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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懒汉”不是坏人，因此整治他们就得客客气气。他们每一个都有逗人之处，使得整治过程一直夹带着笑声。如果说，批判“恶婆婆”是为了解救乡间年轻女子，那么，这次整治“懒汉”是为了解救乡间年轻男子。然而，前者能找到“反封建”的理论名号，充满悲剧性；而后者却找不到理论名号，充满喜剧性。
世间女人和男人的事，大多是这样来瓜分悲剧和喜剧的么？
十六
整治“懒汉”的主要办法，是开一个个语气温和的“帮助会”。本来自土改之后，乡间开会就多，“懒汉”们历来最喜欢在开会过程中插科打诨、制造笑料，因此这次为整治他们而开会，他们一点也不怕。“看谁治谁呢”，他们心里一乐。
但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变得有点不妙。会上不是规劝，不是批评，更不是勒令劳动，而是帮助他们算账。一年要吃多少粮食？粗粮多少？细粮多少？这些粮食来自何处？年老的婶婶靠纺纱能贴补他多少？多病的舅舅靠打鱼能救济他多少？一年中饥饿的时间有多长？过冬时能穿的衣服有几件？
过几天还有会，讨论他究竟能干哪些农活，或者能做农活之外的哪些事情。更要命的是，终于讨论到了他的成家打算，那么多老婆婆、大婶大嫂一起与他盘算成家费用，而满屋还有那么多未婚的小伙和姑娘在笑眯眯地旁听……
这就是新政府“群众工作”的过人之处。人情人理之间，民众发动起来了，全村参与进去了，快速构成了一个荣辱分明的舆论结构，连再洒脱的人也不能不在乎。算了几回账，“懒汉”这个概念也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语。如果一开始就说他们是“懒汉”，他们一定抗拒，但是，会议间的用语是那么婉转：“大家要为懒汉找出路”、“懒汉也有可能变好汉”……是啊，懒汉、好汉一字之差，都是堂堂汉子，让他们叫去吧。
总之，才几个月，这批平时优哉游哉的活神仙，在精神上已经一败涂地。
十七
但是，在为他们找活儿干的时候大家都遇到了苦恼。他们能干什么活？村里能留给他们什么活？
就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使事情出现了整体转机。
在这里请允许我暂时停止叙述，加一段议论。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彻底否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我觉得有欠客观。世人皆知，近二十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个早期标志，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这无疑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但并不能由此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前些年我在北非、中东、中亚、南亚考察的时候对此更有感受。看着泥路边大片荒芜的田地和大批闲站着东张西望的贫困男子，同行的年轻伙伴问我：“他们为什么不弯下腰去干点活？”我说：“很难。这就是我小时候在乡下看到的懒汉队伍，没想到在这里也泛滥成灾。”’ 弯下腰去干点活？怎么干？水源呢？种子呢？农具呢？肥料呢？技术呢？资金呢？运输呢？市场呢？近代以来，世事纷杂、人口膨胀，东亚的自耕农经济已经很难由小家小户来自给自足。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灌溉更是如此，这些国家往往还是在靠几十年前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灌溉系统。当时中国南方农村还比不上他们，经历过长期的太平天国、军阀混乱、抗日战争，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和瘟疫，一切都不可收拾。地方那么辽阔，文化那么落后，交通那么闭塞，该怎么寻找出路？不管我以当时小孩的眼光还是以今天成熟的眼光看去，都会觉得合作化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权宜之计。
因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土地，就此可以找到一种简单的生产秩序。有了分工，有了调配，有了跨家跨户的渠道建设和农具购置，随之也有了让大家学习和实践每个生产环节的可能，连“懒汉”们也都有了适合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各家的孩子不必分头放羊割草了，因此也有了上学的可能——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就是这样聚集起来的。正是这种可能，使以后的一切社会改革有了可能。
也许高层领导者们有太多极端理想化的追求，后来在这件事情上确实也推进得太快、太急、太大、太粗，渐渐脱离了实情和人性，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但在合作化之初，那几乎是雪中送炭，为大地保留了最低的温度。
《铁皮鼓》里那个矮小的男孩子能够见证很多连大人也看不清的历史，在我们家乡，这个男孩子就是我。
第三章
旧屋与旗袍
旧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十岁离开的屋子，地处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桥头镇都属余姚县，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划人慈溪的。
旧屋所在，是地道的农村，唯一的热闹去处是一华里之外的桥头镇，但那只是一截临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桥，几家小小的店铺，每天清晨有一点买卖农产品的集市，走几步就完了。
