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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党校发表讲话3天后，他来到邓小平家，寻求这位最高领导人对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面改革新旗帜的同意。讲话前江没有和邓磋商。在邓南方谈话后，一切问题便由江自己来解决。在此意义上，南方谈话确实是对江的一次考验，而他的党校讲话正是最后一考试。
对邓而言，这个名词是再自然没有了。几年来他一直说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计划，而社会义制度也有市场。讲话后，江也请教了陈云和李先念，两人均表赞。于是邓最后总结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了（党的十四大的）主题了。”
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成为中国官方指导方针还需要再过几个月，但毫无疑问，正如《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所言，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江的党校讲话非常敏感，”滕文生回忆说，“因为正好在邓南方谈话之后且要体现他的改革思想，但是党和国家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抵触是有的；还要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江的（讲话）基调是共同讨，而不是下达指示。他要寻求共识。”
这样，江就开创了一个先例。为了让党的领导人对每5年在党代会上制定的新政策有思想准备，他首先会在春天到党校发表讲话时预先透露一下自己的想法，允许大家对此进行热烈讨论，这样一来，等到季党代会正式提出该项新政策时，它早就被接受了。
一旦中国媒体获准报道邓小平的南巡，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几乎每一个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的“南巡”。大陆的记者们如今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邓，把新一轮的改革称作“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中国的各个省份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从1992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
当邓小平告诉大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止‘左’”，他最终公开和过去那种僵化、教条、极左彻底划清了界限。虽然邓反对带有各种思想钳制的群众运动，他相信他是在发展——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1978年邓开始改革到1992年的南巡，治意识形态的辩论一直在中国持续着，用邓的譬喻就是，“摸着石头”过改革的“河”。1992年后，争论结束了，道路扫净了，速度加快了。“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10年后一位高级领导人说，“我真难想像中国如今会是个么样子。”
为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江泽民在4月份访问了日本。江很重视与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工商界人士发展经济合作，为此，他参观了位大阪的松下电器公司总部，同时把两国围绕中国东海一组岛礁（译注：即“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搁置一旁。江还会了明仁天皇，与天皇共进宫廷午宴。席间，江向天皇重申了对其访华的邀。
江最后还在这次访问中留下了个人的印记。出于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信奉，他坚持要专门拜访从1970年到1974年担任日本首相并开创了中日关系新篇章的田中角。和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田中在日本也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他卷入了一起受贿丑闻，并因此被捕。但如同对尼克松，尽管他已再能发挥作用，中国人仍然把他视作朋友。时至今日，尼克松和田中在中国都作为伟大人物为人们所铭记。
当江泽民抵达田中传统式样的宅邸时，这位老人的许多家庭成员都在门口迎接。当江跨出轿车时，田中的一个孙女儿走上前来向他献上一束鲜花。田中的孙女用英语说道：“欢迎。”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我来到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江对田中说道，“对我而言，很自然就会想起你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国有句老话叫‘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今天就是来向你表示感谢，并向阁下致敬的。”
江和日本媒体在一起时显得很放松。在启程前，和日本记者谈到了即将进行的访问。当问到他的个人生活时，他谈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儿，说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儿，”他笑着补充道，“这个数目是符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江对记者说：“我坚持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因此，我现在读一些有关历史、科技和世界事务的书。”江说他喜欢古典音乐，但也不排斥快节奏的音乐，比如迪斯科，“年轻人喜欢这个”。
江还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电视采访。“闲暇时间您都做些什么？”记者问道。
“我想我没有什么闲暇时间。如果我有时间，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
“以请您写下您喜欢的一句诗吗？这是毛笔。”
当江在纸上写下两诗时，摄像师把镜头拉近，作了一个特写。
“人们说您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记者一边端详着江的书法一边说，“我想这是一首唐诗。您能解释一下吗？”
