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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穿我该穿的衣服。
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涨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份。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管那四十二坪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甚至不隶属于大化，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化。
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名之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腥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得要发疯。
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扮演我被同情或羡慕的角色，我又成了有以名之的我。
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牛仔长裙——以及身系长裙时的自己。
⒍项链
温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那句话是痖弦说的。
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项链，也许本来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一种东西，但它显然又是必要的，它甚至是跟人类文明史一样长远的。
或者是一串贝壳，一枚野猪牙，或者是埃及人的黄金项圈，或者是印第安人天青色石头，或者是中国人的珠圈玉坠，或者是罗马人的古钱，以至土耳其人的宝石……项链委实是一种必要。
不单项链，一切的手镯、臂钏，一切的耳环、指环、头簪和胸针，都是必要的。
怎么可能有女孩子会没有一只小盒子呢？
怎么可能那只盒子里会没有一圈项链呢？
田间的蕃薯叶，堤上的小野花，都可以是即兴式的项链。而做小女孩的时候，总幻想自己是美丽的，吃完了释迦果，黑褐色的种子是项链，连爸爸抽完了烟，那层玻璃纸也被扭成花样，串成一环，那条玻璃纸的项链终于只做成半串，爸爸的烟抽得太少，而我长大得太快。
渐渐地，也有了一盒可以把玩的项链了，竹子的、木头的、石头的、陶瓷的、骨头的、果核的、贝壳的、镶嵌玻璃的，总之，除了一枚值四百元的玉坠，全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可是，那盒子有多动人啊！
小女儿总是瞪大眼睛看那盒子，所有的女儿都曾喜欢“借用”妈妈的宝藏，但他们真正借去的，其实是妈妈的青春。
我最爱的一条项链是骨头刻的（刻骨两个字真深沉，让人想到刻骨铭心，而我竟有一枚真实的刻骨，简直不可思议），以一条细皮革系着，刻的是一个拇指大的襁褓中的小娃娃，圆圆扁扁的脸，可爱得要命。买的地方是印第安村，卖的人也说刻的是印第安印儿，因为只有印第安人才把娃娃用绳子绑起来养。
我一看，几乎失声叫起来，我们中国娃娃也是这样的呀，我忍不住买了。
小女儿问我那娃娃是谁，我说：
“就是你呀！”
她仔细地看了一看，果真相信了，满心欢喜兴奋，不进拿出来摸摸弄弄，真以为就是她自己的塑像。
我其实没有骗她，那骨刻项链的正确名字应该叫做“婴儿”，它可以是印第安的婴儿，可以是中国婴儿，可以是日本婴儿，它可以是任何人的儿子、女儿，或者它甚至可以是那人自己。
我将它录胸而挂，贴近心脏的高度，它使我想到“彼亦人子也”，我的心跳几乎也因此温柔起来，我会想起孩子极幼小的时候，想起所有人类的襁褓中的笑容。
挂那条项链的时候，我真的相信，我和它，彼此都美丽起来。
⒎红绒背心
那件红绒背心是我怀孕的时候穿的，下缘极宽，穿起来像一口钟。
那原是一件旧衣，别人送给我的，一色极纯的玫瑰红，大口袋上镶着一条古典的花边。
其他的孕妇装我全送人了，只留下这一件舍不得，挂在贮藏室里，它总是牵动着一些什么．，藏伏着一些什么。
怀孕的日子的那些不快不知为什么，想起来都模糊了，那些疼痛和磨难竟然怎么想都记不真切，真奇怪，生育竟是生产的人和被生的人都说不清楚过程的一件事。
而那样惊天动地的过程，那种参天地之化育的神秘经验，此刻几乎等于完全不存在了，仿佛星辰，我虽知道它在亿万年前成形，却完全不能重复那分记忆，你只见日升月恒，万象回环，你只觉无限敬畏。世上的事原来是可以在浑沌噩然中成其为美好的。
而那件红绒背心悬在那里，柔软鲜艳，那样真实，让你想起自己怀孕时期像一块璞石含容一块玉的旧事。那时，曾有两脉心跳，交响于一副胸膛之内——而胸膛，在火色迸发的红绒背心之内。对我而言，它不是一件衣服，而是孩子的“创世纪”，我每怔望着它，就重温小胎儿的腹中来不及地膨胀时的力感。那时候，作为一个孕妇，怀着的竟是一个急速增大的银河系。真的，那时候，所有的孕妇是宇宙，有万种庄严。
