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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区域，江泽民力求采取一种谨慎而克制的方法，限制滥用权力，如建立党政部门的例会制度，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同时使其受到严格的监控。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江认为其首要任务是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这是一件比允许部分人拥有全方位政治自由重要得多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江毫不愧疚地拒绝西方式民主，因为他坚信竞选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从而给13亿中国人民造成各种各样的创伤。这也正是许多中国同胞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为群众利益而保持稳定——江力求防止任何党内或政府内部的分歧、性格冲突或政治斗争被公开或泄露，保持团结一致的形象。但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限制并无恶感，还支持严惩犯罪。
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民主有一条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检验方式。如果某个国家一人一票自由选举最高领导人，它就是民主国家。西方人相信，中国的体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政府不是承认多党制和直接选举，变得民主起来，就是保持一党专政，继续独裁下去。
但如果看一下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婚姻、教育、思想、言论、收入与消费方式、短信内容——中国人今天拥有的个人自由几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在谈到江泽民当政时期时说：“中国没有搞政治多元化，但正在走向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他说，极富说服力的证据是“中国现在有7000种报纸、500家出版社、3000家电视台、2。5亿移动电话用户和7000万网民”。虽然中国对政治自由有某些限制，却向全体国民提供如此大量的信息和言论机会，这在同类国家中是罕见的。那些坚持将中国归入高压社会的人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与西方人相比毫不逊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全国数量庞大的人口终于可以免受饥饿、瘟疫、流离失所、文盲、大规模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灾难的侵害。这是邓小平的构想，却在江泽民任期内得以实现。而且，江的政府开始采用民主制度下的行为方式，如进行民意调查。
江泽民能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得更远一些吗？人们会认为这是可行的。然而，让几个外国人动动嘴皮子当然轻松，但真正在中国加速实现自由，又谈何容易？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那样：“我们十分擅长告诉别人该如何如何管理国家。那个国家越是古老，我们的态度就会越直率。”
江的政治框架是在国家发生风波时期形成的，是建立在社会迫切需要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他决策失误，他也总是会朝着社会稳定的方向去失误。这可能反映出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类似家长式的心态。可能是因为他洞晓中国的社会本质，因为他对中国的历史了然于胸，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有深切的体验。虽然江泽民反对在中国复制西方民主，但他执政期间所奉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无疑更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更能满足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需要。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主体制在任何时期、对任何国家都是最好的吗？如果公共政策当真由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有些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国家，将会对他们认定的敌人（包括美国在内）发起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攻击，而这对他们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中国，早产的民主将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到政治纷争上，为短期的政治自由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早产的民主也会在不同部门、团体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收入，长期来讲，就很可能削弱经济潜能，无法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化的利益。如果1989年中国实行了多党民主和新闻自由，那么人民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经济活力会发生逆转，民主的不足从此会抑制而不是推进中国的持续发展。（例如，在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下，腐败才会降至最低。）中国的新领导人必须计算出这一拐点何时出现（工程师是懂得拐点理论的）。
江泽民所塑造的共产党模式是一个生机勃勃、以行动为导向的先锋队组织，它受意识形态远大目标的激励，但不受其教条的束缚。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为己任。在中国的体制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寻求与8个规模较小的民主党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江模式的共产党还承担着确保国家统一，高举民族主义火炬的职责。江的“三个代表”思想保留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和最终目标， 但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现代化。
为使党获得新生，江泽民在党内倡导一种民主气氛，即“党内民主”， 使争论发生在党内而不是在不同党派之间。由于党内政见有所差异的人们各自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左右政策，推举人选，因此它们发挥着类似于多个政党的作用，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民主雏形。
外国分析人士不应过多贬损这些党内差异，而应设法理解它们的存在，只要保持合理的竞争关系，对中国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利的。一个政治体制下竞争缺失，跟人类的本性和社会学原理是相悖的，是绝对不正常的；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绝对独裁专制之下，而中国的制度并非如此。
