，”我飞快地说着，向她鞠了一躬。她后退了几步，把我让进屋子的门厅，叹了一口气，仿佛一整天都在接待来客似的。
“你是说有一封信给我爸爸？”她用英语问道。口音显示她的母语是法语。“交给我吧，”她看到我停了一下，不耐烦地说：“给我吧，我爸爸这会儿正跟情妇在一起。你可以相信我！”
她眼里露出微笑，朝我伸出手来。我意识到我的窘迫使她很开心，而让人从窘迫到狼狈则是她习以为常的游戏。我这次用英语说：“我叫基兰·塞尔科克，是从美利坚来的。”
“我叫夏洛特·杜布瓦，”她行了一个屈膝礼，礼行得近乎戏弄，连头都没动一下。她再次伸出手来。“信呢？”
“信是要保密的——”
她一把从我的手里夺过信去，“哧”地一下子撕开来，然后大声朗读着：“请帮助这个叫基兰·塞尔科克的年轻人和他的朋友谢尔盖·戈尔洛夫，并为了两国的相互利益，给他们做必要的介绍。由本杰明·富兰克林亲笔签名！天啊，太有意思了！”
通过门厅的窗户她看到外面从马车上走下来一个身穿俄国制服、头上油光发亮、四肢笨拙地摆动着的年轻人，便停了下来。这个小伙子连门也不敲就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看到我似乎有点纳闷。杜布瓦小姐很随意地跟他打招呼，仿佛是运来了一件家具。“你来了，罗德昂！”她说。“到客厅里去吧，一会儿我就来陪你。”她牵着小伙子的手臂，把他拉进客厅的门内，随手把门关上，然后转身对我说：“可惜不能现在拜访你，你看，我有一个事先定好的约会。不过我会把这个交给我爸爸的。你可以……信赖我。”
《爱情与荣誉》第六章（2）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仿佛是要证实我完全听懂了她最后一句话的后半部分，然后把信塞进胸口，噌地一下子钻进客厅，让我自己走出屋子。
一个小时之后，戈尔洛夫、佩奥特里和我坐在“白雁”客栈的餐厅里。我们的桌子靠着窗户。戈尔洛夫狼吞虎咽地吃着，我痛斥自己的愚蠢：“我真是个大傻瓜！那封价值连城的介绍信——让我扔进一个小妞的胸脯里了。”
戈尔洛夫抬起头来问：“她的胸脯？”
“不是我塞进去的，是她自己放进去的。”
“是她放进去的？”他若有所思。“那个小妞漂亮吗？”
“戈尔洛夫，你一点也不懂，你这个大笨蛋傻帽！我是一个乡巴佬。我犯了大错。我丢掉了咱们仅有的一点点机会——”
我戛然而止，因为一辆四匹白马拉着的豪华马车雷鸣般驶来，在我们窗户外面停住了。马车有绒毛的衬垫，蓝色的流苏在车顶和马匹的缰绳上飘扬。一个使者——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他——穿着一件鲜红的上衣，有褶边的衣领围护着脖子，犹如斗鸡身上的羽毛，从马车里探出身来，踮着脚踩在淤泥上，走进了旅馆。
旅馆的侍者坐在前厅的办公桌后，我们在餐厅里可以看到他。这位身份显赫的人物走到侍者的办公桌前，低声说着什么。侍者看到这个使者惊呆了，朝餐厅做了一个手势，使者便来到餐厅门口。
“塞尔科克先生和戈尔洛夫先生，有请。【原文为法语。――译注】”使者用他那动人的男高音唱歌似的说。整个餐厅内的人都凝视着他。旅馆的侍者趔趄着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那个使者大步走到我们桌子跟前，每走一步总是脚远远地伸在下巴的前面。戈尔洛夫和我都哑口无言。可他比我更糟糕：他惊得一动也不动，僵直地坐在那里，弓着身子，手上还拿着刚才啃下了一块长条肉的烧鸡骨头，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这位使者，吊在牙齿上的那块鸡肉正把美味的油汁滴在下巴上。
