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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稳定和中国经济的繁荣。
对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人们似乎也正在形成更为公允的看法。时间让人们改变了看法，甚至某些曾参加过抗议示威的学生，也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1月份的重头戏是他在中南海主办了一次特别宴请，邀请了约20位老同学及其配偶。这履行了他7年前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告诉王慧炯他无法参加北京的一个同学聚会。“请向我们的同学转达我的歉意，”对王说，“告诉他们我的位置让这事很难办，但是我答应在今后参加一次聚会。”
几年来，江泽民偶尔会感叹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老朋友肯定会想我是因为自己的‘高位’才不参加的，”江对王慧炯说，“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每次我都被其他事情缠住。但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当年第一个星期六下午3点，聚会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政府的车才将各位送回家。老朋友们一起唱了许多歌，包括《当我们年轻时》。江和夫人与每对老同学夫妇合影。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守信是很重要的美德。”王评论说。
数月后，一位老同学去世，江向其遗孀致电表达他的哀悼之情，虽然在聚会上他并没有见到她。后来有一次，王告诉江有个身体状况很糟的老同学，一生未婚，也没有亲戚，如今住在远在云南的敬老院里。尽管江泽民只记得他的名字，对他的面貌已经没有印象了，他还是给当地官员打电话，要求他们照顾好他。“江就是这样的人。”王说。
同样是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出发，江泽民号召在治理中国时，要将“伦理道德”放到和法律相同的高度，并谈到“以德治国”。在一次全国的宣传干部会议上，他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江强调“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这种说法明显带有儒家思想的色彩——这在方向上似乎是个转变，从而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揣测。数十年以来，中国古代的思想被共产党某些人视为“封建遗毒”。虽然江有意说得含糊不清，但人们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否正在试图创建一个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儒家道德思想的新体系？
一些人将这一举措看作是抵御“法轮功”奇特诱惑的一种手段。“法轮功”分正在利用信仰的真空传播自己异想天开的理念。学者们纷纷研究江的新思想，他们不但视其为社会断层期健康道德指导方针的基础，而且也将其看作是探究曾遭“文化大革命”压制的中国丰富哲学遗产的契机。
一位研究者指出，江泽民是第一位将孔子学说的精髓引入共产主义的党的领导人。
江力图使党焕发新的活力，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他指出，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政府官员都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道德教育。同时，江把党历史上的重大失误归咎于实施过程中的错误，而非共产主义的基本阐述之过。此外，还召开了大量的研讨会，探讨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
在与日本在野党社民党领导人会面时，江民提到中国共产党正在“认真地研究”是否取消禁止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规定。“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根据当前形势改进我们的理论。”他说。这些看似随意的评论预先揭示了本年度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一个表明时代变迁的迹象是，为了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由17位成员组成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对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北京是大热门，但政府决心要确保万无一失。人们对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的事依然耿耿于怀。
中国政府发起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整治的耗资200亿美元的大规模战役，这次战役被称为“中国自建造长城以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之一”。城市中四处都是“新北京，新奥运”的鲜亮标语牌。出租车司机开始学习英语。
江主席欢迎以海因·韦尔布鲁根为首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到中南海，并在一间装饰精美华丽的中式房间里举行了会见。“能与贵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会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北京申奥的支持。”韦尔布鲁根告诉江主席，他祝北京在7月13日的最终投票决定中好运。
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之旅的最后一天上午，他们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评估它能否满足需要，处理转播奥运会所需的巨大电信通讯量——下午，他们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告别。欢迎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中央电视台的是年富力强的台长赵化勇，他给这家国有电视台注入了活力和新思维。评估团留下了良好印象，赵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知道自己在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申奥工作中的任务已经完成。
当晚，赵化勇坐在他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观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国家新闻节目“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是中国最重要的电视节目，它在每晚7点首播，晚上10点重播，中央电视台的这一旗舰级的国家新闻节目拥有数以亿计的观众，其广告收入在中央电视台每年7亿美元的广告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极大，在市场经济中，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高级领导人定期仔细收看的节目。由于“新闻联播”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每天都会仔细审查这一节目，就像一名元帅一样监控着播出的节目。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在中国，接往主要媒体的热线电话的重要性不亚于军方热线的重要性，当这部话机响起来的时候，整个屋子都一激灵。很难想像丹·拉瑟会对来自白宫的电话很上心，但这是中国，赵的心头一震。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我刚才看到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道。会见奥运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是太棒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总会报道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活动。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很少会出现例外的情况。
