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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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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本是对胡兰成的文采颇为欣赏的,但对胡的学说却颇不以为然,读过《山河岁月》后他说:“这种感觉,当作一种爱国情绪来欣赏,也许是动人的,可是当作一种知性的认识来宣扬,则容易误人。”这算是客气的。江弱水说读胡兰成的文章感觉好比饱享美食的同时也吞下了苍蝇:“那佳妙的文字中掺杂了太多极糊涂极混账的观念,与知堂文章两样。”我有同感。
  柏桦文中说:“他是人文双修,尤其是人生,没有这个基础何来其文,而文不必与道德混同。说到底,人与文又岂能分别?犹如鱼与水怎能分别?或舞与舞者怎能分别?胡兰成是一个深切懂得此生有涯的诗人,一个分分秒秒都在挽留光景的诗人,一个天生的与其他所有当时的诗人大不同的诗人。”先不说结论如何之荒谬,仅仅读了胡的三分之二本书,就敢下此结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敢于下结论的不仅是柏桦,胡兰成更有甚之。他自信满满,顾盼自雄,有时让人觉得他自恋得不仅可厌,甚至可憎。在给唐君毅的信中他说:“《今生今世》一书,不堪入有学问者之目,惟众人之无学问而但识字者读之偶有喜爱,这就可以了。虽然,此书终当不朽。”在《遂志赋》中的一段话更是夸张得有点不靠谱:“……倘使今时没有我来阐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礼乐之学,恐将再过五百年乃至千年尚无人来做这个。孔子之后有孟子,此后两千年来无人能及,而惟国父孙先生提出知难行易说,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与他的革命。孙先生死后于今五十余年,文化界人连没有能力去懂得。”他对自己的评价之高令人匪夷所思。这难免让人心生疑问:“他是当真的?”他的确是当真的,只是这种奇怪的自信有点让人纳闷。
  胡兰成的才情是有的,也颇有些自我期许,但他所受的教育实在有限,严格的学术训练更是缺乏。他自述说:“……我的读书不用辞典,不靠解释,如婴儿学语,乃是无师而悟。我读当代的书有我的单纯,《礼记》里太庙俎豆用醴酒,乐器用简单的琴弦,我的学问的体质原来也是如此的。”正是因为他的学问是“以婴儿的感知力,不藉什么方法而直接去学得”的,所以才导致“我倒是听听人家的,但是人家不听我的”。
  与很多五四时期的文化人物相比,胡兰成的求学经历实在不算堂皇。1906年,胡兰成生于浙江嵊县乡下,七兄弟中排行第六,自幼生活窘迫。其父为一收购茶叶的小生意人,为人糊涂,“笔下文理清顺,偶弄管弦”。母亲贫穷安分,颇有担当。他在乡村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十三岁时考过芝山小学,后来念绍兴第五师范高小。十四岁时,高小毕业,进入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一学期,因学生风潮回到胡村。十五岁时,跟表哥吴雪帆进杭州蕙兰中学,在蕙兰中学读到四年级,因编辑校刊得罪校务主任方同源,被学校开除。二十岁,父亲去世,胡娶玉凤为妻,婚后在胡村小学教书。二十一岁到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三个月后被开除。当年九月,进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见到周作人、陈垣、郭云观、梅兰芳、卿汝楫等。燕大期间,偶去旁听课程,他自己说“只是去望了望大学的门墙,没有资格沾得一点学问的流派”倒是实话。一年后便回乡赋闲,正式的求学经历到此为止。有论者认为,胡兰成的种种令人生憎生厌处,正反映出他这个自学成才者的扭曲心态:“他完全搞不清各种思想之间的主流与边缘之别,只是庄户人家的一个聪明后生,用了功,出来闯天下。其异于常人的性格中,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他的心态,是根本不入二十世纪的典型的幕客心态,近于战国纵横之士,是谈不上什么气节的。”
