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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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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获得了压倒性的2939张赞成票,只有4票反对,3票弃权,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得票者”。已经在位13年的江得票率稍低一些,达到了92。5%。稍过片刻,同样被视为在职当选的曾庆红得到了87。5%的赞成票。不过,江泽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出现于大庭广众,这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开明的另一个标志。
    对于江和曾来说,他们实际掌权已经10多年了,一定数量的非赞成票既不令人惊讶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曾庆红是政策的执行者和制度的实施者,受欢迎程度稍低是在预料之中的。
选举结束后,胡锦涛向台下三鞠躬,江泽民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迈着轻松自信的步伐走在胡锦涛、李鹏和朱镕基的前面,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威严。
    第二天,备受欢迎的温家宝被选为总理,得到了高达99%的选票。一天后,温总理公布了由28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这个团队将在未来5年中管理中国政府。4个副总理中包括黄菊和主管经济和工业的曾培炎。
    3月18日,人大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全体人大代表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胡承诺,他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胡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称赞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的10年间领导有方、成就卓著。他说江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胡还强调说:“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向江泽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有报道说,江会在此后的整个5年任期内保留他两个平行的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7年党的军委主席才会到期,2008年国家的军委主席才会届满。江向一些上海代表透露过他的想法。他解释说,需要有人来“压阵”。离任的国家主席说:“我向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数月后,江对这次交接班进行了反思。他对几个同事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对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十届人大结束的第二天,美国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对伊拉克“首要目标”发起攻击,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事行动”。这是一个例行声明,缺乏力度。尽管中国与法、俄、德反战阵营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江知道,与美国对抗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战争之初,中国报纸发表了对战争有严重倾向性的观点,夸大美国的过错、失误、问题和损失,反复播放子虚乌有的伊拉克新闻部长可笑的声明。中国的读者很可能会因此认为美英联军已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泥沼。
    中国的媒体向来是个敏感领域。对于媒体应该如何变革,胡锦涛有一些新设想。他决定,政治局每次开会,媒体都应进行报道,这是朝着提高执政透明度迈出的又一步。胡告诉主管媒体的官员,电视新闻把太多时间用于报道高级干部开会和日常视察。胡呼吁播出更多“真正的新闻内容”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减少对高层领导人日常活动的报道,他在内部会议上批评这种做法是“浪费时间”。
    媒体在2003年初报道了两起危机,从中可以看出有关方面对于媒体报道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第一起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内发生了两起爆炸,相关消息迅速得到全面报道,从而转移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危机很快得以解决。《人民日报》认为,媒体的“透明度在阻止谣言传播和防止恐慌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在第二起危机中,人们没有像上次那样幸运了。
    2002年末,爆发了令人恐惧的新型传染病,即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媒体一开始是置之不理,等到情况较严重的时候,媒体仍轻描淡写。这种疫病始发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和香港,接着又爆发于北京。2月9日之前,在官方媒体中关于这种致命疫病的消息被完全封锁。2月25日以后消息再次被封锁。
    就在“非典”病例急剧增加之时,中国各大报纸上连续刊出局势“得到控制”,病例正在“减少”和“不再构成威胁”的报道。
    4月3日下午,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中,他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只有12例“非典”。
    各种传言充斥北京,游客纷纷取消到中国旅行的计划。很快,国内外的公众压力迫使当局改变了政策。4月17日,胡锦涛下达命令:政府各级部门“绝对不许隐瞒‘非典’疫情”。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国的卫生部门说真话,媒体要如实报道。他们警告说,任何少报、缓报或瞒报的干部都将受到严肃处理。
    有关方面匆忙在4月20日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记者招待会本应由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主持。但两人都没有到场,代之出席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和他的一名助理。他公布说,北京的“非典”病例为346例而不是37例,比原先发布的数字高出8倍多。至于没有露面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新华社发表的一则简讯说明了原委:他们被免去了职务。
