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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以后的境遇，那么，假如我们忽视父亲作出肯定之前的辩证思考，我们这些心理学家就会无法描写出全部境遇。还有，如果心理学家是一位心理统计员，那么，对于他来说这样的思考并不存在，因为被否定的断言永远不会在行为中表现出来，所以它不可能被“抽样”，也不可能被列入表格中。作为逻辑心理学家，我们绝不能仿佛它们不存在那样对待这种精选情景的这些方面，因为我们正是在这些境遇中的这一点上发现人的行动自由的。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即使一个人不承担检查可供选择的 根据的个人责任，而只是单纯随着直接感知到的事物而动，这也没有把目的的进程从他的行为中抹掉。假定那位父亲对妻子的否定表情看了一眼就立即毫不思考地对女儿说“不，宝贝儿，我想今晚你最好呆在家里”，这只是接受或转而同意别人用作根据的先行项。父亲在此所作的决定也依然表现了目的。在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以后，我们就可以对自由意志作出如下定义：
自由意志 是以非技术的方式指涉响应性有机体所具有的、用以辩证地改变自己在行为过程中作为断言（用作根据的前提）而肯定的意义之能力。只有当我们能够改变自己为之而作出决定的根据时，我们才是自由有机体。在作出肯定之前，我们可以谈及自由；在作出肯定之后，我们可以谈及随之而来的意义延伸中的意志［力］。总之，自由意志与精神决定论是一件事物的两个对立面。
自由意志与自决不仅因响应性而成为可能，而且是响应性的绝对条件。人类的本性要求人类在自己不断流逝的生活图景中“采取一种立场”，因此，这一过程总是包含着选择或决定，甚至在这一选择过程不为自己所注意到时仍是这样。当人认识到这一选择过程时——这一过程本质上是 从多项根据中决定一项 ，个人的责任也就进入这幅画图之中了。生活的现实会限制可以被断言（被肯定为前提）的根据，所以，除了在幻想中以外，穷人就无法驾驶上一部外国制的运动跑车， 相貌平平的妇女就不会富有魅力。但是，尽管事实如此，人的本性中总是有一个辩证的思维过程允许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促动因素中的关键点做点什么。具体地说，这点“什么”包括详细地检查构成行为根据的设想、信仰、价值观，等等。它们是行为的前提。
通过思考，穷人可以认识到运动跑车并不会造就出天堂，相貌平凡的妇女也会认识到美不单指外貌。当然，我们无法保证人人都会得到这种较“健康”的结论。经过思考，穷人或许会决定去偷汽车，相貌平凡的妇女也许会决定求助于整形外科。尽管如此，如果作为根据的设想得到思考检查，而生活的进程经过个人的决定后也确立了，这样我们就有了或常常有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个体。现在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反省性思考可以指导一个人在行为中发挥作用；这还可以使一个人与其他人融洽相处，因为正如我们在本书的首章（ｐ．６）所强调的，人们作决定时所依据的独特的个人根据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多。归根结底，在生活的设想方面，人类相同的东西总是比不同的东西多，而且毫无疑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印和理解才成为可能。
虽然到此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人类，但是，我们并没有声言比人类低级的动物就完全缺乏辩证推理的能力。使自由意志成为可能的辩证推理能力在所谓的人类这种动物中极有可能达到最高的发达程度。但是，在进化到这一阶段之前的某个阶段中，很可能有一种也具有辩证推理能力的动物已经补足了全然实证性的行为了。这时，双极性意义就出现，而这种“较高级”的动物也就变成了创造象征的而不是只用符 号作中介的有机体。任意性产生了！心灵的这一开放使动物的思维能力问题陷入混乱，因为现在它觉知到很多不同的含义或“可能性”。这就从根本上迫使它从很多可以得到的前提中肯定一个。它觉得有必要在生活的经验中“采取一种立场”，而不应只对生活中单向的操纵作出“反应”。
例如，一种因“自然”促成（动力因导致）而在树上或沿河岸寻找食物的动物，如今可能 在这一促成过程中 认识到其他抉择，比如它也可以从树上下到地面来或到远离河岸的平原上去。这一抉择（选择）并不是偶然作出的，而此处的“自然选择”也不是逐步或盲目地发生，而是带有预见性，是期望在生活中取得突出的好处。实际上，断言是被 强加 在这一动物之上，以使它不断扩大的对事件把握的能力更为稳定，使它能肯定自己通过辩证推理得到的“多个”结论中的“一个”。在具有辩证推理能力的动物的最高级形式人类中，这种确定一种“已知”抉择（选择、观点、设想、“真理”，等等）的思想需求促进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秩序。人被说成是一种社会动物。这种看法可能正确，是因为人类的聪明才智绝对需要一个赖以为着手即响应的坚实前提：社会规范并不是堂而皇之、“高悬空中的刺激”，通过外部操纵和强化把自己的操纵效果塞进人民大众的脑袋里。社会规范是一个人共为之的“那个”（前提），它为一个可见的群体（数量由小到大）的所有成员所肯定，在生活中赋予他们以共同的本体和义务意识（“一元”）。
不久以前，认为较高级的猿类已进化到具有辩证推理能力的理论似乎还得不到承认，更不要说更低级的有机物了。然 而近些年来确有一些学者开展了用聋人的手语与黑猩猩和大猩猩进行思想交流的实验。他们报道了这些动物如何适应情景，如何表达出与当时的“环境刺激”要求并不一致的观点。这些报道对目的论者来说都颇具启发性。这些学者中有一位帕特森博士，是心理学家。他教一只名为“科科”的雌性大猩猩（写作本文时约七岁）以这种方式进行交流。当我们读到科科跟她的驯养者们恶作剧时，都觉得很有趣，比如有时科科很讨厌这种交流而故意捣乱（有时就简直一点也不听话）。在描写其中一个例子时帕特森博士写道：“她〔科科〕似乎对自己恶作剧的效果洋洋自得，作出的反应常常与我的要求刚好相反。有一天，在摄象时我要求科科把一只玩具动物放在一个口袋底下，而她却拿起玩具伸臂举到天花板上。”