  胡兰成对于做学问,注重“具体的方面的亲切体验”,注重当下直观,直见性命,尤为排斥抽象的论证和逻辑思辨。他曾与当时任教于香港新亚书院的学院派领袖唐君毅书信往还,两人多有交锋。对于学术的繁难之说,唐君毅认为“极简易者未尝不建基于至繁难”,“人有大慧,亦可一见至简即更不生疑,然此只可以自悟,不可立论以教人”,“立论教人则不能不经历曲折,尽其繁杂,于是乃有学术”。胡对于学院一派学问颇不以为然,他倒从张爱玲处顿悟出另一套方法:“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体系这样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如此一来,严密的文章体系被他摒弃,繁难的逻辑论证亦不再重要,他开始主张直见性命,主张诗性感应,“可比京戏,我是上戏台上演唱的,而新亚教学生得实在背后化妆,背台词,分派生旦净丑等角色,到底亦不曾到得前台演唱……我以为说圣贤之学不如说学圣贤,稍稍从学问解散如何呢?”他这一解散,便彻底没了骨架,没了逻辑,也没了规范,犹如昔日之清谈者与禅宗之徒,虽刊落枝叶而归于简易,但到底是一种当下的抽搐或顿悟。唐君毅认为,你见解虽高,但也要让人知道,即使在最低限度上,“让原该属于不可说的成为可说的”,这是一种去魅;而胡兰成的路径则相反,他采取的是自我神秘化,并在此基础上成为超脱者。唐君毅是一味的苦磨,胡兰成则是一味的洒脱。与其说他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才子。“这正是胡兰成超越世间法则的机密,也是他高明的自我辩护术的枢纽。相对于胡兰成当下审美抽搐的启示时间(闲),唐君毅之教的选择的时间性则是连续的世俗时间,渐教的苦磨(忙)”(黄锦树语)。
  即如“格物”一说,《大学》里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唐君毅是“以亲敬心格物也”,“此处正须以菩萨心肠,金刚手腕,自树学问之规模,自严学术之阵地,方可望有以立于今之世,以续绝学于当今”。胡氏格物,几乎无事不格,“弟以为文明首在于格物。格物之义,似甚难说明,然若以获物与制物喻之,则可明白矣。最低的阶级是获物,例如禽鱼鸟兽的捕获或采获食物。及至人类,则由获物而进于制物,制作器物而用之的制物。自石器时代人的始知发明火与制造工具,乃至今天的能制作人工卫星,虽程度相去甚远了,但皆不出于制物的阶段。一切逻辑、方法论等等,亦皆只是属于制物的领域。而最高的阶段则是格物,与物相亲相忘。如此,俎豆乃可以为礼,钟鼓乃可为乐。格物非以制物的方法所可求得者,是故,获物是禽兽的阶段,制物才是人类的阶段,但亦未即跳出无明。格物才是文明。是故西洋的哲学与孔孟的圣贤之学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西洋的宗教是其制格的游离脱幅,而未能到得格物。”“王阳明格物,格亭前的竹子,我今却是格忧患。”在他这一格之下,西洋的一切自是黯淡没有前程,因其不谙格物之道;胡氏格物乃是直见性命的感发式心灵触动,“万事皆可作审美式观照”,一拍脑门,顿时成悟,周遭之“物”在此一“格”之下,可以“恩怨相忘与利害相忘”。如他在杭州读书时,曾借住斯家,“其后大约过了半年,我又出来杭州,仍住在斯家为客,这路费也只有我的厚脸皮,可是来得个自然,斯伯母亦毫无芥蒂,相敬重如故。梁元帝采莲赋:‘畏倾船而谊笑,恐沾裳而敛裙。’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他这一拍脑门,转得也着实叫快,悔恨、负疚、感恩之类的沉重的话题已转而为“倾侧摇荡”的超拔与美感了。他格物的方式虽则优雅,但本质上却是不仁的,与儒家的亲敬观相去甚远。他不仅仅是拿来格“忧患”,还用来格“人”,格“是非”,“马一浮诗:‘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我写《今世今世》,虽乱世的人与物亦如在仙境佛地,此是格物的真本领。我不以他人的批评来高低我的书的地位,倒是他对我的书的批评如何而看出他这人的程度与真实道德”。有如此开脱顿悟的本事,也就不难理解这个登徒子对待女人的态度了,更不难理解这个小汉奸几无愧疚之心了。