那个使者用戴着白手套的手从鲜红的上衣内口袋掏出一个信封，然后双手捧着举过头顶。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然后仿佛腰身是一个旋钮似的，弯着上半身，把信封准确地安放在桌子的边缘；接着他的上半身上抬，直到那只手回到原来的高度。然后，他又以肩膀为轴心，把手掌放到腰间。“戈尔洛夫伯爵，”他吟唱着，咔嚓一下来了个立正，然后深深地向这位名人鞠了一躬以示告别。我真有点庆幸：他把这样崇高的礼仪奉献给了戈尔洛夫，而不是我。而这时戈尔洛夫的嘴上还噙着那块足有半磅重、油水直滴的烧鸡肉。我正觉得自己比戈尔洛夫体面时，那个使者嘴上说着：“塞尔科克先生，”身子却明显地向佩奥特里立正鞠躬。然后，他脚跟在前，身体在后地走出了餐厅。
戈尔洛夫仍然没有动弹，牙齿仍咬着那一块鸡肉。我注意到他的下颌试探性地动了一下，又一下，再一下，最后由于不断加速的咀嚼，他把那块鸡肉吞进了张得大大的嘴里。下颌每动一下，他的理智似乎就恢复一丁点，这样，等他吞下那块鸡肉时，就完全恢复为原来的戈尔洛夫了。他用袖子擦了一下嘴唇，飞快地喝了一口啤酒，朝信封瞥了一眼，说：“是你在特南斯基胡同的熟人送来的，对吧？”
我拿起信封，从里面抽出一份请柬，上面写着秀丽的字迹。我大声朗读：“杜布瓦侯爵邀请你们光临舞会，定于——”我抬头看了一眼戈尔洛夫，“舞会明天晚上举行。”
他沉默了一会儿，吸了口气，说：“嗨！我们贵族阶层的人士动作就是快！是不是呀，塞尔科克先生？”
当然，他最后那句话是冲着佩奥特里说的。
我对事情的进展很满意，甚至有点沾沾自喜。我告诉戈尔洛夫说我想休息一会儿，便回到房间。我一进门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准确地说是一切都太对劲了：房间里的灰尘给人打扫过了，洗脸盆旁边的水罐又重新装满了水，床单给拂得平平展展。我还注意到地板擦过了，我的包被安放在餐桌下原来的位置上，纹丝不差。我找出装写字板的盒子，检查那一沓子信纸。
为了提醒自己盒子是否给人拨弄过，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把写字纸中的一张放得跟其他的纸张错开位置。可以肯定那天早上我拿出信之后也是这么做的。我马上发现所有的纸张都是整整齐齐的。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把那一张纸错开位置。但我最担心的是其他的可能性。是不是有人翻了我的盒子找钱？找情报？他们又是谁？
我躺在床上，怀疑自己的神经是否正常。我询问自己是不是因为恐惧而在胡思乱想。以前在正常情况下的那种乐观态度已经荡然无存，何况我的确是太累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就这样躺在黑暗之中，没精打采，不断地告诫自己：旅途的艰辛最终使我抵挡不住了，我很快就会找到穿过前面森林的道路的，我有的是机会——但一转眼又对这一切表示怀疑。终于，我脑海里的最后一点秩序紊乱了，人也昏昏欲睡。我想到即将到来的舞会，就像小学生似的，开始考虑该穿什么衣服，会遇到什么人，我该怎样向别人介绍自己，以便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我猛地在床上坐直身子，歇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摸了一把跟马刀一起挂在墙壁钉子上的匕首，又想了一阵子，朝戈尔洛夫那边跑去。我把他从沉睡中拖起来，拽到我的房间，他感到莫名其妙。我锁好门，转过身来面对着他说：“我要摇铃子把男服务员叫来，戈尔洛夫。我要问他一些他不会拒绝回答的问题。我知道他会讲法语和德语。但他是俄国人。我想如果用他的本国语言，就更容易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爱情与荣誉》第六章（3）