虽然心理学家并没有用辩证理论来考虑这些低级的辩证行为（底下—上面、向上—向下，等等），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历史上的科学传统的缘故。他们的科学前提或“模式”不幸地都具有实证论的偏向。然而，这不应妨碍我们在一切与描写人类有关的事例中体会出字里行间的含义。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理解了 心理学上 的自由意志指的是什么。认识这一过程并不等于我们在包含宗教观点、政治信仰、民族忠诚、社会偏见、生活方式的偏好等生活问题上，给“我 应该 肯定哪一个前提〔理由、真理、预断性假设，等等〕”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的，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心理学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勾画出一幅尽可能准确的人类本性的画图，一幅与科学证据相一致的、具有广泛 指导意义的画图。下一步我们就转谈这个问题，看看目的论人的形象究竟有多大的指导意义。
《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
里奇拉克著
第八章
通过第五、六、七章，我们勾画出了自由意志的轮廓，指出了自由意志是人类不仅有反应性行为，更有响应性行为这个事实在心理上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就必须把这一构想作为一项断言应用到人类状况研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领域中去。如果我们勾画出来的轮廓里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能在这些不同的论题中为我们所描绘的目的人的形象找到圆融一贯的证据。从第八章开始至第九、十、十一章，我们将以这样的目的引导读者探讨一下几个相关的领域。
心理学一直被用来矫治人类行为中的各种问题，包括从减轻体重到医治神经症与精神病症等方面的所有问题。很多心理学家认为他们的专业作用就是控制和预测人的行为。他们所指的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提出证据与实施证明，而是具体地操纵人，使人进入一种更好的生存状态。有的人却认为这种控制人们生活的愿望要不得，有损人的尊严。心理疗法的主要流派有精神分析疗法、行为主义疗法和存在主义现象学疗法。在本章里，我们将对这些方法逐一进行目的论分析， 并看看它们每种方法的效果如何。
精神分析法
精神分析法起源于三位医生的研究，他们是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我们已经对弗洛伊德作过较详细的讨论（第三章，ｐｐ．４３—４９和第七章，ｐｐ．１２９—１３４）。他是精神分析学之父。他创立了人们熟悉的梦析法、自由联想法、躺椅法，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想促进对神经症状态的 洞察 。假如弗洛伊德并不相信心灵的一个方面（潜意识）或另一个方面（意识）总是要作出响应以产生行为，那么这种洞察就不可能得到。洞察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的断言的别名。如果我们在第三章（ｐ．３３）中举例的孩子长大后都无法解决恋母情结的冲突（假定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么，他就可能与一系列的母亲形象反复“表演出”这种场面：他会对一系列母亲形象发怒，与其中几个结婚，而一旦这种精神字谜使他的配偶无法忍受时就与之离婚。弗洛伊德把这种情况称为神经症行为的 强迫重复 。因为 弗伊罗 （Ｆｕｅｒｏ）总是受到压迫，所以，这种家庭戏剧就总是反复上演。
为了矫治这种强迫重复，弗洛伊德相信，他必须首先通过分析神经症患者的梦、口“误”以及患者躺在靠椅上时（即在自由联想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幻想，为自己 和 病人把冲突分辨清楚。在这个寻找神经症根源的过程中，当所有的资料都收集齐了以后，弗洛伊德就向病人解释一切。这就叫 解析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这一过程：“其要点是：我应猜出秘密（比例中的潜意识动力）并坦率地把这一秘密告诉病人。这样，病人通常就被迫放弃对它的抵制。”在此，“我追求母亲”（本我愿望）的认识就由于此事令人厌恶的含义而被人格的意识面（自我、超我）所抵制。但是，由于持之以恒的解析和以病人的精神内容（梦中的故事等等）为基础的解析和证据增多，这幅图画最终就变得越来越清楚。如果病人坚持到底，他就能最终对自己的人格的另一方面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并随着这一洞察而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至少会改变对自己神经症的看法而使其症状消失；或者，即使症状不消失，他也不再被症状所烦扰。