冷溶副主任说：“在我们党内达成共识的程序跟美国制度下的程序并无二致。”两者都是广泛采纳多种不同意见，达成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接受的多数人的决议。“江泽民深谙此道。”冷说。当然，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党制，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公众是看不到的，但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
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同辈人中达成共识，而不是依靠过去的强制措施，而这些同辈人大多长期在中央政府中工作。冷溶说：“江泽民使党‘正常化’。”江泽民执政时，每一个人，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对重大事件了解得更多了，发表独立见解也更加自信了，在这样一个个人意见越来越多的环境中，只有善于达成共识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江的功绩之一就是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愿意退回到过去时期去。
“美国的民主也有自己的发展史。”郑必坚解释说。他在胡锦涛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任常务副校长。“别忘了，第一批移居美洲的人来自英格兰，而且美国有两百多年相对和平的时期来发展自己的制度。而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很多人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仅仅经历过封建制度、内战以及外来入侵和占领……”
“所以，正如江主席所言，给我们一些时间来发展我们的民主，”郑表示，“请理解我们的做法，我们需要反复试验，必须慢慢来。但是，正如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样，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
考虑到这种民主仅存于“党内”，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精英民主”国家，这些精英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农民、工人直到科学家和企业主。这些精英就是占中国人口总数5％的党员，他们之间的竞争决定了领导人的任免和政策的制订。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管理者基本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富有事业心的人。这种体制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这种体制不能也不应长此以往一直照这样存在下去；但它可能是解决中短期复杂局面和当前社会矛盾的最有利的制度。
事实证明，江泽民是一名斗士。江的事业是从一系列意外事件中起步的，他能熟练运用自己敏锐的政治本能，最终成为一位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领导人。江从众多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当中脱颖而出，这令批评家大感意外，他们本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性人物。尽管是意外就职，而且并没有野心，但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邓小平逝世后，江主席要保持政治稳定是不容易的事，”阎明复说，“国内外危机频发，他都能一一化解，我向他致敬。”
邓小平给江泽民提出了管理国家的四大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进改革；集中精力抓军队，确保“党指挥枪”；防右，更要防“左”；选用业务合格、政治可靠的人。
江泽民刚刚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对军队所知甚少。但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军队事务，争取军队的拥戴，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在提升军队高科技能力的同时，他削减军队数量；精简军队机构，提高作战能力，缩短反应时间；增强信息技术的实力，推动信息技术的普及；提拔更多掌握高科技的专业干部；建立广泛的教育和训练计划。但是，江最具胆识的决定当属他把军队从大量商业活动中分离出来。军队的商业活动使军队偏离了重要的国防工作，也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江曾数百次视察部队，对普通战士怀备至，在国防大学发表讲话，提拔对党忠心耿耿的高级军官。
江还是一位文化方面的斗士。他常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江告诫身边的人说，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为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的堡垒。他担心，如果西方文化吞噬了中国文化，那么中国的完整性将面临威胁。因此，江告诫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要保持自己的活力、品格和独立性，不要让西方流俗淹没了自己。他鼓励学生要通晓中国文学、艺艺、音乐、历史和哲学。就像他是一个自豪的政治爱国者一样，江还是一个热心的文化爱国者。
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江鼓励振兴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他本人也喜欢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演员和电影导演共度时光。在他看来，通过知识和文化来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是一项终身使命。
江热爱中国人民，他相信自己最懂得如何改善人民生活。他对人民的理想有自己的看法，并努力通过丰富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理想、传统的道德观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来实现人民的理想。如果再融入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声誉，这可能是中国曾经制订出的最为广阔的未来远景。
江泽民为塑造中国作出了贡献，同样中国也塑造了江泽民：他在日本入侵中国和内战时期形成的爱国主义；他受家庭熏陶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热爱；他广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和由此形成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学生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受到的政治历练；他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凡经历；以及他作为一名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所学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和他们那一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江泽民受到了振兴中华和复兴民族文化这种思想的驱使，”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说，“江经历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亲眼目睹了被压迫、受屈辱的中国所遭受的掠夺。