而孩子大了，而那里自顾自地玩着他的集邮册或彩色笔。一年复一年，寒来暑往，我拣衣服的时候，总看见那像见证人似的红绒悬在那里，然后，我习惯地转眼去看孩子，我感到寂寥和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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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怀古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浑炖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请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件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团长期虔诚的企盼祝祷而美丽起来。
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集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汗，一个孩子在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活，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沙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噘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量来为这季节命名——“春”。
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箩与烟箩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中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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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笔记
我喜欢那些美得扎实厚重的花，像百合、荷花、木棉，但我也喜欢那些美得让人发愁的花，特别是开在春天的，花瓣儿菲薄菲薄，眼看着便要薄得没有了的花，像桃花、杏花、李花、三色堇或波斯菊。
花的颜色和线条总还比较“实”，花的香味却是一种介乎“虚”“实”之间的存在。有种花，像夜来香，香得又野又蛮，的确是“花香欲破禅”的那种香法，含笑和白兰的香是荤的，茉莉是素的，素得可以及茶的，水仙更美，一株水仙的倒影简直是一块明矾，可以把一池水都弄得干净澄澈。
栀子花和木本株兰的香总是在日暖风和的时候才香得出来，所以也特别让人着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树上的花是小说，有枝有干地攀在横交叉的结构上，俯下它漫天的华美，“江边一树垂垂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那里面有多层次、多角度的说不尽的故事。
草花是诗，由于矮，像是刚从土里蹦上来的，一种精粹的、鲜艳的、凝聚的、集中的美。
散文是爬藤花，像九重萝、茶靡、紫藤、茑萝，乃至牵牛花和丝瓜花、扁豆花，都有一种走到哪里就开到哪里的浑洒。爬藤花看起来漫不经心，等开完了整个季节之后回头一看，倒也没有一篇是没有其章法的——无论是开在疏篱间的，泼撒在花架上的，哗哗地流下瓜棚的，或者不自惜的淌在坡地上的，乃至于调皮刁钻爬上老树，把枯木开得复活了似的……它们都各有其风格，真的，丝瓜花有它自己的文法，牵牛花有它自己的修辞。
如果有什么花可以称之为舞台剧的，大概就是昙花了吧。它是一种彻底的时间艺术，在丝帷的开阖间即生而即死，它的每一秒钟都在“动”，它简直严格地遵守着古典戏剧的“三一律”——“一时”、“一地”、“一事”，使我感动的不是那一夕之间偶然白起来的花瓣，也不是那偶然香起来的细蕊，而是那几乎听得见的砰然有声的拆展的过程。
文学批评如果用花来比喻，大概可以像仙人掌花，高大吓人，刺多花少，却大刺刺地像一声轰雷似的拔地而起——当然，好的仙人掌花还是漂亮得要命的。
水生花的颜色天生的好，是极鲜润的泼墨画，水生花总是使人惊讶，仿佛好得有点不合常理。大地上有花已经够好了，山谷里有花已经够好了，居然水里也冒出花来，简直是不可信，可是它又偏着了邪似的在那里。水生花是荷也好，睡莲也好，水仙也好，白得令人手脚无措的马蹄莲也好，还有一种紫簌簌的涨成满满一串子的似乎叫做布袋莲的也好，都有一种奇怪的特色：它们不管开它几里地，看起来每朵却都是清寂落寞的，那种伶伶然的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的悠远，水生花大概是一阕属于婉约派的小词吧，在管弦触水之际，偶然化生而成的花。