“叫男服务员？那是怎么——”
“有人搜查了我的房间。我敢肯定。”
“为什么？你的钱带在身上——尽管数量不多。”
“我只是不喜欢别人窥探我。”
戈尔洛夫拧着眉毛，眯着眼，以为我失去了自制。“听我说！”我仍然固执己见。“昨天我把旅行制服和内衣给男服务员，让他给我洗好，熨平。”我指着窗户旁边的架子。“这就是制服，现在就挂在这儿！他后来又到这儿来过。他有钥匙。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帮助任何人进出。我要摇铃子把他找来。”说着，我把铃绳拉了一下。
很快就有了敲门声。我开了门，男服务员的口吻在我看来极其恭敬，他说：“什么事，先生？【原文为法语。――译注】”我让他进来；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来，看见戈尔洛夫也在里面，两腿发软。我锁上门，他转过身来，然后一动不动地站着。
我两眼瞪着他，只见他长着一头浅棕色的头发，一张典型的斯拉夫人的脸，面部正中间长着一个朝上翘的鼻子，看样子顶多十二岁。他站在那儿，脸色陡变，显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憨态。
“昨天，”我用法语说。“我给你脏衣服。你把洗干净了的衣服拿回来，放在了这里。可你让别的什么人进来了。”
“哦，没有，先生！”
我从钉子上取下匕首，慢慢地拉掉刀鞘，把刀鞘扔到床上；然后用左手的食指头抵着刀尖，不停地拨弄着刀刃。“是的，有这回事。你还让别人到了戈尔洛夫伯爵的房子里。”
男孩望了望戈尔洛夫，可他脸上毫无表情。他又看着我，我发现他的嘴唇在颤抖，便继续问道：“有没有这回事？”
他张开了嘴巴，可是说不出话来，正在摇头表示否认的时候，我一下子跳到他的跟前，伸出左手抓住他的后脑勺——不是扯他的头发，而是攥着脖子，因为我觉得这样更显得阴森可怖——把匕首尖顶住他下巴下面没有骨头的肌肉。我的鼻子离他的鼻子只有一英寸，我低声说：“我可不怕杀孩子。那些土耳其人在我看来都是孩子，我杀了好多土耳其人。是谁？你把谁带进了我的房间？”
我捏住他上脊椎的手可以感觉到他的腿在打颤。他脸上的憨态全无，直瞪瞪地看着我的眼睛，说：“没有谁，先生。”
我眼角的余光可以看到戈尔洛夫在摇头。他走上前来，推开了匕首，恳求我别杀了这个孩子。他的请求十分热切，但与我的意图大相径庭（因为我非但不想伤害这个孩子，而且正要宣布他的无辜），于是我估摸着他是想让我扮演得更凶狠一点。我真的变得更加杀气腾腾，听到戈尔洛夫求情，我后退了几步，挥舞着匕首，就在戈尔洛夫跟孩子说话的当儿，朝他们俩投去暴戾的凶光。突然，戈尔洛夫自己把孩子攥住，就像提起潘特金那样把他提到半空中，屁股朝下地扔到床上。接着，他后退了几步，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开始讲起俄语来。
那个孩子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戈尔洛夫不停地说着，孩子的眼睛在我们俩之间看来看去。戈尔洛夫那洪亮的嗓音一起一落地吐着俄语中的一个个音节，仿佛一把孤独的大提琴在奏着挽歌。孩子的胸脯起伏着，他在哭。
哭声越来越凄惨，越来越不可控制。戈尔洛夫刚才还猫着腰，双手扶着膝盖，向那个不知所措的孩子讲着话，这时他伸直了腰；为了不让那个孩子听见，他慢慢地走到我跟前才说：“我告诉他，你跟他发火不是因为他撒了谎，背叛了你，而是因为他让你失望了。我告诉他，这个旅店里其他的外国人因为他是俄国人，又出身农村，都把他当作垃圾。可你喜欢他，还告诉了我——我，戈尔洛夫伯爵，你跟我交朋友给了我很大的面子——说是你认为这个男服务员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