江并未因为受到恭维而分神。“谢谢，但是你注意到有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赵的脸都红了。既然江亲自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极端敏感的“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误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江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原因有二，一是职业原因，二则是出于个人原因。作为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他知道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高度敏感的。虽然这次出现的是个小问题，但错误自会造成混乱；作为一个老工程师，他实际上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搞混镜头的失误。
赵本能地抓起电话拨通了新闻中心。“‘新闻联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在我到之前谁也不许动！”
当赵走进那布满屏幕的房间时，他发现这儿就好像出现了某些科幻片中时间静止的场景一样。当时真的是没有人在动，人们的脸要么是通红，要么是铁青，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沉重的呼吸声。
“把今晚的节目给我！”赵命令道，“总书记进行了两次会见。我要所有的镜头。”赵没有解释，这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让摄像师到这儿来。”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新闻制作人，赵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做任何交代，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上的。江是在下午4点进行会见的，摄像师们在完成拍摄任务之后就匆忙往回赶——由于北京出名的交通拥堵状况，他们直到6点之后才到中央电视台——他们把录像带交给焦躁不安的编辑（这些编辑并未去过拍摄现场）之后，这些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就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
摄像师们被告知，在没有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跟着江拍摄就是了，于是他们就拍了两次会见的场景。由于每次会见镜头都不长，而且没有做好记号——同一天，同一地点，同一人（江主席）——一场混淆的差错就在剪辑室发生了。赵知道，因为时间紧迫，而外宾们看上去也相差无几，编辑们很容易就会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在迅速而仔细地换上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多次检查了纠正之后的图像——并让摄像师确认无误，绝对确保这次再没有任何差错了。在他最终满意之后，赵化勇吩咐将修改过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9点钟的新闻摘要（每个小时都有）及10点钟“新闻联播”重播时播出。
8点25分，赵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准备给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接起了电话。
“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
赵于是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听完之后很满意，并用一种行家的口吻回答道，“你也像我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与制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考虑到不要过多占用这位高级领导人的时间，赵在对江表示感谢之后就准备挂电话了。但江却继续往下说，此时的谈话更加亲切，他开始与赵谈起他与那位电子公司管理人员（就是他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才惹出了这起麻烦事）之间多年的友谊。随着谈话的进行，双方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赵开始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似乎正与某位亲戚或老师在晚上聊天。
最后，大约20分钟之后，江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他最后说：“你看，这的确是我的疏忽。我在同一个地方会见两组外宾把摄像师给弄糊涂了。”
“不，总书记，是我们的过错。这是工作系统出了事故。我要负个人责任并愿意接受处罚，我也会处罚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人。”
“请不要这么做，”江嘱咐赵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赵化勇后来回忆这出幕后戏时表示：“当时的情绪就像是坐过山车一般，从开始到结束不过1个多小时。我明白江主席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与我谈论与正事无关的事情。他是想让我在经过这次恼人的事情之后冷静下来，恢复我的信心。想想吧，国家主席亲自教导并安慰我，甚至不让我作出过度的反应，处罚我的手下。我非常感动，这一幕我将没齿不忘。”
3月底，《华盛顿邮报》的4位编辑来到中南海采访江主席。在正式回答了事先提交的问题之后，这位中国领导人以其喜欢的交谈式风格与他的交谈对象相互打趣，开玩笑，偶尔还用通俗的英语说上两句。
其中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称江泽民“魅力十足，非常幽默”。这位编辑对于一位华裔研究者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遭拘留的案件非常关注，但他发现江似乎对媒体如此关注此事真的是大惑不解，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如此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江说，“在经济与高科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也非常强大。你们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为什么老是关注这类事情呢？”
在这次采访中比较轻松的时刻，江承认当记者提问时他会感到紧张。“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总会感到头疼，”江说，“美国总统也不例外，我个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江还拿这些年轻的客人开玩笑。“我想今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之间年龄的差距非常大，”江说，“当然，你们的精力比我要充沛得多。但我不得不说我可能在生活阅历上要更为丰富一些。这不是自大，是客观事实。”江泽民以一种毫不夸张的口吻缓缓说道：“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位编辑请江泽民评论一下“法轮功”奇特却强大的吸引力，并且问中国人民是否“已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转而寻求其他信仰了”，试图以此来激怒江。
江主席承认可能有些中国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但他突然用说不上好但却充满激情的英语说道：“但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他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在我年轻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但现在我觉得并非如此。”
这一问题继续困扰着江。江在2003年末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这个题时说：“多年以前，当我们参加共产主义革命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在全世界实现，而且它将有利于全世界。今天，尽管我们依然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时代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常常思考历史，”江接着说，“我现在已经77岁了，我经历过发生剧烈变化各个时代。我完全相信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
但是就在江进行这种宏观思考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提醒人们这种和平是多么容易被打破。4月1日星期天，一架美国海军的EP…3“白羊座Ⅱ”侦察机起飞执行例行的侦察任务，收集中国沿海的电子数据。EP…3侦察机的信号搜集范围是200至460英里，机组人员可通过机上的设备截取中国的各种电子通信，这些通信对美国军事指挥官具有重大意义。
几十年来，像EP…3这样的美国飞机经常从日本出发，到中国边境执行侦察任务，其行动也总是受到中国军队的密切监视。一般来说，美国侦察机总是在公海上空沿着自己的既定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