越是无处可去，屋子对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独立的，是一排长楼中的一户。这排长楼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时早已破旧。长楼朝南，分七个单元，东边三个，西边三个，中间—‘个是公共活动场所，叫“堂前”，我想最早应该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紧挨“堂前”的西边第一家，进出的门户要通过“堂前”。从格局看，应该是这排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估计在建楼之初，我家祖先属于长子、大房。
从“堂前”进门便是“前间”，中间摆了一张八仙桌，一看便知，这是我家待客、供香、摆酒、祭祖的礼仪场所，尽管在我记忆中，它是那样的狭窄和简陋。
在全村，这间屋子最热闹，夜间经常坐满了人。因此，在西墙前面排着很多长凳，来人多了，就把长凳拉开搁在四周。一条长凳上挤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着很多人。从后面看去，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显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个小油碟，上面斜搁着一根灯草，火苗像—粒拉长了的黄豆，一抖一抖。火苗映着一个短发女子的脸，她才二十出头，眸子安静，脸带羞涩，正在埋头书写。她，就是我妈妈。 ，
妈妈是全村唯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
村民不管隐私不隐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消遣。我相信，从小习惯了上海思维的妈妈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诵读一家私信，一开始一定很不习惯。她用眼色询问上门来求她读信的那个妇人，要不要请别人离开一下。
那位妇人一定不会理解妈妈的眼色，妈妈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开始移过信纸。读信时，妈妈会把声音尽量放轻，但她发现，越轻，凑过来的脑袋就越多，而他们口中吐出的劣质烟气也越是呛人。时间—长，她也就放开了声音。
妈妈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对高地地的人来说，却是奇装异服。
结婚那天下轿，穿的是织锦缎旗袍，酒红色中盘旋着宝蓝色，让村里人眼前一亮。但更让村里人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他们还来不及把她的衣饰分开来一件件打量。而且，乡下人历来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嫁妆看成又高又远的事，即使从眼前擦过，也只当戏文传奇，不会用寻常目光评判。美丽的婚服穿过一次也就压到箱底去了，没有机会再穿，成了一个缥缈而匆忙的回忆。
但是第二天，村里人奇怪了，新娘子还是穿着旗袍，只不过换成阴丹士林的，一色正蓝，与织锦缎那件一样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着这身旗袍拎着篮子到河边淘米、洗菜去了。
在妈妈看来，阴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这身旗袍的颜色比村里其他女人的服装都要单一，而且料子也极普通。
妈妈出门很少，但不管走到哪里，稍一回身，总能看到窗口、门边星星点点注视的目光。她以为是乡亲们对新人好奇，便红脸低头，用微笑打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烦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来自上海，当然看不出妈妈的旗袍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这个儿媳妇处处让她顺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余孝宏先生对妈妈说了一句话，才传达出了一个村庄对一种服装的嘀咕。
孝宏爷爷坐在草垛边的石墩上，叫了一声妈妈的小名。这小名，是他从祖母的呼叫声中听来的，他与祖母同辈，这么叫很合适。
妈妈停步，恭敬地等他说话。
他说：“你这种穿法是朱家的，这里不这么穿。”
妈妈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没有听懂他的话，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孝宏爷爷其实是个很轻松的人，平日里习惯说说笑笑，一点也不想摆长辈的架子，看到我妈妈发愣，就笑了，说：“你看这里的女人，都是穿老布裤干活的。你这身，又不过节又不做客，太齐整。”
在我们乡下，“齐整”这个词，含有漂亮的意思。
妈妈“哦”了一声，点点头，便转身回家禀告祖母。祖母一听就来气，“就他管得宽！把他老婆都管成了痴子！”
话虽重，口气却是打趣式的，祖母说的时候还笑出声来了。
“痴子”也就是疯子，是指孝宏爷爷的前妻，祖母的妯娌，一直蛰居在我家西边邻屋的楼上。这是我们童年时代最渴望见到又最害怕见到的人物。她比我祖母年轻多了，我见到时大概也就是四十多岁吧，偶尔下楼来，不讲话，也不给谁打招呼，不胖不瘦，表情平静地轻声自语着什么，走不了几步又上楼了。
记得我五岁时有一次从山里采了一大把杜鹃花回来，在后门正遇到她下楼。她眼神定定地看了我手上的杜鹃花一会儿，又移眼看了看我。我分出两枝花来送给她，她把花拿到眼前又细看了一下，却立即塞回到了我手里，转身便上了楼，没发出一点声音。
前妻疯了，孝宏爷爷又续娶了一位，那就是至今健在的我的小阿婆了。小阿婆只比我妈妈大三岁，却长了一辈，她干练爽利，丰腴白净，是村子里的一个人物，如果用现代传媒的语言来定位，算是“该村妇女界的言论领袖”。小阿婆是从北边的新浦沿嫁过来的，那里靠着海，有渔业、盐业、航运业，远比我们村里开化。据说小阿婆还见过在整个浙北、浙东都鼎鼎有名的强势士绅王尧辉先生。王尧辉的强势，在于他有效地掌控了三北地区的盐业，这可是身价无限的土皇帝，早被此间村民神化了，小阿婆居然见过！光凭这一点，就使她在村民中的地位不凡。