    分析家们都目瞪口呆。卫生部长曾在上海一所大学担任过高级职务,后调到了北京。而北京市长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星,上任才3个月。但是政府的合法性——说得重一些,是国家的稳定已经受到威胁,必须作出牺牲,胡和江作出了相同的决定。
    一夜之间,关于“非典”的报道充斥中国的新闻媒体,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尽管眼下报道的情况异常严峻,但出人意料的是,民众却比以前更加乐观。中国读者觉得自己了解到了“非典”的真相。
    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张文康和孟学农失职丢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文章中坦率地公开评价了对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处理:“为加强北京地区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确保首都大局的稳定,中央决定调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有人认为,公开发表上述言辞是“罕见、直率而又十分公开地承认失职行为”。
    虽然出现了一些乐观气氛,但死于“非典”的人数仍在增多。每一天都有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中国的首都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之中。学校停课了,学生被要求在家通过互联网自学。大学生被禁闭在校园里。有些医院实行了隔离,有的医院不接纳疑似患者。人们抢购商品,退守家中。还有人选择了逃离。这座常年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随着餐馆、剧院和迪斯科舞厅纷纷关门而陷入萧条。
    “我们不能怨天尤人,而应该奋起抗争。”温家宝总理说。为表示同舟共济,温在北京大学食堂与大学生共进午餐,还在医院向医务工作者鞠躬,对他们作出的牺牲表示感谢。 
    江泽民一直住在上海。4月底,他在会见印度国防部长时,首次针对“非典”发表公开讲话。他说:疾病“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我们已经就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
    江借与外国客人交谈之机,首次就防治“非典”发表了公开讲话,这比他直接表态所传递的信息更加委婉。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江命令解放军派遣1200名医务人员,支援北京抗击“非典”的斗争。
    “非典”虽然可怕,却促使新闻报道方面有所突破,它使中国更加自由和开放。最早的事件出现在5月2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的一艘潜艇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船员全部罹难。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军方的灾难,而且是在“五一”节期间,这种做法极不寻常。
    同一天,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向死难官兵的家属表示慰问,对这次“重大损失”表示痛心。他把遇难官兵称为“人民的好儿子,祖国的忠诚卫士”。江和胡锦涛接见了遇难官兵家属,这是自“非典”疫情爆发以来,两人首次同时露面。在每次中央军委会议的公开报道中,胡锦涛虽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都是以“副主席”的身份,按礼仪排在江泽民主席之后。
    另一个事件同样能够说明媒体的变化:有关部门决定通过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第一套节目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基本上不作删节的实况转播。这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时直播来自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原始素材,包括记者的现场报道,并提供同声传译。
    新华社的报道内容涵盖战场上的突发新闻和美伊双方的外交活动。面对一个有多种新闻来源的市场经济,新华社别无选择。如果它不报道真相或不保持相当的公正,就会失去观众。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行径、万人坑和极端的镇压手段都相继被曝光了。而在此之前,对一个反美的贸易伙伴是不会这样描述的。对美伊战争的报道是空前的,千百万中国人能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世界,在这以前是不可能的。
    4月20日,就是召开那场令人震惊的“非典”问题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还有一个显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信号。吴薇,一个”自信、健康”的年轻女性,在一次备受瞩目的选美大赛中,从全国20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中国小姐”的称号。所有主要报纸都图文并茂地对此进行了报道。
    4月中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意与美国在北京就其核武器计划进行会谈。中国也将全面参与谈判。这是对江泽民的外交才能的一种证明。江提出了一个保全双方面子的说法,那就是对话形式“并不重要”,这样双方都在立场上不作出让步的前提下轻松地进入协商。据一位发言人称,美国之所以作出妥协,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安排三边会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首轮会谈并未取得成果。在官方声明中,中国表示谈判促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寻找解决办法。
    会谈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朝鲜战争结束50多年之后,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地位发生了改变,已经从谈判桌上的一方转变成许多国际争端的公正仲裁者。其立场向世界表明,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敌人美国拥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但是,中国支持的并不是美国,而是世界和平。维护国内外的稳定是江政策的鲜明特征。
    江泽民为中国能够在解决这一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骄傲,但美方把出现的问题基本归咎于中方,又使他非常无奈。江在一次会谈中会突然改变话题,向美方提及此事。有人天真地回答说:“许多美国人认为朝鲜似乎是中国的‘属国’,因此,中国理应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江作出了本能的反应。