“我写的是，”江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的前两句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6个月后，日本的明天皇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日本君主首次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在宴会上，天皇破天荒地承认他的家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江泽民在领导岗位上看上去似乎挺舒坦，但偶尔也有谣言传说着相反的内容。尽管在所有的政治体系中都会产生谣言，但那些有关中国高级领导的谣传，特别是在西方，往往会夸大他们在相互倾轧方面投入的时间。当然，为个人谋求更好的位置始终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一样，把他们的主要时间用在共同治理国家上。尽管围绕什么才是中国实现自身目标的最佳途径会出现分歧，但对于这些目标应当是什么，他们却几乎完全一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三项意义深远的相关决定。首先，将邓小平的口号，即“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二，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
特别是，会议把中国定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充满资本主义味道的术语“市场”联系在了一起，此举具有巨大的象征义。然而，当江泽民在大会上作定调子的工作报告时，他的言辞比起4个月前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要更为严密。一方面，他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而邓小平的“新革命”是“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而不是仅仅对它修修补补”。另一方面，他又寻求和谐与平衡：“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江说道，“不要一讲加快经济增长，就走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江泽民提出到2000年前经济每年增长8％—9％——高于当初五年计划提出的6％的指标。邓小平观看江讲话的电视直播时说：“我应该为这个报告鼓掌。”
到党的十四大结束时，江泽民已经建立起他的威信，或者更准确地说邓小平帮助他建立了威信：首先，当年早些时候的南巡促江加快了市场改革；其次，建立了一个更具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包括副总理朱镕基和49岁的胡锦涛（这位希望人物后来成为国家元首）江很乐意和胡锦涛共事。
很有意义的变动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其成员至少都有40年的党龄——不再设立了。委员会成立于1982年，作用是向中共中央提供“政治协助和咨询”。不再设立委员会，加强了江和其他现任领导的决定权和灵活性。
江不仅赢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挑战，他还在职权（政治、经济、媒体、军事）的所有方面发展了力量，提高了信心。后来在2003年，即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后一年，回顾历史时，江把1992年的这段经历称为他个人的转折点。
可政治仍然是复杂的。在新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集体中，这些有能、有责任心和有资历的人，对应当如何治理国家存有不同意见。尽管7个人拥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也都有着很强的个性，这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思想。李鹏是总理和政府首脑；乔石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李瑞环将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
排在第五位的是在上海的同事朱镕基，他将几乎完全掌管经济。他并不认为寻求一致意见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第六位是将成为常委会中最后一名军人的刘华清；第七位是49胡锦涛，他负责党的组织和人事。
在党代会临近尾声时，事情已变得很清楚。至少对邓小平而言，江泽民是他的接班人了。时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的搀扶下，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高层领导。在随后的20分钟内，他和泽民并肩走在一起。而其他人，包括李鹏在内，都在几步之后跟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江泽民的最终认定，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对此向全国进行了转播。“大会非常成功，”邓抓住他的接班人的手说，“我希望你们大家继续努力。”
江毫不犹豫地在所有方面加强他的权力。他成为党内负责经济事务、外交事和台湾问题的三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使他可以在这些领域中直接负责决策工作。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外交部长钱其琛进入了政治局。丁关根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在外交事务方面，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1992年8月，中与韩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个月后，江为来访的韩国总统卢泰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中韩建交的经过说明江是多么喜欢接受信息以及他是如何与下级共事的。作为在科学方面受过训练的人，江很尊重国务委员宋健博士，宋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对中国的航天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选总书记后不久，江就对宋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你觉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宋健满足了江泽民的要求，给他送去报纸、论文和书籍。“我就让我的秘书去他那儿，把东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宋回忆说，“我没有什么固定计划。有这么多各式各样我认为有意思或重要的材料，平均下来，我1个月左右就要给他送些东西过去。”虽然宋博士呈送过去的东西一般涉及的都是科学技术，但也有例外时候。
1990年冬天，宋博士的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赵利济博士找到了他。赵是一位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韩国社会学家，当时在夏威夷大学著名的东西方中心担任主任。那时，韩国总统卢泰愚正在寻求建立秘密的高层渠道，传递他的国家想与中国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信息，便要求赵博士斡旋。卢泰愚总统的创议正是通过赵利济博士传给了宋健博士，后者又按惯常的做法把信息传送给了江泽民。