不但水生花，连水草像蒹葭，像唐菖蒲，像芦苇，都美得令人发愁，一部诗经是从一条荇菜参差水鸟合唱的水湄开始的——不能想了，那样干干净净的河，那样干干净净的水，那样干干净净的草，那样干干净净的古典的爱情一一不能想了，想了让人有一种身为旧王族被放逐后的悲恸。
我们好像真的就要失去水了——干净的水——以及水中的花。
一到三月，校园里一些熬耐不住的相思树就哗然一声把那种柔黄的小花球在一夜之间全部释放了出来。四月以后，几乎所有的树都撑不住了，索性一起开起花来，把一整年的修持都破戒了！
我一向喜欢相思树，不为那名字而是为那满树细腻的小叶子，一看到那叶子就想到“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句子。
相思树的花也细小，简直有点像是不敢张扬的意思，可是整球整球的看去，整树整树的看去，仍然很艳很逼人。
跟儿子聊天，他忽然说：
“我们班上每个人都像一种花。”
“谢婉贞是那一种？”
谢婉贞是他觉得最不同凡俗的一个女孩。
“她是荷花。”
“为什么？”
“因为一个夏天都是又新鲜又漂亮的。”
“那你自己呢？”
“我是玫瑰，”停了一下他解释说：“因为到死都是香的。”
这样的以香花自喻，简直是屈原，真是出语惊人！
春天，我总是带小女儿去看令人眼花的杜鹃。
她还小，杜鹃对她而言几乎是树。
她不太专心看花，倒是很专心地找那种纺缍形的小蓓蕾，找到了就大叫一声：
“你看，花Baby！”
她似乎只肯认同那些“花婴”，她不厌其烦地沿路把那些尚未启封的美丽一一灌注上她的欢呼！
旅行美国，最喜欢的不是夏威夷，不是佛罗里达，不是剧场，不是高速公路或迪斯尼乐园，而是荒地上的野花。在阿利桑那，高爽的公路上车行几小时，路边全是迤逦的野花，黄粲粲的一径开向天涯，倒教人怀疑那边种的是一种叫做“野花”的农作物，野牛和印第安人像是随时会出现似的。
多么豪华的使用土地的方法，不盖公寓，不辟水田，千里万里的只交给野花去发展。
在芝加哥，朋友驱车带我去他家，他看路，我看路上的东西。
“那是什么花？”
“不知道。”
“那种鸟呢？”
“不知道，我们家附近多的是。”
他兴匆匆地告诉我，一个冬天他怎样被大雪所困，回不了家，在外面住了几天旅馆，又说Sears tower怎样比纽约现有的摩天大楼都高一点。
可是，我固执地想知道那种蓝紫色的、花瓣舒柔四伸如绢纱的小花。
我愈来愈喜欢这种不入流的美丽。
一路东行，总看到那种容颜，终于，在波士顿，我知道了它的名字，“蓝水手”，Blue Sailor。
像一个年轻的男孩，一旦惊讶于一双透亮的眼睛，便忍不住千方百计去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了又怎样，其实仍是一样，只是独坐黄昏时，让千丝万缕的意念找到一个虚无的、可供挂迹的枝柯罢了。
知道你自己所爱的一种花，岁岁年年，在异国的蓝空下安然的开着，虽不相见，也有一份天涯相共的快乐。
《诗经》有一个别名，叫葩经，使我觉得桌上放一部《诗经》简直有一种破页而出的馥馥郁郁的香气。
中学在南部念书，校园大，每个学生都分了一块地来种，那年我们种长豇豆。
不知为什么，小小的田里竟长出了一朵小野菊——也许它的前身就跟豇豆的前身同在一片田野，收种子的时候又仍然混在一起，所以不经意时也就播在一起。也许是今春偶过的风，带来偶然的一抹色彩。
后来，老师要我们拔野草，我拔了。
“为什么不拔掉那棵草？”
“它不是草，”我抗议，“它是一朵小野菊。”
“拔掉，拔掉。”他竟动手拔掉了它，“你不知道什么叫草——不是你要种的东西就是草。”
我是想种豇豆的吗？不，我并没有要种豇豆，我要种的只是生命。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丛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小野菊。
那花，而被种在菜圃里，或者真是不幸的。
有一种花，叫爆仗花，我真喜欢那名字——因为有颜色，有声音，而且还几乎是一种进行式的动词。
那种花，香港比较多见，属于爬藤类，花不大，澄黄澄黄的仿佛千足的金子，开起来就狠狠地开满一架子，真仿佛屋子里有什么喜事，所以那样一路噼哩啪啦地声势壮烈地燃响那欢愉的色彩。
还有一种花的花名也取得好，叫一丈红，很古典，又很泼悍。
其实那花倒也平常，只是因为那么好的名字，看起来只觉得是一柱仰天窜起的红喷泉，从下往上喷，喷成一丈，喷成千仞，喷成一个人想象的极限。
有些花，是只在中国语文里出现，而在教科书里却不成其为花，像雪花、浪花。
所有的花都仰面而开，唯独雪花俯首而开，所有的花都在泥土深处结胎，雪花却在天空的高处成孕。雪花以云为泥，以风为枝桠，只开一次，飘过万里寒冷，单单地要落在一个赶路人温暖的衣领上，或是一个眺望者朦亮的窗纸上，只在六瓣的秩序里，美那么一刹，然后，回归为半滴水，回归入土。
浪花只开在海里，海不是池塘，不能滋生大片紫色的、白色的、粉色的花，上帝就把浪花种在海里，海里每一秒钟都盛开着浪花。
有什么花能比浪花开得更巨大，更泼旺，那样旋开旋灭，那样的方生方死——却又有四季不调，直开到地老天荒。
人站在海边，浪就像印度女子的佩然生响的足环，绕着你的脚踝而灿然作花。
有人玩冲浪，看起来整个人都开在花心里，站在千丝万绪的花蕊里。
把浪说成花，只有中国语文才说得那么好吧！
我讨厌一切的纸花、缎带花和塑胶花，总觉得那里面有一种越分，一种亵渎。
还有一种“干花”，脱了水，苍黄古旧，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