小阿婆告诉乡亲：“连王尧辉家的佣人也吃得起馄饨。”然后她细细讲述馄饨是什么。非常薄的面粉皮子，包住了一点点最新鲜的肉馅儿，水一煮，薄皮子像云一样飘起来了。乡亲们一听，心也飘起来了。
孝宏爷爷把这么一个见过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里，实在让村人佩服不已。他总是坐在村头草垛边的石墩上，晒着太阳，调笑着每一个走过的人。但是，别人不敢反过来调笑他，一是因为他辈分高·，二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样一位妻子。连妻子都能随口说说王尧辉了，那丈夫如何了得，天下还有什么事不在他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是这位孝宏爷爷，不能接受我妈妈的旗袍。难道，连见多识广的小阿婆也没穿过旗袍？王尧辉家如此豪门，女眷如云花团锦簇，小阿婆没穿过总也见过吧？
妈妈问祖母，祖母想了想，说：“她当然见过，却真没见她穿过。新浦沿再怎么，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长裤吧？”妈妈征询祖母的意见。
“其实随便，都可以。”祖母说。
妈妈改穿长裤的第三天，孝宏爷爷又在草垛边的石墩上把她叫住了，说：“你这长裤也不对，太瘦，这里的裤子要宽大。也不能长到脚背，只能到膝盖下面。”
这次妈妈不理了，仍然穿着长到脚背的瘦长裤，过几天又轮换成旗袍。后来自己缝了一条裤子，宽大了一点，但还是长到脚背。
乡亲们天天晚上聚到我家来，看妈妈读信、写信，时间一长，也都习惯了她的旗袍和瘦长裤。
四
读信写信，是在读写一座村庄。
妈妈快速地进入了村庄的内心。
其实远不止是这座村庄。读信、写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闯荡者营造起来的，来自浙江农村的闯荡者又显得特别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远龙山镇农村的那个闯荡者就当上了上海商会会长，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热闹的一条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多数闯荡者都没有出名，他们中的一小拨来自我们村庄，平生只有我的妈妈在不断地书写着他们的名字。
终于，妈妈发现，外出的闯荡者也都不识字，收到乡间妻子来信后还要请别人来读。这让她愕然了。
她原来以为自己是—对对夫妻间唯一的“传话者”，因此尽量把妻子们的委婉心语细致表述，谁知，这种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达。对方找到的读信者一定是男人，他们能传达这些哀怨村妇的隐隐心曲吗？
那么上海，浙江农村为了造就你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价，实在太大了。
妈妈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两端之间的不公平。
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恒的，但她要做点事。
几年读信、写信的结果使她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义务在这些村子间办识字班，在年轻人中扫除文盲。以前已经有一些小媳妇想识字来找她，她觉得不如干脆把事情做得更像样一点。
东边一里路之外的桥头已有一所简陋的小学，办在一个破败的尼姑庵里，但是，当时那里招生太少，要收学费，一般农村青少年进不了。妈妈知道，要吸引大家来上识字班，第一个条件是不收学费，第二个条件是上课时间要／顷农活，也就是要在大家收工以后或不出工的日子里上课。
这样办，她粗粗一算，来的人会很多，光她一个人来教，吃不消。
要找一个人来帮忙。
有文化，能教书，愿意尽义务，完全没有报酬，又必须是一个女的，出来教书不影响家庭生计……
这样的人，在当地农村，哪里去找？
终于，她想到了自己娘家——朱家村，西边半里地之外的斯文富贵之地，只能从那里搬救兵了。
外公是地主，妈妈去朱家村找人有点不便，但妈妈一直缺少政治意识，心想义务教人识字，这样的好事谁会反对呢？
找到的那个人，便是朱家村除外公之外的另一个“破产地主”朱炳岱先生的年轻妻子。
朱炳岱被划为地主也是因为父辈的家声，到他自己已没有地产。他的妻子身材娇小、美貌惊人，比妈妈小一岁，也是从新浦沿嫁过来的，与小阿婆一样。姓王，叫王逸琴。
在妈妈还没有嫁到余家时，王逸琴已经嫁到朱家村了。妈妈一直说王逸琴比自己漂亮，但大家都说妈妈的气度更大一点。妈妈出嫁前与王逸琴谈过两次话，彼此印象都好，妈妈也由此知道她文化不低。
现在，妈妈抱着我，敲开了王逸琴家的门。
开门见山，妈妈对她说：“你帮帮我。高地地太苦了，年轻人都不识字。我打听了，别的一些村也是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办一个识字班吧，我教语文，你教算术厂
王逸琴说：“亏得你还想到我。”
妈妈说：“这事没有报酬。”
王逸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是地主的老婆，别人都不喜欢我到外面走动。”
妈妈笑了，说：“我还是地主的女儿呢。”
王逸琴问：“万一人家拖脚怎么办？”她说的“拖脚”，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检举、揭发，我们那里把“拖”字发音成“得唉”。她的意思，如果有人检举、揭发，有一个地主的女儿和一个地主的妻子一起办了一个识字班，一定有什么不良目的，该怎么办。
妈妈回答道：“有人拖脚，我们歇手。”
“脚”和“手”对仗，说出口之后妈妈自己笑了，王逸琴也笑了。
那么简单就说定了，王逸琴把妈妈送到她家东首的竹园边。妈妈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美丽的少妇，问：“你这旗袍是上海做的吗？”
“我没去过上海。这旗袍是在娘家新浦沿做的。”王逸琴说。
“新浦沿人穿旗袍吗？我婆家一个长辈亲戚也是从新浦沿嫁过来的，看不惯我穿旗袍，说那里只有王尧辉的家眷才穿。她还见过王尧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