事实上，他一直受到两大问题的困扰：第一，1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领先的技术，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如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二，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执政党最终都丧失了政权？这就是江为什么把自己的两个目标确定为振兴中华和实现党的现代化的原因。他相信，实现这两个目标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江非常痛心地意识到，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善于分析问题的江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华民族如此不堪一击。他总结了3条原因：政治腐朽，经济落后，科技薄弱。在成为领导人后，他决心改变这3种局面。这就是至少在中国公众的眼里，江泽民似乎过于迁就美国利益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知道，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
我们可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待江作为国内改革家所持的立场。江的改革政策，是以推行其核心信仰为目标的一种手段，且与文化和道德观念相一致。因此，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因为改革是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生活、使国家重新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唯一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对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改革，那么今天的中国看上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江泽民主席为什么支持古巴和朝鲜呢？古巴和朝鲜跟中国一样，追求共产主义的目标。对江泽民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尽管政策失误引发了晚近的诸多困窘。从中国主席的地缘战略的实用政治理念出发，支持这两个国家加强了中国的外交独立性，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分散了针对中国关键利益的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而且中国不应抛弃老朋友，也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抛弃老朋友。最后一点，经过数十年的宣传之后，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古巴和朝鲜已不分你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自然地迁移到这些国家身上。
中国的批评者认为他在美国问题上立场软弱。美国的批评者则说他操纵中国舆论诋毁美国。他们谁也不了解他始终不变的品格——他曾在日军侵华期间和“文革”时期亲眼目睹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但仍对未来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江为使中国重新崛起成为经济、文化上的世界大国而竭尽全力。
作为一名领导人，这位和蔼可亲、想当教授的人从来没有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赢得人们的无限敬畏。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的话一句顶一百句，江泽民的话一句就顶一句。”这句话或许意在贬江，但事实上却是在赞美他。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社会，不再仰仗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中国人对此应感到万分庆幸。
然而，江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已的印记并非易事；他没有简洁的豪言壮语可以用来塑造公众意识。毛泽东“统一中国并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他的远见卓识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邓小平“结束了政治斗争，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起来”。他的伟大业绩显而易见。但江面对的是贯彻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中所遇到的一切琐碎细节和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收入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调整，控制通胀，反击腐败，增加税收，重组国有企业，安置下岗工人——这些事情既不易得到理解，又无特别鼓舞人心可言。
在他担任总书记的头几年，有人称江为“风向标”。据批评家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随着最轻微的政治气流而改变方向”。所有政治家都必须容忍别人对自己的嘲笑，但这些讥讽被证明都是肤浅的。另外一种解释更加贴近事实：江的行动印证了他的核心信仰的坚定和政治上的精明。江具有“精明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使自己得到各方接受”并“避开意识形态斗争”的天赋，表现出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实用性”。“当然，事实证明，”李洁明说，“他是一个善于达成共识的人，一个善于左右局势的人。”
但1997年以后，也就是接替邓小平、香港回归、改革步伐加快以及访问美国之后，人们又是怎样称呼江泽民的呢？1998年特大洪水和禁止军队经商以后呢？1999年取缔“法轮功”、中国使馆被炸、加入世贸、台湾抛出“两国论”、“三讲”教育以后呢？2000年西部大开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以后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申奥成功、“9·11”事件和反恐斗争以后呢？2002年江保持与新常委的密切关系，“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成为新一代“主要代表”之后呢？
经历了这些形形色色的重大事件后，人们对江泽民又有些什么样的称呼呢？批评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会对江泽民作出各种各样的评论，但他们不会再用“风向标”之类来影射他了。
有时，江泽民说话幽默，喜欢当众引吭高歌，但是事实证明，他的每一点功绩都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堪与毛和邓的功绩相提并论。泰伟斯教授说，江泽民“所处的执政环境比他的前任（毛和邓）要复杂得多，他不拥有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权威”。泰伟斯指出“江的角色的复杂性”可以“用西方企业的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大企业各项工作的总经理……他（江）应被看作今日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即CEO，这样最合适不过了”。从结果来看，江独特的领导方式，以机敏的说服和审慎的行动见长，这正是处于探索时期又强烈希望强大起来的中国所必需的。
虽然有人经常批评他过于迁就美国利益，在争取中国的国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