  对于胡的书,除他自己外,叫好者实在寥寥。胡说,《山河岁月》一书,“牟宗三、唐君毅皆喜欢,并介绍给自己的学生”。他还说钱穆讲学时被坍塌的天花板压伤了,读了《山河岁月》,“觉得我们的民族尚如此有希望,毛病都为之好”云云。有一次,钱穆到日本,胡与之见面,提及《山河岁月》,钱只是说:“你的书我内人在读。”此外不再提及。读完《今生今世》,唐君毅开他的玩笑:“不知者读之,只是羡慕你老婆多。”胡也心有戚戚焉,“世俗之人,但能读之不生厌倦,此即其中必有知之者了”。然则心又“怅然”,“觉今时解人寥寥”。他有一幅字,书曰:“平生知己乃在敌人与妇人。”乃夫子自道。
  才子风流向来被传为佳话,但到胡兰成这里却让人觉得恶心,亦舒说胡兰成“下作”、“不上路”、“完全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不无道理。胡氏自言,他是个“不宜家室”的人。“世上人家惟是深稳,但是亦是要有像霍去病樊梨花林黛玉这样不宜家室,看来像离经叛道的人,才深稳里还有风光泼辣”。有了这种认识,四处留情、“永结无情契”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先是在杭州读书时,胡兰成住同学斯家一年,对人家十六岁的小妹雅珊起了坏心思,直到斯少爷写信来要他离开,他“只觉得自己真是不好”,但旋即又“别有豁然”。后来娶了玉凤,他也知道一夫一妇本是人伦之正,但依然“无心发花花满枝”,在南京与张爱玲,在武汉办报时与护士小周,在温州逃亡时与范秀美和后来的一枝、佘爱珍、应小姐,一路走来一路情。胡氏对其庶母亦是自小留恋,其妻玉凤病重,他到庶母家里借药钱,先是遭回绝,胡兰成竟“赌气与撒娇的”掉头便走,想了半日,又不以为意的回转来一住三日,像个无事人,直到家人来报玉凤死讯,方才拿了钱去买棺木。胡兰成是浪子本色,对女人是绝少留恋与牵挂的,连鳄鱼的眼泪都少有。在温州,他给张爱玲写信,信中说“邻妇有时来我灯下坐语”,他根本就不屑于隐瞒,一则他一生猎艳无数,受挫极少,每每“奢侈成了习惯”;再则,他有浪子情怀,即使失去了女人,亦“如花开水流两无情,我这相思只是志气不坠”,重新回到天地之初,“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像个无事人了。更要紧的是,他那一套格物的本事,他那一套自我升华的本事,使他对人对事愈发冷静无心起来。他将格物化为审美的绝技和逃遁术,将自己从容地从现实里抽拔而出,自以为摆脱了人世的诸般牵拌,“当下解脱”。他对女人,亦是格物,如此一来,女人便只是一个隐喻或象征,“成了可感觉而超感觉的物”。于是用情只是一时,爱与不爱都成当然,并且仅让它停留于审美的表象,自我超脱起来易如反掌,悔改亦只是一瞬间,“不知如何,当下就又洒然”了。张爱玲千里迢迢前往温州探视,当知悉自己的男人到处留情后,终于看清了浪子本色,临行涕泣伫立船舷久之,吐出“我将只是萎谢了”的伤心之言,其实是绝望了。而胡兰成对此的反应不过是“我与爱玲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哀愁”。刻意经营出一种超脱世俗、不滞于物的洒脱形象,而把张爱玲变成他的被格之物,爱与哀愁已然与己无涉,还颇有些洋洋自得。其实无论怎样的洒脱,怎样的狡狯,到底还是一个无情,还是一个不仁、不义、不敬、不亲。
  这样一个机关算尽、搬弄聪明、不敢负责的人,你说他“人文双修”,难道不觉得牵强?这样一个把祖国的日月山河描述得如此美妙入神的人,最终却背叛了自己的国家,爱国却爱到了反面,还要为人世制礼乐,难道不觉得好笑?这样一个将每桩感情都搞得轰轰烈烈、如临水照花人般亲诣的才子,最终不过是个最无情的浪子,难道仅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之类的“顿悟”就能开脱?这个浪荡子自以为参透了宇宙人生,最终却在真实的生活中一败涂地;自以为优雅通透,最终却是不仁,披着温柔才子的面纱在现实生活中荒谬地杀戮和伤人。
  看过胡兰成,再来读柏桦的文章,其鄙陋之处已历历在目。说什么“他从不为悲苦所扰,要么化苦为美,要么就享受有限的人生,即便遇到大祸大难,他也持以温润从容的态度”。说什么“但陡地一着妙手回春,翻转过来,以举重若轻之口气下大慨叹,慨叹之大,动辄盛世江山,有气派,又笃定,而且还十分落实熨帖”。说什么“这一写法换一般文人来写必无气无息,只能滥调,但胡兰成就用得飘逸踏实,婉转顺手。真是文如其人,一看便知这世间只有他一人懂得生命流逝的秘密气息”。还说什么“杨键与胡兰成是相通的,二人都不扭捏造作,更不会用翻译体去折磨汉语”。其实都是摸象之言,也是一拍脑门的顿悟式论文。他是不为悲苦所扰,因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是感慨下得大,因为他以此作金蝉脱壳之计;他是文如其人,但肯定不止他一人懂得生命流逝的秘密气息;他是不会用翻译体去折磨汉语,但他会用别的方式去折磨汉语;说他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只能说柏老师阅人少矣;说他是“中国民间之美”,其实他只是个浪荡子,是情非情,儒家谓之“不仁”。