弗洛伊德常常用里比多的术语来陈述这种更似心理 逻辑学 的解释。他认为，在进入精神分析治疗时，病人就会把里比多从进入他的神经症中的形象（在本例中即母亲的形象）上撤回（撤除精神倾注），转而投放在分析者的身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 移情 ，其通常形式是：在治疗的初期，病人“爱上了”分析者。然后，随着神经症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了解得更多，他又开始把里比多从治疗者身上撤回而重新投放在自己身上。他这样做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坚强的自我本体。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病人可能会变得蔑视分析者或对他不满，导致所谓的负移情（虽然正移情和负移情实际上都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同时进行）。慢慢地，病人就能更客观地看待自己与分析者的关系，就不再会把属于他人（如自己的父母）的特征归因于他了。而且，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由于病人经过改造的里比多得到调整，精神分析的过程就以病 人最终“把握了”自己的整个人格而告结束。正如弗洛伊德对这个将旧的抑制变为新的人格力量的过程所作的总结一样：“自我以潜意识的削弱为代价而逐步扩大其范围。”
如果我们愿意把人类思维看作一个响应过程，并认为无论指导心灵的力来自意识还是潜意识层面对目的论来说并 没有区别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以目的论理论来重构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的职业是给他的顾客提供一项选择性的断言或前提，使他的顾客“为此缘故”而重新考虑他们生活的意义。因为这一新断言的内容是那么讨厌（道德上！），所以他的病人们最初会觉得他分析的意义（目的）是不可取的。起初，这些病人抵制他对他们的神经症型的解释。但是，弗洛伊德继续以侦探般的精明进行分析，在他们心灵的每一个角落里探索，找出一个又一个切中要害的线索，最终使这些病人违背自己的自觉意志而相信他对他们的潜意识意向的理解终究是正确的。一旦这一真相得到认识，病人们通常就会把它作为事实而接受下来，如同孩子们接受歪曲现实的幻想一样。这样，一种新的响应过程也就发生。弗伊罗得到了处理；孩子般的断言被清除。这无疑是人类目的论，是一种精神决定论。它既可以使人得病，然后又能把人治好——取决于人生的此时此刻受到肯定的意义是什么。
阿德勒曾一度是加入弗洛伊德学派的第一位主要人物，后来，由于弗洛伊德分析时过分强调性的方面而与他分道扬镳。他公开采取目的观，强调行为的目标导向性。阿德勒说，要认识一个人的行为，就得了解这个人的目标，因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目标成了行为的支配原则和 最终？因 ”。阿德勒 相信，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即３至５岁左右，我们都订下一种“游戏计划”，我们的行为就是为此缘故而发生的。这种原型计划构成了我们的 生活方式 ，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此后所采取的模式。它的作用就像一个完整的目标，一旦被肯定，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会染上它的色彩。我们中有些人成了“妈妈的小助手”，长大成人以后就会继续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在我们的社区里起领头作用，或颇富责任感地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可靠的公民；而有的却成了“坏孩子”，一生中有害的活动不断，以聚会的骨干、恶作剧者或人群中八面玲珑的“人物”等不那么寻常的方式吸引伙伴们的注意。出现严重变态行为的生活方式来源于自私的生活计划。惯受溺爱或拒绝考虑别人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祸根，因为他们对别人没有爱心，没有为全民谋福利的社会兴趣。
阿德勒会认为，那位脾气暴躁的孩子（第三章，ｐ．３３）很可能就是这类以前受到溺爱的婴儿之一。这种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兄弟姐妹或父母的利益之上。阿德勒承认，父母由于宠坏孩子而成了孩子变态行为的“原动力”的一部分，但他并不赞成因孩子的行为模式而责怪其父母。他把神经症的起因完全归咎于孩子个人，因为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主观上形成的，也只有这个人自己才能改变它。阿德勒的方法由此被称为 个体心理学 。在他的心理疗法实践中，阿德勒几乎与弗洛伊德一样采用洞察的方法，试图从病人对早期生活的回忆、梦，或甚至从直接观察得来的行为模式中举出事例，向神经症患者表明他是如何以某一前提为基础进行生活的，而这一前提则在以前有意识地形成，如今却在潜意识中起着作 用。
比如，如果一位顾客一进精神分析医生的诊所就马上开始谈判，要求改变已经定好的下次诊疗时间，那么他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他的权力需求。这种需求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家庭生活经历，那时他很可能与一个兄弟竞争以获取母亲的关照（同胞竞争）。这种做法含有 争取优越感 的成分，即努力争取以补偿自己潜在而强烈的自卑感。这些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并不是弗洛伊德学说意义上的强迫重复，而是持续肯定一种已经断言的生活方式。那个受到溺爱、认为整个世界都欠着他什么的个体并不是在重复着他的童年；只是 自童年以来 ，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断言。在制订矫治方案时，阿德勒的疗治恰当地重视了目的因的各种因素。这种疗法所追求的是使神经症患者能对更具建设性、更无私、对社会的兴趣更大的前提作出肯定，使他能为此前提发出行为，以此前提为基础得到持久的个人满足。
我们所谈的“三大”精神分析家中的最后一位叫荣格，他同样承认人类的基本目的性。他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