在读了来信后，江判定时机和环业已成熟，便把信转给了中国外交部，正式启动了有关外交运作。1991年初，韩国和中国互设了贸易代表处，1992年年中，两国建立了外交系。
汪道涵，江的良师益友，也有与江联系的特殊渠道。当他被任命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后，这点就显得格外重要。海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台湾也有个相对应的组织。设协会的想法是非政府组织比起政府来要更加灵活，可以找到缓解紧局势的新路子。根据江的要求，汪道涵直接向他报告。
“我从来没有向江泽民隐瞒过情况，”汪说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任何事——尤其是当我觉得他还不知情的时候。他也经常询问我的意见。我们联系很密切。每次我到北京都会去他家。作为老朋友，我们会谈论许多问题，包括个人问题，就像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那样。江没有变。有时当他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他知道他可以信任我，我可以告诉他我的真实感受并对谈话的内容保密。如果他问及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先做一些研究，然后告诉他我掌握的情况或得出的结论。”
1992年岁尾将至时，江作出了一个改中国科学技术前方向的决定。按照惯例，由副总理朱镕基起草的下一年度的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而江作为总书记，将主会议。作为1993年计划的一部分，负责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博士提出建议，中国鼓励发展由企业家兴办的高科技公司，并为此批准建立数十个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然而，朱镕基却坚决反利用企业家兴办的公司和工业园区来推动科技发展——他青睐大型国有企业——他的反对导致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朱副总理和应邀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国务委员宋健，将有一场面对面的辩论。
“我负有责任，要为发展科学技术找到方法以帮助国家达成发展目标，”宋解释道，“早些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群策群力设法找到一些革新性的设想。”
第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星火计划”，重在发展技术水平不太高的镇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经准备好跨出第二步：在城市中发展高科技企业。就此而论，宋博士相信最好的战略将是一个大胆的战略：建立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以优惠政策鼓励创办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他和他的手下已制定出一详细的计划，以波士顿、硅谷和奥斯汀周围兴起的高技术园区为蓝本。宋博士在朱镕基的国家计划中写进了深思熟虑的一段话，确认了高技术企发展政策并授权批准建立高技术园区。但是，朱不同意宋博士的想法，他删去了这段话。
每个人都承认如果不大力促进科学技术，中国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毫无前途可言。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该做，而是如何才能做得最好。宋健博士认为，发展能够激发中国年轻科学家潜能的小企业、小公司是正确的途径。而朱镕则属意于可以大大增强中国工业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
“我和朱副总理是好朋友，”宋特别指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大分歧。除了把我们的不同意见带到政治局进行公开辩论外，我们别无他。”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全体会议，虽然开了3个小时，但是只有20分钟用来讨论高技术。朱镕基主张，他所负责的大型国有企业应当成为发展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有现成的管理体制，朱说，还因为它们有开展高水平研发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我们有这么多的国企业，”朱力争说，“它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
“作为他为国民经济制定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朱镕基一心想振兴中国的国有企业，”宋博士解释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并促使他得出这种分析结论。”
轮到宋博士发言时，他声明他的立场代表着中国科学界，而不仅仅是他个人。他争辩说，国有企业恰恰不是发展新科学技术的合适场所，因为创新一般说来是年轻人的工作，而大型国有企业的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体制将会抑制而不是增强他们的创造力。
“在论资排辈的国有企业，年轻人怎么能有机会去做一些独创性的工作，去挑战那些陈规陋习呢？”宋问道，“年轻人决不会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好。”
宋博士解释了让科学家在国企业的束缚和限制下开展工作是何其困难。“如果我们对科技创新是认真的，我们就应当打破旧的模式，”宋在政治局恳切地说，“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们自行创建充满活力的新企业呢？”
尽管只有朱镕基和宋博士两人在进行辩论，宋的上级并且是科学技术可靠支持者的李鹏总理支持他的新思想。作为主持人，江泽民没有加入讨论。他专心倾听了朱镕基和宋博士的辩论，还作了一些笔记。
最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观点。“我同意宋健同志的意见。”江直截了当地说。然后，他转向副总理：“老朱（这是个亲热称呼），你不应当这样一味反对这个想法。就让他们试一下。也可能他们会成功，也可能他们的努力会变得很重要。我们最有才干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要把科技创新进行下去。过几年，我们可以回头检讨这个项目，对它作出一个恰当的判断。”
江泽民主持会议有他的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这次就很典型。他先让主要发言人提出他们的想法，并鼓励所有与会者畅所欲言，在此之前，他自己不发表意见，而用大而清晰的字体记下谈话要点。在会议结束时，他会总结集体的结论，在房间里逐个询问，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