  另外谈杨键的文字,结论亦是下得大胆而惊人。说杨的诗“在和平之中注入道德、良心和责任担当的强力”,与屈子、杜子美、龚自珍、吴梅村好有一比,如此比附实在是精神错乱;说他扛起了“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苦难”,口气之大实在惊人;说《暮晚》是“一部当代杰出的汉语诗歌总集”,我只知道能担当“诗歌总集”者惟《诗经》而已。
  柏桦是我尊敬的汉语诗人,我实在不想冒犯他,只是恰巧刚读过胡兰成,有些想法过于强烈,因此形诸笔端,多有得罪。我知道柏老师已是驻校作家,大学教授,要完成些科研任务,随手为文,未及深思,也是有的。只是以柏老师之水准、之品位、之声誉,似不好随意拼贴为文,更不好犯“夸人没边”之时下大弊。

  雅志难违还是君命难违

  
  ——说唐玄宗《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
  ? 任晓勇
  一
  北宋学者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卷四十《诸王·王妃入道》类收录了一篇文章(仅此一篇),题为《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在清人所编《全唐文》里它属于唐元(玄)宗名下。
  翻检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可知,寿王是指唐玄宗第十八子李瑁;其妃是指杨玉环,也就是后来成为玄宗贵妃的那个著名的美女。
  李瑁是由武惠妃所生,大约出生于开元九年(720年)。杨玉环是蜀州司户杨玄琰之女,出生于开元八年(719年),父亲早亡,从蜀中被送到东都洛阳,过继给叔父——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一说杨玄珪)抚养。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736年2月10日),杨玉环被册封为寿王妃,当时李瑁约十五岁,杨玉环十六岁。从此这对少年夫妇作为最上流的社会成员开始了新的生活,享受着大唐帝国鼎盛时期的荣华富贵。但是,五年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杨玉环出家,被度为女道士。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此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初二(741年1月23日)。于是就有了《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这篇文章,并且留存千载。
  文章属于“圣旨”一类,实际是由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执笔,不过是“代圣人立言”而已。从时间上推测,可能出自中书舍人、诏诰名家孙逖之手。官样文章,难称杰构,但与历史名人有关,其内容不仅关涉当事人命运转折,而且又耐人咀嚼,所以姑且名之曰另类奇文。原文如下:
  圣人用心,方悟真宰。妇女勤道,自昔罕闻。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此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
  为便于理解,笔者今译如下:
  先祖老子潜心思索,才终于领悟了天地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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