    “不是那么回事!”他大声说道,一脸严肃的表情,“我跟布什总统说过的。朝鲜在决策上是很独立的。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中朝是友好邻邦。”江最后沉吟着说:“世界上很多事情的确是非常复杂啊。”同样,江也会主动与来宾谈一谈自己对伊拉克问题的看法。在回顾了他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谈”和自开战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江承认说,美国的迅速取胜令他“震惊”。但他补充说,战争结束后发生的战斗“促使我修正了自己的想法”。江列举了上周美军的伤亡——“一架直升机被击落,16人丧生,另一架直升机上有6人丧生”。他总结说:“伊拉克问题不是那么快、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
    从这一点,江很自然地转到了他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基调上。“处理当今世界的问题,”江表示,“美国不能奉行单边主义。中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相信世界应该是多极的。多极化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除外交政策外,江忙于他目前担当的唯一职务——中央军委主席。他极其认真地履行着这一职务。每次会议他几乎都参加,这在以前他身兼数职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他集中精力推进军队改革,特别是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高科技能力。 
    4月底,全国正处于抗击“非典”战役的高潮,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了这次会议。掀起学习的新高潮,“就是要使全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会议还研究了“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并呼吁各地区、各部门不要忽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方面继续搞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做好‘非典’的防治工作”。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自己的远见,那就是中国绝不能陷入恐惧,自乱阵脚。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中国经济就此停滞不前,整个国家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更多的人会受到危害。
    令人刮目的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战胜了“非典”,经济恢复了活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江是在一场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内乱之后走上领导岗位的。而今天在其退休之时(虽然尚未全退),几场危机没有打垮政府,反而促进其发展。无数迹象表明,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2003年7月1日,在纪念建党82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主席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他希望发展江的观点而不是取而代之。胡年轻且更加务实,与时代精神更为合拍。胡喜欢到民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理解他们,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现代西方的政治竞选活动。胡锦涛把自己的国内事务看作是实实在在的和从不间断的工作,如扶贫、实行党内民主,他也继续支持江泽民制定的中国的远期目标和策略。
    胡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思路,叫做“科学发展观”,即改变过多依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可能会被高消耗的“形象”工程歪曲),更加注意“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发展。胡锦涛提出:“努力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胡锦涛的自信和尊严展示出一个受尊敬的大国形象。
    为了他退休后的新生活,江泽民拥有两套住宅,一是中南海内朴素的庭院,还有就是上海的住所。与往常一样,江每天游泳600米来锻炼身体,他说他可能准备游更长的距离。
    “一般说来,他们都可以按退休时的级别终身享受相应的待遇,”常驻北京的评论家龙安志说,“但是他们不能像美国领导人那样出来赚取巨额演讲费。”在中国,人们通常希望退休的领导人“安享晚年”,不要“公开发表声明或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不能发财致富。对于共产党的元老来说,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那样当一个职业名人,写书,演讲,在公司董事会任职,都是不合适的。
    但是“退休”后的江泽民,这个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领导中国走进一个夺人瞩目的新时代的人物,用不着通过演讲或是著书立说来保持自己的发言权。他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内,江泽民将会继续施加“相当的影晌”。
    江泽慧建议说:“我希望他把自己写的东西整理一下。我个人希望他能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考察科技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当然,他现在还是很忙,兴趣那么广泛,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时间。”
    江泽民现在无拘无束了。“现在我不再担任正式的党政职务,”他说,“我是无官一身轻。”
    但他对发号施令更为谨慎了。有一次,江让一位部长决定是否应该带某位外宾参观某地,那位部长把他的话当作指示。
    “我马上带他去。”部长回答说。
    “我不是这样说的,”江纠正他说,“我没有说某某先生应该去。我是说由你来决定某某先生是否应该去。”
    这位前任国家主席仍然在中南海富丽典雅的接待大厅接见外国政要——2003年6月来访的印度总理和法国国防部长,7月来访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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